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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与诸子: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

【摘要】:[31]他在《文集》中提出,周、汉时有汇集古代诸家著述各成一书的作家,纂辑文集的习惯就是由此演变而成的。古代诸子的著作与后世的文集,都在文章升降之交、道术衰没的类似阶段诞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32]: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文集使“文”脱离“行”——即脱离赋予作者的文字以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环境,包括传记的与学术的。在史学中,事实不因其意义而受珍视;在文章中,文章不因其内容与动机而受重视。

章对文学本质演变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古代文学价值的标准,使他能用之来批评文集。他在此处的埋怨与他在《校仇通义》中的埋怨相似。专家之义依其内容而定,文集则不然;专家被并吞,由是文集之体兴起:

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28]

文集中除专家的文章之外,莫不属于诗教。如果此言确实,则此传统除诗之外也包含散文。的确,这一区别失去了重要性。表达情志并不一定要用声韵,声韵也不一定表明一篇作品属于诗的传统。章举经典时期与后世的韵文为例,因其不表达情志,所以不源自《诗经》。“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这又是章的奇异构造理论中的另一相当诡异的思想。[29]

这些关于诗的见解,使章进一步讨论了“赋”——似乎经常不易分清是诗是文的一种体裁。他发现赋体自诗发展而来,尽管赋时常无韵。但是,以赋体写成的东西有时属于他类:例如《事类赋》及其流衍,乃是以一种易于记忆的方式写成的文字性知识的汇集(在别的地方章认为音韵的作用,以及文艺本身的作用,原本在于帮助记忆)。此外,恰当地说,赋具有古时诸家著述的某些性格:其中具有宗旨,而非后世诗赋的拘于“文而无其质”;它们可依其内容而辨其流别,刘歆也因而将赋分为类别。这种见解使章得以反对刘知几。将赋摒于正史列传之外是一种错误,例如汉廷之赋,对其时代思想的表现与董仲舒呈给武帝的对策是一样有价值的。[30]

章发现论文拘于形貌的弊病在文集中最盛,不论是文选或是单人的作品集都是如此。我们知道,古代诸子的文章最初是散篇流传,而没有会编成集,尽管他们个人的或是一家的文章在思想和内容上紧密相关。所以,仅仅根据外貌,而没有仔细分析内容,就将文集中体制非一、命意各殊的文章加以分类,岂不更加危险?章以对《文选》的一个长而且极为苛刻的批评来结束他的文学评价理论:《文选》是辞章的圭臬、集部的准绳,却是章所攻击的拘于形式的范例。他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其分类的矛盾与肤浅。(www.chuimin.cn)

在《诗教》的结尾,章说另有专章论述这些问题。因《文史通义》中有一篇《文集》,且在《诗教》之旁亦提及此文之名,所以它可能是作于1783年的文章之一。[31]他在《文集》中提出,周、汉时有汇集古代诸家著述各成一书的作家,纂辑文集的习惯就是由此演变而成的。古代诸子的著作与后世的文集,都在文章升降之交、道术衰没的类似阶段诞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32]: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然于诸家之书中,论题与传统共通作为各家著述分类的依据原则;而非以作者为依据,因为这些书不止包含其一家中之一人的文章。有些如《韩非子》,其中包含有韩非子生平事迹的篇章,不可能是他本人所撰。这些篇章因其人之“行”,而显示其“言”的来源。[33]

此种古代诸家著述的概念,令章想及文集的错误所在,即将文章作为价值本身来处理。文集使“文”脱离“行”——即脱离赋予作者的文字以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环境,包括传记的与学术的。它根据文章的偶然特征而将它们任意归类,因而使文学世界认为一篇文章的本质无关紧要。现代的文集具有章所反对的在学术中(尤其是在史学中的)同样的重编纂而不重内容意义及解释的倾向。在史学中,事实不因其意义而受珍视;在文章中,文章不因其内容与动机而受重视。因此章后来解释说,他要在文集中加入作者的生平事迹,对于受他影响以及批评他的人(或许还有他们的文章)也要有一番叙述。章似乎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作者,将可在其文章中产生章学诚在古代诸家著述中见到的品质。然后,这些品质将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学术与文章价值。

章追慕诸子时代的文章,他的性情也近似于他们,尤其近似于韩非子。他有韩非子组织思想的能力,愿意就思想作彻底地、毫不妥协地讨论,以期得到坚实的结论。他隐藏了对法家的同情。在1789年的《匡谬》一文中,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韩非的诚实。韩非绌儒,但他既然是个法家,这有什么不妥呢?章学诚追慕其思想的深刻及其体裁的华美。他说,后世的文士可慕其“文”而非其“人”,即追慕其思想的实质。章以为汉代的王充追随韩非子,本人是个儒者却随着他攻击儒者,就未免太过了。[34]

这话有点难以理解。章的基本文学原理是:好文章是有修养的高尚心灵的产物。他与韩愈(及孟子)都相信好人可以成为好作家,恶人则不能。章本该拒绝韩非的华美文体,视之为虚伪;倘若他办不到,也应该坚持(如他在《诗教》中所说)其中必有“道”在。在此例中,他用这个批评原则所发生的困难,或许正表明这一原则是错的。但也可能(我将在以下指出)是章未能想清楚“质”与“文”的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