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和州志》的结构是以正史为范型的。章学诚的《艺文书》在和州有影响的作家的著作的范围内承袭了这一系统。《艺文书》由一篇序文开始,至今尚存的只有这篇序文和《六艺类》的一部分。《和州志》包含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在“传”中有一个关于早期和州志和史家的部分。这一卷的剩余部分提出了更为技术性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如“互著”等,已经在《和州志》中提及,但其中也有一些相当新颖且令人惊异的内容。......
2023-11-20
章对文学本质演变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古代文学价值的标准,使他能用之来批评文集。他在此处的埋怨与他在《校仇通义》中的埋怨相似。专家之义依其内容而定,文集则不然;专家被并吞,由是文集之体兴起:
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28]
文集中除专家的文章之外,莫不属于诗教。如果此言确实,则此传统除诗之外也包含散文。的确,这一区别失去了重要性。表达情志并不一定要用声韵,声韵也不一定表明一篇作品属于诗的传统。章举经典时期与后世的韵文为例,因其不表达情志,所以不源自《诗经》。“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这又是章的奇异构造理论中的另一相当诡异的思想。[29]
这些关于诗的见解,使章进一步讨论了“赋”——似乎经常不易分清是诗是文的一种体裁。他发现赋体自诗发展而来,尽管赋时常无韵。但是,以赋体写成的东西有时属于他类:例如《事类赋》及其流衍,乃是以一种易于记忆的方式写成的文字性知识的汇集(在别的地方章认为音韵的作用,以及文艺本身的作用,原本在于帮助记忆)。此外,恰当地说,赋具有古时诸家著述的某些性格:其中具有宗旨,而非后世诗赋的拘于“文而无其质”;它们可依其内容而辨其流别,刘歆也因而将赋分为类别。这种见解使章得以反对刘知几。将赋摒于正史列传之外是一种错误,例如汉廷之赋,对其时代思想的表现与董仲舒呈给武帝的对策是一样有价值的。[30]
章发现论文拘于形貌的弊病在文集中最盛,不论是文选或是单人的作品集都是如此。我们知道,古代诸子的文章最初是散篇流传,而没有会编成集,尽管他们个人的或是一家的文章在思想和内容上紧密相关。所以,仅仅根据外貌,而没有仔细分析内容,就将文集中体制非一、命意各殊的文章加以分类,岂不更加危险?章以对《文选》的一个长而且极为苛刻的批评来结束他的文学评价理论:《文选》是辞章的圭臬、集部的准绳,却是章所攻击的拘于形式的范例。他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其分类的矛盾与肤浅。(www.chuimin.cn)
在《诗教》的结尾,章说另有专章论述这些问题。因《文史通义》中有一篇《文集》,且在《诗教》之旁亦提及此文之名,所以它可能是作于1783年的文章之一。[31]他在《文集》中提出,周、汉时有汇集古代诸家著述各成一书的作家,纂辑文集的习惯就是由此演变而成的。古代诸子的著作与后世的文集,都在文章升降之交、道术衰没的类似阶段诞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32]: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然于诸家之书中,论题与传统共通作为各家著述分类的依据原则;而非以作者为依据,因为这些书不止包含其一家中之一人的文章。有些如《韩非子》,其中包含有韩非子生平事迹的篇章,不可能是他本人所撰。这些篇章因其人之“行”,而显示其“言”的来源。[33]
此种古代诸家著述的概念,令章想及文集的错误所在,即将文章作为价值本身来处理。文集使“文”脱离“行”——即脱离赋予作者的文字以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环境,包括传记的与学术的。它根据文章的偶然特征而将它们任意归类,因而使文学世界认为一篇文章的本质无关紧要。现代的文集具有章所反对的在学术中(尤其是在史学中的)同样的重编纂而不重内容意义及解释的倾向。在史学中,事实不因其意义而受珍视;在文章中,文章不因其内容与动机而受重视。因此章后来解释说,他要在文集中加入作者的生平事迹,对于受他影响以及批评他的人(或许还有他们的文章)也要有一番叙述。章似乎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作者,将可在其文章中产生章学诚在古代诸家著述中见到的品质。然后,这些品质将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学术与文章价值。
章追慕诸子时代的文章,他的性情也近似于他们,尤其近似于韩非子。他有韩非子组织思想的能力,愿意就思想作彻底地、毫不妥协地讨论,以期得到坚实的结论。他隐藏了对法家的同情。在1789年的《匡谬》一文中,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韩非的诚实。韩非绌儒,但他既然是个法家,这有什么不妥呢?章学诚追慕其思想的深刻及其体裁的华美。他说,后世的文士可慕其“文”而非其“人”,即追慕其思想的实质。章以为汉代的王充追随韩非子,本人是个儒者却随着他攻击儒者,就未免太过了。[34]
这话有点难以理解。章的基本文学原理是:好文章是有修养的高尚心灵的产物。他与韩愈(及孟子)都相信好人可以成为好作家,恶人则不能。章本该拒绝韩非的华美文体,视之为虚伪;倘若他办不到,也应该坚持(如他在《诗教》中所说)其中必有“道”在。在此例中,他用这个批评原则所发生的困难,或许正表明这一原则是错的。但也可能(我将在以下指出)是章未能想清楚“质”与“文”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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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和州志》的结构是以正史为范型的。章学诚的《艺文书》在和州有影响的作家的著作的范围内承袭了这一系统。《艺文书》由一篇序文开始,至今尚存的只有这篇序文和《六艺类》的一部分。《和州志》包含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在“传”中有一个关于早期和州志和史家的部分。这一卷的剩余部分提出了更为技术性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如“互著”等,已经在《和州志》中提及,但其中也有一些相当新颖且令人惊异的内容。......
2023-11-20
章学诚与这两个事件都有关联。在朱筠和他的小圈子到达太平以后,他们又发现了其他朋友;当地的地方长官是沈业富,在章学诚第三次应举失利后任副考的沈业富便对他以朋友相待。与章学诚相比,他沉默寡言、谨慎甚至有些迟钝,而章学诚则总是任由各种奇异的想法涌入他的心中。以《廿二史考异》闻名的钱大昕,比章学诚长十岁,此时是翰林院校阅。章很可能读过并且记得《旧唐书》中有关刘知几等史家的传记,这......
2023-11-20
[35]在该文的第三部分,章主张象征的表现是《易经》的精髓。自然之象难以了解,但章在此可能旨在区别语意学上的符号与象征。《易经》包含自然与营构之象,虽然它主要是启开实在世界的“象征”层面的一把钥匙。因为人心营构之象需要依赖自然,所以章才主张:所有象征的文章和思想,在起源上都与易的传统相关,他在种种古代文学中都发现了这一传统的痕迹。......
2023-11-20
无疑,这的确是此书的内容,但它同时也以严谨和系统的形式表现了章学诚关于历史哲学、文学和学术批评的最基本的主题。就它在此时业已展开而言,这本书是章学诚学术地位的一个基本的体现。这部书起初是四卷而非现在的三卷,而且在关于郑樵的《通志》一卷的后面标出的题名是“校仇略”。最后,我将处理章学诚在《校仇通义》中提出的两个重要建议并讨论它们的重要性。......
2023-11-20
但章学诚对于历史形式的沉迷部分是出于焦虑的结果。而章学诚在坚持真正的史家应该以他认为最佳的方式组织材料时,并非无视传统。也许我们对章学诚在历史写作形式上的兴趣说得足够多了,很清楚,它不会给我们检讨他的建议对历史科学的可能贡献带来益处。对于章学诚来说,使地方志变得令人尊敬的显见的方式就是让它依附于整个朝代或政府的历史的声望。......
2023-11-20
他坚持认为道本身必须与它在历史中的“形式”区别开来,而离开这些“形式”,人们又无从认识道。其结果是,章学诚对人类的道德秩序有着本质上是宗教的敬畏,而与此同时他又将它完全视为自然的、逐渐展开的。......
2023-11-20
从1777年到1788年,章学诚前后谋到了五个书院的职位,其中前四个在直隶,最后一个在河南。章学诚的“书”部同样是非传统的。整个《文史通义》的草稿都丢失了,一同丢失的还有《校仇通义》的第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张当时是直隶肥乡县主事,他聘章为肥乡清漳书院的主讲。随后的一年,在经历了谋职上的更多失败以后,章学诚受聘主讲直隶永平县的敬胜书院。......
2023-11-20
在前面,我一直在追寻章学诚的思想,甚至超越了那个仍能被描绘为一个体系的点,现在我必须检讨一下由它产生的某些遗留问题。值得赞扬的是,章学诚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着手解决。第一个问题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75]在原创性的洞见与正统的、传统的观点之间的关系中,章学诚看到了另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在《习固》一文中,章学诚正视了这一问题。......
202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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