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研究：揭示《诗经》传统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某些基本方面像《诗经》的任何东西，必然在那些方面属于它的传统。在这种奇怪的意义上，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章（文），从其优美的表现即文艺方面看，都可以归入《诗经》的传统。[21]章学诚下面要做的，必定是去证明后世的文章也出自《诗经》的传统。个人情志的表达现在涌现在章的思想中，成为《诗经》传统的另一面，与其文学美的一面同等重要。

章有好几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相关思想，以为经书以后的文章皆源出六经。这些论六经之“教”的文章列于现存《文史通义》的卷首。^[17]第二篇《诗教》写于1783年，它是章认为历史性的文章分析应该怎样做的最佳范例之一。但是章的讨论是迂回的，以中国学术的传统姿态出现，我们得牢记它并不是写给西方人读的。他有意在开始说一套颇为隐晦难解的纲要：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18]

章想要检讨战国时期（公元前402—前221年）的文章，及说明三件事：第一，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第二，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第三，战国之文又多出于“诗教”。这一历史分析的批评目的，与《校仇通义》所欲达到的目的相同：

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19]

在此，必须注意章的哲学语汇在语意上的极端不稳定性。章的语汇中（也是在许多中国文学理论家的文章中）最麻烦的字之一是“文”——“文章”或“文辞”。上引文本的全部要点都基于这一字汇兼具二义的特点：通常意义的“文章”，和作为“道”之有形表现的秘教意义的“文章”。“文”就是文化本身（“周衰文弊”），它是与实质（质）相对的艺术（文）。它是宇宙中（或一时代的历史中）的装饰或高雅的形上学原理，与质朴（又是“质”）的原理相对。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看出，何以中国的文人把对自己和他的艺术看得如此珍重，把他的手和笔看做“倾吐”道于纸上的工具。因为它，宇宙的精华带上了美丽的外形；由于它，文明得以进步或衰退。

章继续说：当我们了解了道包括一切真理和价值，又了解经典的教诲完全地表达了这一真理与价值，我们就会看出战国的文学源出六经。因此，章论辩道，在诸子的文章中，任何有价值的事必然包含在经典的教诲中，尽管古代诸子自己并不知道。例如，老子之注意阴与阳、庄子之使用寓言假象，二者都在《易经》的传统中；申不害与韩非子以赏罚为中心的思想，因此得教于《春秋》。^[20]

章用这种人们已熟悉的本质主义主张来说明文章源出《诗经》。在某些基本方面像《诗经》的任何东西，必然在那些方面属于它的传统。章的思想在部分地是一连串不征引证据的结论，因“文”字之不稳定语意之助而产生：《诗经》传统的一面，就是将作者的话作优雅而美丽的表达。在经典时代里，当所有政治社会和世界的知识都包括在《周官》里的时候，知识不需要有意识的艺术表现，因为“古之文质合于一”。但由于周末文化（文）的衰弊，承袭此传统各片段的诸家乃有必要“文”其知识，以求获得人们的接受。在这种奇怪的意义上，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章（文），从其优美的表现即文艺方面看，都可以归入《诗经》的传统。^[21](www.chuimin.cn)

章学诚下面要做的，必定是去证明后世的文章也出自《诗经》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它无疑顺承章的流别（家）概念：《诗经》是艺术的著作，所以所有艺术性的著作都源自《诗经》。然而，章对这个题目的讨论尚不止于此。他说，首先考虑发现于《文选》等文集里的文章（章学诚，与可能所有人都假定《诗经》是那种文集的始祖），其次再将这些文章中属于其他范式的部分除去不计，其余的便都是艺术性的文章（辞章）了。章接着主张，周代末年的文章中已经预示出这类文章的所有“文体”。^[22]章所谓的“文体”和我们所想的不同。两篇文章或许其形态相当不同——其一或许是篇议论文，另一为哲学上的对话——然而章将认为它们的文体相同，如果（比方说）二者的情节皆主要取自历史上的范例。^[23]

章在《校仇通义》中略述的经典古代的概念，暗示了著述至战国而成专门的看法。在上古时期，著述始终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从无“文字为一人之著述”^[24]的情形。当时作者从不在其著作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在这种古代文明的概念中，章发现了用来“折诸家之文”的道。

但是，若说经典古代的著述不加作者之名，那些带有古代人名的书（如被称为黄帝所作的医学文本）又是什么呢？章认为它们一定不是挂名的那些人写的，而它们也不是赝品。反之，它们代表与这些著名人物有关的传说，到了黄金时代崩溃以后，这些传统必须被写下来保存，这种理论听起来至少有部分的正确性。因为《管子》、《晏子春秋》和《孙子》（还可以包括《孟子》和《庄子》）的确不是其名字作为书名的那些先贤写的；然而，如果拘泥字义的学者认为周代有一群诡诈的伪造者，那么这些学者必定无法理解这些书的重大意义。^[25]

章指出，将口述传统写下来的需要，使著述在战国时代成为一种专业，在诸子百家的时代，因为所有文章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但是同时，那时的文章也自己种下了衰颓的种子。过去除了需要立即表达与传授的事物以外，没有别的记述。现在人们可以宣称他们写了什么著作，并且试着去创作仅因为是艺术品而受赞扬的作品。^[26]

章叙述说，所有经典时代以后的纯文学都在《诗经》的传统中——包括全部情志表达文学的一种口述传统，因为“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语言也”。个人情志的表达现在涌现在章的思想中（虽然他似乎并不自觉），成为《诗经》传统的另一面，与其文学美的一面同等重要。

据说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口头上表达情感的诗为治世之“乐”；典章则为官守之“礼”，各为上古文明的文与质。至黄金之世衰，用心于实际的“诸子”的专门治术，如名、法、兵、农、阴阳之类，皆为官“礼”之变；而“处士横议”、“百家驰说”和“纵横腾说之文”，皆为“乐”之变，这些终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源于《诗经》。^[27]因此，文章在其古代的开端之后，乃分为有确实的“实用的”内容的一类，和仅仅表达心志的另一类。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章在那种不凡的理论中，以一种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态度，拒绝理会形上学的问题。但是他没有专心一意地实行这种思想，例如确切指出一篇文章所说的话与其所表现的态度的差别。反之，他把这种判别当做用来验定文章“传统”的一种模糊分类上的概念，而不当做精密分析与批评的一种标准。

章学诚研究：揭示《诗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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