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一直在追寻章学诚的思想,甚至超越了那个仍能被描绘为一个体系的点,现在我必须检讨一下由它产生的某些遗留问题。值得赞扬的是,章学诚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着手解决。第一个问题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75]在原创性的洞见与正统的、传统的观点之间的关系中,章学诚看到了另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在《习固》一文中,章学诚正视了这一问题。......
2023-11-20
作为一个教授文言写作的老师,章必须关注教授技巧,因为这种老师的成功是必然要用学生在考试中的成功来衡量的。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具有启示作用,因为显示给我们教师和学生必须接受或拒绝的标准教学方法,此外它又显示了章概念中的外表艺术技巧和实质文学价值的关系。1785年,章讲学于保定莲池书院时,他有一群门生不但想要精通考试的技巧,并且还打算教人学作文。章于是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陈述教学作文的方法。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课蒙学法》[4]。
在这篇文章中,章认为教师终究必须教学生作八股文,虽然那种教导可能毁掉学生写作的潜力。章以一种令人惊异的现代方式来讨论那种潜力的价值,他说:“童孺知识初开,甫学为文,必有天籁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后所能及也。”同样地,“小儿初学字画,时或近于篆籀,非工楷以后所能为也”。幼童最初被教给的事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他的表达习惯。如果他必须用长时间去学八股的技巧,将有仅仅学会某种思想与体裁的技巧的危险,而永远不能更进一步;其结果是,他将永远不能有任何好的思想。因此,最好开始先教学生学作“道备而法宽”的古文,而不从“体卑而法密”的八股时文入手。[5]
他所处的时代盛行的教学上的荒谬悖理都揭示在章学诚此文攻击的方法中。通常都是一开始就立即教学生八股,习惯上依照考试论文各个构造部分依次逐一教学。把文章分解,先教学生习作“破题”,然后再教“承题”的部分,依次教下去。章嘲弄地问道,如果有人学语言,他会不会先学一段时间“起语”,然后再接下去学“讫语”呢?或者如学运气,先学呼气多年,然后学吸气呢?章觉得一开始就应启发学生去思想,并且教他们用完整的文章来表达这些思想,哪怕他们最初的文章只有一句。当学生真正学会了表达之后,他才可以被教以八股文的技巧,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方法。[6]
当然,学生所受的训练必须要有一种有组织的次序。章认为学生应该从仔细研读《左传》开始(章年轻时在他的作文老师看不见的时候读的就是这本书)。《左传》将可以使他获得孔子思想的背景,同时使他看到,最基本的经书中的思想和从其中引录出来的话,如何能用在对事件和问题的批评和忠告的讨论中,然后学生应该练习自己去写那种讨论的文章。有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开始之后,老师应该教他研究春秋时期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就像正史分类纪传那样加以条分缕析。在这个阶段的写作练习中,他应该以《史记》列传末尾的论赞和书表起首的序论作为范本。这些范本的优点在于种类繁多,但不提供学生可以抄摹的明显文体:有些是哲学性的,有些综论本篇大纲,有些介绍遗闻轶事或杂引诗书。学生将在其中读到利钝杂陈、华朴互见的文字。章说,这样对学生有好处。如果学生总是看到一成不变的一套隽语佳章,将会得到一种观念,以为学问和文章是两回事,文章也就会变得“华而无实”。[7]
因此,在每个阶段中,当学生学习文辞表达的时候,都要有某种实质的事物可写。而且在这种议论文章中,不应该允许学生采用狂傲不讳的形式,而是应该引导他去使用他将来写八股文时必须要用的那种材料。学生最后应该进而学习历史性的叙述文章——章认为这是最困难的文体,因为这种文章必须完全顺着事件的发展方向,而没有任何一种形式上可循的方法。[8]
古文之重要,以及其与历史性文章的关联,都是桐城派的见解。章在其论教学方法的文章中对这种关联的强调,是桐城派见解影响其思想的另一证据(它将不是最后的证据)。[9]章或许在北平首次了解到桐城派的批评理论,他一生中若干个最多产的写作时期,都在数代以来这个文派的老家安徽度过。
事实上,四年以后,当章在安徽写作时,又在一篇愉快的文章《文理》中讨论这些文学问题。他在文中不仅追问“学生如何学会作文”以及“当他学会作文时,他所学到的是什么”,同时还问“学生如何学会欣赏好文章”以及“老师如何去教”。自宋代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急务,自然在章与友人的讨论中会谈到这些问题。但是章在此文中对它们的论述,以桐城派批评的两个重要信念为焦点:明代作家归有光(1506—1571年)的文学特点和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古文之楷模的价值。
章的这篇文章因一次文学讨论的刺激而生,这次讨论发生在桐城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左眉[10](良宇)的当地文人的书房中。在他朋友的家中,章偶尔看见一种《史记》抄本。打开书一看,他发现它被五色笔仔细圈点过。左解释说,它出自归有光的学派。他说,五色圈点是用来指示文体、结构和“精神气魄”的要点,藉以教导学生古文的原则。他又补充说,这一抄本以一种私传的传统落到他的家里。他紧接着补充说幼时曾用过这本书,但已许久不再需要那类指点了。
这次交谈促使章对归有光与其他明代作家作出批评。在文中,章赞许归,因为归反对当时由王世贞(1526—1590年)和李攀龙(1514—1570年)所倡行的伪古体;他还承认,归的八股造诣,可以与司马迁、韩愈的文体造诣相媲美。章觉得,归对《史记》及其他经书里的古文范例的兴趣,对近代时文家有很大的影响。但归有光远不如司马迁,因为他言之无物,流于浮滑,只学到《史记》的皮毛,而未见其腠理。他由此开创了后人描摹浅陋的先例。[11](www.chuimin.cn)
章所见抄本显然是归的《史记》评点的一种版本(明代文艺界盛行对用作模范的文本来加以“评点”)。归有光反对王世贞使用古语,他称赞“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欧阳修和曾巩。方苞和姚鼐的桐城派敬重《史记》的这种教本,由此表达了他们的感受:以为艺术性的散文和历史性的文章关系紧密。一个近代批评家曾说,归并未“不顾有无‘义理’而只重视‘兴味’,归认为学问是体裁的根基;结果,清代之古文派乃与朱熹的哲学发生关联”。[12]因为所有这些态度都近似章的见解,或许我们可以假定,他在这里客气地批评归,不过是在责难一个为当地人所敬佩的作者的一个缺点而已。除了这个缺点,他对归有光也是很仰慕的。
这些对于归有光的个别批评,又使章学诚对于文章作了些一般性的批评。文学性的文章应该是作者之思想与感情的真情流露,使人心无旁骛的专注于体裁是一种恶习。想要在文章中表达自己所没有的感情是荒诞可笑的:“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然而文辞的艺术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想要发挥自己的学问,必须让文章没有毛病,所以宋朝程颐和程颢贬低辞章的价值是错误的。[13]但什么是好文章呢?学生既然不能写好文章,又如何学会识辨它呢?
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依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14]
这使章谈到《史记》抄本五色圈点所引起的核心问题:它们告诉别人体裁的原则,使别人不仅能认识它们,而且重视它们,并知道如何去应用它们;然而,此类尝试有何用处呢?章发现能够清楚传授的只有艺术的外形,而不是指挥外形的灵感。然而在《史记》之类的古文中,外形方面并非如此显著。“故古人论文,多方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功之方,则其道矣。”在书本上勾圈提要(如归有光圈点《史记》)能够帮助人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不能将其领会传授给别人。“父不得以与子,师不能以传弟。”
似乎只有当一个人在适当的环境中表达自己,而且当这个人也是个适当的人的时候,好文章才产生。所以,学习写作是一种儒家式的自我陶冶。大批评家——陆机、刘勰、钟嵘——也了解好文章的精髓,只可得意文中,会心文外。我们无法藉攀仿而写出好文章。例如,在诗中使用现成的意象是可悲的。章问道,如果有人看了月亮而怀念另外一人,为什么月亮就因此永远表示对远方朋友的思念呢?[15]
老师能够传授律诗或是八股时文的不变法则,但是古诗的音节和古文的原则都没有定法。老师必须帮助学生直觉地去领悟文章的艺术以及它的意义。一篇文章的意义不能从单一的观点穷尽其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人不能替别人作解释,因为他人一定不会了解文章里面的真正感觉。如果你宣称你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即使他人也跟从这一见解,但作者却将不会把它认做自己的意思。[16]
章觉得老师最多只能帮助学生去领会,并且此种领会乃是对被领会之事的鉴赏性反应。章的这种感觉显示他受到禅、王阳明以及儒家传统中的道教部分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在他的关于知识和历史文章的理论中,直接经验和直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文理》与《论课蒙学文法》二文中,章主要在表示他对于以文本的形式为先务的反感。一篇文章必须要言之有“物”时,它才是重要的。但是,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应社会场合的需要而用这种语调作一首诗或用那种文体写一篇文章。
章的文章中,尤其在1783到1789年之间,有很多是关于文学评价和文学传统的。从他讨论这些问题的方法中,我们发现他时时关注着“作者说什么”和“他如何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或是依照章一般的说法,是“文”与“质”的关系问题。1783年在永平教学时,他似乎特别用心于那种理论的文学问题。从他作于是年的文章中,我发现至少有三条清晰的思想脉络与“文与质”的概念有关:第一,在纯文学的历史上,刘歆关于思想和文学传统源自经典时代的理论的含义;第二,个人著作的重要性问题;第三,诗人艺术的性质。下面让我们逐一探讨章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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