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生平及思想，书院教师职位变迁

人言官畏屡迁贫，何况区区恃馆谷。

《丁巳岁暮书怀投曾宾谷转运因为志别》（8397年）

章学诚于1778年进士及第。他最初也许认为这一身份终究会给他带来官职，他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一点，只是想要一个能够维持生计的职位。章学诚知道他可能不得不等待，就像他父亲那样为此等待了近十年，与此同时，他也要像他父亲那样通过教书和偶尔写点东西来谋生。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常常缺乏保障，因为一个人占据某个教职的长短取决于他对掌控此职位的官员的某种私人的托请。

从1777年到1788年，章学诚前后谋到了五个书院的职位，其中前四个在直隶，最后一个在河南。起初，他做得不错。他与周震荣交情甚笃。周无论是在地方官员中间还是在更为举足轻重的人中间，都具有处于他那个级别的人难以企及的巨大影响，而且周很快便开始热情地景仰章。当章学诚在定州和永清时，因离京城较近，可以维持和扩大他在那儿的交往。他常常和周一块儿回京，我们可以读到被章学诚视为他的“群体”的一次宴会，其中有邵晋涵、朱筠的儿子朱锡庚、周永年、刘台拱和一个名叫史致光的年轻人（他即将被委以要职并且似乎对章特别尊敬）。^[1]由于离北京很近，章学诚可以省去举家迁出京城的费用。

1779年，章学诚替周完成了《永清志县》。这部地方志在形式上或多或少与《和州志》有些近似。然而，在对“书”的部分（与正史的“志”相对应）的处理上有些不同，它们被分为六个部分，分别被冠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六个部门的名称（礼、吏、户、兵、工、刑），这可以表明章是何等重视他对地方志的制度性观点。很奇怪的是，章学诚在《永清县志》里没有设《艺文书》。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周震荣给予了他各方面的帮助，并让他隐匿身份巡游这一地区以收集旧的文献和传记资料。他特别关注尚在人世的妇女的传记，对那些有幸被选入他的地方志中的人要亲自与她们会面，常常派车将她们载到衙门来讲述她们的生活事迹。通过这种方式，他力图将变化和人的兴趣引入到这些对女性德行或多或少有些义务性的叙述中，他觉得很成功。章学诚的“书”部同样是非传统的。“户书”罗列了各种商品的价格并谈到了市场状况；它在细节上极为丰富，长达一百页，几乎占整个“书”部的3/4。《礼书》则包含了对地方风俗的描述。如果所有的地方志都包含此类材料，这一中国历史写作的庞大目类对于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史家将更有价值。^[2]

《永清县志》是章学诚自己那些现存的不完整的地方志中最为清晰的一部。它有很多优点，但回顾起来，我们会发现其中也包含一些可能会令它的编者相当苦恼的内容。在永清县显赫的家族中，贾氏是其中之一。这一家族中有不少于九人的传记被收入章学诚的《永清志》中，其中最后一个入选的人名叫贾澎（1702—1778年），他通过设法让自己死于章学诚完成修志以前，而获得了让自己进入该书传记部分的资格（我们记得通常情况下是不能为生人立传的）。1777年，贾澎将他的文集的手稿和一些应景的文章送给章学诚请他批评。章用最不谨慎地热情来回应这一奉承性举动，毫不犹豫地批改每一篇文章，并加上他自己的评注。贾澎死后，章学诚选出了他认为是贾最好的一篇文章，将它收入贾的传记中（这是汉代史家的惯常做法）。这篇确实有文学价值的文章，题为《饿乡记》，它属于中国文学中一种发展完善的类型——对所游历一个虚幻国度（是对真实世界的拙劣模仿）的措辞巧妙的描述。

但章的文学发现太过出色了，以至于发现的情形与事实相左。《饿乡记》事实上是清初作家蓝鼎元（1680—1733年）广为人知的篇章。令人困惑的是，章学诚作为一个年过四十的进士竟然没有听说过它。更糟的是，章如此精心编辑的手稿中还包含有其他一些不是挂名者所写的文章，其中有另一篇部分抄自蓝鼎元的文章，还有六篇安徽桐城派著名作家方苞（1668—1749年）的文章。奇怪的是，章学诚对方苞的作品不太熟悉，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学敏锐还是让他发现方的文风值得赞赏。^[3]

人们只能猜测章在多长时间以后才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我将在稍后讨论的《言公》一文），他痛苦地写到了剽窃的问题。在判断这一事件时，我们当然要记住在章所处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公共图书馆，而一个人的正规教育里也并不包括对当代文学的学习。

章的地方志中的这一缺点没有被注意到。周很喜欢这部著作并把它传给他的朋友们看，其中有几个朋友试图留章学诚为他们编地方志。但章谢绝了这些机会，在这一年和其后一年的剩余时间里，他应梁国治之聘，成为梁氏子弟的老师。^[4]

章的命运此时发生了灾难性的转折。章学诚与梁国治相处得并不融洽，在1780年末章不得不放弃他的职位。^[5]1781年初他从京城到河南，可以推测他是在寻找新的职事。在夏天的归途中，他遇到了强盗的洗劫，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包括他穿的衣服和他所有著述的草稿。其中许多作品都永久性地丢失了，从朋友手中收藏的他的地方志和零星文章的抄本中，章学诚只能恢复他一小半的早期作品。整个《文史通义》的草稿都丢失了，一同丢失的还有《校仇通义》的第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章很快开始写作新的《文史通义》，而且此后他总是为他的文章准备好几个副本。^[6]

此次遇劫以后，章投奔到同年进士张维祺那里。张当时是直隶肥乡县主事，他聘章为肥乡清漳书院的主讲。然而，这一帮助无法改善章的命运，他发现学生的陪伴无法代替北京的思想生活。他不断地向有影响力的朋友求助，包括梁国治，而梁显然没有回复。朱筠卒于北京的讣闻传来，更增加了他的抑郁，他闻讯后涕泗纵横。^[7]

1781年冬，张维祺移官大名，章学诚也随之前往，暂时协助他编纂大名志。他不久便返回北京。随后的一年，在经历了谋职上的更多失败以后，章学诚受聘（也许是通过周震荣的影响）主讲直隶永平县的敬胜书院。他把全家从北京迁到永平，而他的儿子贻选则已经开始在北京追随邵晋涵学习。^[8]这一旅程是章学诚全家漫长转徙的开始，它最终使他们返回故里浙江。转徙者中既有生者也有死者，因为章学诚的父母将在某一天以适当的礼仪安葬在会稽的祖坟——这是一项以章目前的境况无法完成的责任。

邻近满洲边界的永平看起来一定没什么思想的氛围，但章很快便发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在当地的官员中间，其中一个与章学诚是同年的进士；另一个是蔡薰（1729—1788年），蔡的职位时升时降，此时正是附近的滦州主事。蔡有一个亲戚与章的父亲是同科进士——这在过去是很重要的关系。^[9]

正如章所描述的那样，蔡善良、诚实，但同时又骄傲、鲁莽，脾气很大。这些性格足以让章乐于结识他。他们成为朋友，而章有几篇专门为他写的或者是关于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奇怪，是章以蔡的名义替蔡的夫人的诗集写的序，其中揭示出章关于男人世界中妇女地位的相当保守的观点。章谨慎地指出，这位夫人绝不仅仅有文学的素养，因为她一直孝顺、恭敬和忠贞。他以半暗示性的方式结尾：刻印她的诗是一种溺爱的任性行为。^[10]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十分有趣。蔡因他过去三年中的忠诚和政绩获得了褒奖；为了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恰当的朴素心境中，他让画师为他画了一幅一边手持瑶草（一种象征长寿的植物）一边凝视葱茏山景的肖像。蔡请章学诚为这幅画写一篇文章。

在他这篇亦庄亦谐的短文中，章玩味于画、梦和镜之间的相像性：三者都是幻境。但“梦有非意所得”，而镜像又“顷刻变化，过而不留”。而画则没有这些缺陷，既可理解又能保存，可以“藉幻以存真”。然而，原原本本的表现并不是画的特殊优点，因为“形表有尽，而神寓无穷”。“古人意兴所寄，留于图画，千载而下，笑貌如见……至今轶其画本，而观所题识，犹足令人脱然生尘外之想，而况移身其中，朝夕相对，形神两忘，天机斯畅”。

章继续说，生命是变幻无常的，它本身就是某种幻相（“是方己之多幻，而又谪彼幻中之幻，不亦过乎”）。蔡薰自己从最初的意气飞扬到因失幸而贬谪塞外，很久才恢复官职，“一身所历，亦备极升沉平险之变矣”。而这幅画则捕捉到了他经此变迁后的本色——“奇伟之气，精悍之色，犹锋淬眉目间也”。有人预言蔡将起为方面监司，章学诚对此问道：“后此果若日者所推与，抑或竟遂归山之志与？”^[11]

章就这样结尾了。这篇半认真的玩笑文章确实只是强调“忽罹兹网”的悲哀的那些阳光的碎片之一。而蔡的故事的结局既不是方面监司也不是归隐山林，而是纯黑色的悲剧。

在这篇有点礼节性的文章中的美学观念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但它们被章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组合起来了，认为一幅肖像画应该出于教诲的目的，通过捕捉和呈现被画者的德性来启迪和提升它的持有者。但是，一种“精神”“寓”于一幅画中的观念以及在画笔挥动瞬间的灵感的观念，属于一种更晚出也更复杂的美学观念，它不仅被用于肖像画而且也被用于任何一类绘画；这一观念认为，是绘画者而不是被画者的“德性”进入了绘画并赋予它价值。他的精神、他瞬间的灵感寓于其中。^[12]

章学诚将这些观念拼凑起来。与此同时，他将一幅肖像画作为被画人（他既是画的主体又是画的持有者）自我修养和自我提高的工具。章暗示说，甚至风景的背景因素也发挥着把捉主体个性和将他较好的自我状态持守在他面前的作用，作为他沉思和景仰的对象，它们向他提示那些他应该始终持守的价值。在此，实际的艺术品质是无关紧要的。将章学诚作为一个严格的艺术批评家显然过于轻率，尽管这并不是他写的唯一一篇这种类型的文章；在其他文章中，我们发现他表达了相当近似的思想。^[1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念完全无视“文人画”的通常理念：伟大的绘画是有修养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且奇怪的是，这一理念与章和朱筠在文学艺术上的理念完全一致。然而，设想他忽视或否弃了这一理念是不公允的；也许蔡的肖像画太过平庸，以至于根本无须考虑其艺术品质。这可能正是实际的情形，因为章甚至没有提及绘画者的名字。

当然，章的真正关切不在于这些画，而是写作的艺术，他此时的问题是如何教学生写好文章。他的书院职位以及学生们的愚笨明显地刺激了他在教学方法理论上的兴趣；苦恼于学生的不用功，章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文选的课本，以示范好的文风和健康的学术。他在永平的学生令他困扰，而他以前在肥乡的学生则更令人沮丧。那儿的学生极端缺乏自信和想象力，在章第一次给他们考试时（关于《四书》的内容），他们都交了白卷。因此章试图通过制订一些指导性的条例来使他们振作起来，其中包括一系列示范性的问题。在其中，他试图将学生们的目标诱导到对学问的追求上来，让他们的关注点超越仅仅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当下目标（他总是觉得这不会成为治学的充分动机）。专门的问题是富于刺激的，没有既成的答案。但这一切徒劳无功，章学诚只能通过离开而最终解脱。^[14]

章在敬胜书院的主讲身份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永平县令朱映榆的原因。有一次朱指定了一个题目给章的学生，在文章交上来以后，朱严厉地批评了一篇被章评为佳作的文章，这一行为表明他对章没有好感。朱通过公开对他的师爷说他认为章的某篇应试文章很可笑，而进一步在章的学生面前暗中贬损他。然而，朱映榆的儿子朱沧湄对章的看法却与此不同。朱沧湄此时在永平省亲，正准备科举考试，常向章请教。^[15]二人之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更具吸引力的那种师生关系。章在同样的年龄时曾是个“学生”，而此时轮到他做“先生”了。也许就在此后不久，章学诚给朱沧湄写了一封雄辩的信，这封信自觉地以一种韩愈对李翱的方式，解释了自学历程的漫长和艰辛。

信中说，真正高贵的人将追求致力于道的生活。这并不一定要像宋儒所宣扬的那样专注于自我的涵养、专注于人的道德本性的观念——“天人性命，诚正平治”。道无处不在，同样可以通过致力于写作或学术的生活来把握。如果能恰当地理解和追求，所有的学术分支以及所有的专业都是以道为核心的，而且不需要进一步的理由。因此，对于学生而言正确的步骤是：认识他自己的天赋，然后勇敢地坚持下去：

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县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16]

这种观点是明代哲学所宣扬的道可以在人的内在本性中找到这一观念的一种变形。但对于早期的道学家而言，在人自身内部发现的是一套对所有人都有效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冲动（尽管章也许会否认这一点）。的确，它是对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的整体做出贡献的基础，但其本身却是独特和个别的。

这些劝慰一定使章的年轻朋友非常高兴。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化解永平县令宿怨的方式！朱沧湄来见章学诚时，正拒绝学习写作八股文（章学诚也曾抵制过）。但章学诚并没有真的让他停下来。章学诚温和地指出：“但举业将以求知于人，而学问之道，又不可以同于世之毁誉。足下所以有不克兼营之惧也。”他认为，即使孔孟生于今世，也免不了要学习举业。实际上，朱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未闻学问有得，而举业之道其所见者，不磊落而光明也”。这里，章学诚听起来更像朱熹而非韩愈。^[17]

1783年春，可能是在与朱沧湄通信以前，章学诚去了一趟北京。在那儿他得了一场重病，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为之延医治疗。在养病期间，章学诚和邵晋涵有了难得的聚谈机会，二人常常谈至深夜。章学诚说，他有意在邵晋涵重修《宋史》的计划完成以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一部不超过50万字的史书。这一意图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在很长时间里，这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计划。^[18]

当章与邵在北京讨论历史的时候，永平发生了一些事：因率直而得罪了周围许多人的蔡薰被调为滦州知州。此后不久，邻县的主事挪用税款，然后又试图设法遮掩（据指控说是受蔡的唆使）。朝廷派专人至永平查问，蔡的对头们便趁机恶意中伤。这个案子引起了乾隆的重视，乾隆此时对官员的腐败极端敏感，而且对前一年夏天山东总督国泰的贪污案记忆犹新。五月，在一道愤怒且不耐烦的诏令中，乾隆判定蔡故意唆使犯罪。他最终被判死刑。^[19]

章学诚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多大部分是很难确定的。他与蔡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此时有很有利的证据在手；他去北京可能部分是出于警觉（他在北京有很多颇具影响的关系）。或者，他可能在为他的朋友寻求帮助。^[20]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显然他并没有成功。蔡此时正在监狱里等候处死，但他和章学诚终究会再次相见。

病愈以后，章学诚回到永平书院（此时这里对于章而言肯定已经不同于以往了），继续他的教书生涯。他的学生仍然困扰他，他写信给周震荣说：“此间生徒难与深言。”然而到了秋天，绝大部分学生离开书院前去应举，章学诚“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他还提到了两篇文章——《言公》和《诗教》。这些关于良好写作动机和文学流派史的文章，与朱筠的文学和教育思想（章此时将它引申为自己的思想）以及新近完成的《校仇通义》不无关联。在一个关于他这一年写作的注释中，章学诚告诉我们，从七月到九月，他为《文史通义》写了七篇文章，共89段，连同三篇未分段的文章，总共有两万余字。他补充说，在重读这些文章时，用五色墨迹标明其结构，用黄粉来作修改。每当他写完一段，就记下这一天的日期和天气状况，以便重读时能够重新把捉瞬间的灵感。^[21]因为是秋天的缘故，他感到特别伤感。他在五年后这样写道：“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22]

1783年冬，章学诚离开永平。此时，他应永定河道陈琮之聘，开始从事永定河志的修纂。^[23]然后，可能是通过梁国治的影响，他成为保定莲池书院的主讲。他将全家迁至保定，此时家中已有近20口人。

章在此待了三年，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找到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位。保定不是北京，但它是直隶的省会，位置颇为重要。它在通往北京的干道上，是一个去往各个方向的旅客驻留的地方，而且与北京很近，章学诚可以常去游访。而且，莲池书院也是他1781年遇寇以后谋而未得的职位之一。但章仍然不快乐，他在后来写道：之所以留在这里，是因为找不到可以离开的出路。^[24]看起来章学诚的确很抑郁，因为他在这几年里，几乎没有写什么有意义的作品。

章到保定以后，发现一个朋友已经在他之前到那儿了，但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朋友并不能对章的心境有多大改善。保定作为省会，是羁押囚犯的地方；蔡薰从1783年起在此服刑，他原来的死刑被赦免了。章坚信蔡没有任何故意的罪责，此时更常常去监狱里探访他；他发现，尽管蔡经历了这种不幸，却比他振奋。蔡在四年后被释，很快便于1788年卒于客舍。当时，章学诚已经转往新的聘所了。^[25]

在这段时间里，章的收入一定相对丰厚一些。他在保定期间，大约是在1786年，他为直隶总督编了一本书。而在1785年秋，他甚至有能力出资刊印《太上感应篇》，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父祖的孝敬，因为他们都很看重此书。^[26]

在章学诚的作品中，有些迹象表明，他在保定的生活也并非全无乐趣。附近的朋友有时会来造访，与他夜谈。他还记述了1787年的一次夜行，同行的有张维祺（与他同年的进士，曾在章六年前遇寇时帮助过他）、维祺的养子、章的儿子华绂以及其他几个人。大雪过后，天气晴朗，星星散布在夜空，月光明亮。就在这样的夜里，张维祺突然来邀他同访古莲花池。他们漫游了一段时间以后，章学诚与张维祺坐下来休息、闲谈，看着几个年轻人“遍涉桥亭岩洞”。章对他的朋友说：“今年且五十，自觉童心未歇，而年齿在三十内者，往往推让，不敢等侪，奈何？”尽管张维祺比章学诚小几岁，但也承认自己举动有点儿迟缓了。按我们（西方人）的计算方式，章学诚这时才48岁，一定并不衰老，但他有一点过于老成。我觉这有一点幻想的性质，是先生对弟子的腔调，在后来的许多年里，章学诚的很多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腔调。^[27]

但章学诚还没有老成到丧失对他喜爱的娱乐方式（尖锐而充满活力的争论）的趣味。周震荣告诉我们，有一次他从永清回来去看他的朋友（就在章最后离开保定之前），两个人在教学生写作的方法上发生了争论，关于这个主题，两人过去都写过文章，而且都有自己确定的观点。周认为应该在开始时，让学生们以唐宋的古文为范本，而章学诚则持相反的观点。当张维祺带着另一个朋友来访时，章学诚甚至来不及揖迎他们。新的到访者很快也加入了辩论，直到章听到几个仆人在嘲笑他们，突然大笑起来。这一晚最后以畅饮结束。^[28]

然而，1787年对章及其家庭是不幸的一年。就在雪夜出游之后的三天，梁国治故去了。不久以后，章学诚被迫辞去了莲池书院的讲席。

他不得不把全家从他们在书院的寓所搬到一个小旅店。而且在年终前，家中先后有两人去世，其中包括他的第五个儿子。第二年春天，章学诚听说戊戌科进士开选，因此前往京城。因遇宵小抢劫，再一次转食于友家。^[29]

最终，当他即将得到一个知县职位时，忽然改变主意舍之而去。我们可以猜测他这样做的原因。章曾说过，自己长于学术，而不善为官，他确实害怕真的被授以官职。他一定带着极深的忧虑记起了和珅当权时那些职位卑微的官员们的窘境，也一定回忆起他父亲为官生涯的不幸结果，他的朋友蔡薰的悲惨结局也一定出现在他的脑际。确实，他在永平认识的所有下级官吏都遭遇了这样那样的不幸。打定主意以后，章学诚回到保定，并且很快便去了南方，他把家人留在保定，让他们迟一些再来。^[30]

促使章学诚在1787年底离开北京和保定的，可能不只是出于对出任官职的惧怕，很可能还出于为他的写作和研究寻求私人资助的希望。无论如何，在此后的十年里，章学诚进入了以毕沅（1730—1797年）为核心的才士圈中。毕沅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术赞助人之一。毕是江苏人，既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吏，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他在对这个世纪后半叶的几次著名的叛乱的镇压中表现活跃。在四川的第二次金川战争（1771—1776年）以及1781和1784年甘肃回教徒的叛乱中，他在军事供应方面表现卓越（后者发生于他出任陕西总督期间）。从1785到1788年，他任河南总督；1788到1794年，出任湖广总督。在这两个任期内，尽管毕沅要应付洪水和饥荒，但仍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一个在1795年贵州苗族土著作乱和1796年白莲教秘密社团的灾难性叛乱爆发之前的时期。在与白莲教的战争中，毕沅卒于军旅。这场战争仍将延续下去，一直到章学诚去世以后，它耗尽了国家的资源。^[31]

在这暴风雨前的平静中，章与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结识于1787年，当时毕沅仍是河南巡抚。章学诚带着周震荣为他写的推荐信到开封拜访毕沅，并试图谋求他对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史籍考》的支持（周认为毕沅有可能会感兴趣）。这是一项大型的史学目录的研究，需要许多学者的合作才能完成。^[32]

在这次他呈给毕沅的信里，章学诚大胆地举荐了自己。然后，他指出毕沅在吸引才智之士方面，已经超过了古代著名的公卿。接下来，他说：“当此之际，而不使鄙人一得置身其侧，开口吐其胸中之奇，他日论遇合者，以谓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纵，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阙陷奚翅？”他将自己的《永清县志》的抄本和《和州志》的“志例”部分随信一起送呈毕沅。^[33]十年后，章学诚在一首诗里间接地提到此事：

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

尽管信写得很放肆，毕沅仍然宽厚地接纳了他。毕接受了《史籍考》这个建议，而且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章学诚成为河南省归德府文正书院的主讲。章前往归德，并把家安在那儿，然后便立刻开始修撰《史籍考》。^[34]

章的建议已经在写于1788年初的一篇题为《论修史籍考要略》中正式提出了。在这一建议中，章回顾了现存的史学目录著作的一般缺陷。他注意到，没有哪部正史中有关于目录学的文章，因为它们的编纂者没有相应的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能力（例如，班固之于刘歆的《七略》）。因此，急需一部史学目录领域的专门著作。接下来，章学诚又说：

朱竹垞氏经义一考，为功甚巨。既辨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间为案断，以折其衷。后人溯经艺者，所攸赖矣。第类例间有未尽，则创始之难，而所收止于经部，则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尽，势固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今拟修史籍考，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蔚为巨部，以存经纬相宣之意。

接着，章学诚给出了他用来处理这样一部著作的方式的详细提纲：他将仔细地分辨不同的历史写作传统；他将单独处理在后世书籍中征引的早期著作的片断；他将作一个广泛的经典研究（章相信，在古代经书和史书并无分别），以及子部和集部的目录研究，并从中选出史家有兴趣的题目纳入批评之中；他将对地方志和家谱给予适当的重视；他将在细节上指出所有著作的版本；最后，他将清楚地辨明哪些书应该销禁，并解释何以要销毁它们的理由。很清楚，在章的心目中，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35]

显然，毕沅专门建立了《史籍考》编纂局，因为章在这一时期的通信里提到，他正在监督和指导许多学者合作进行的研究，在这些学者中，包括武亿（1745—1799年）、凌廷堪（1747—1809年）和洪亮吉。这项工作于1788年初正式启动。在一封1788年4月6日写给洪亮吉的信中，章学诚给出了有关研究程序的粗略想法。章写道：

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

它表明，洪亮吉将着手四库提要的史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刚刚编完），而章则负责子部和集部。此外，章还说，他们必须仔细审读宋代类书《玉海》，而且不仅限于熟知的艺文部。这一年晚些时候，他们将聚集在一起组织他们的材料，安排下一步工作的总体计划。^[36]

在章给毕沅的建议和他的程序方法中，特别有趣的是他的这一假设：一部历史写作的批评性目录应该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史学著述。在6月26日写给孙星衍（1753—1818年）的一封信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孙好像是这一工作在北京的以通信方式联络的参与者。章学诚说，在《史籍考》中，他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传统上划为史部的书籍，而是同时关注经部、子部和集部。章写道：“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尽管这些传统已不再与其起源相同。^[37]将“经”无保留地等同于“史”，是章学诚最著名的论题之一，它被以自明的姿态陈说在《易教》（这篇文章此时可能已经写成）的开篇处。这一观点是章学诚关于写作的起源、经的本质和不同写作传统历史的理论结果（或至少是一个一以贯之的部分），这些理论已经在《校仇通义》和《诗教》中得到阐发。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没有关于《史籍考》的工作的任何迹象，很明显，章学诚和毕沅都在忙于其他的事情。章的时间被各种计划占据着。1788年春，他重新编辑了《校仇通义》，作了大量改动（可能是受他在历史目录学方面研究的刺激）。在归德，他还为《文史通义》写了十篇新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题名绝大多数已经无从得知。然而，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礼教》。与《诗教》一样，这又是一篇对经典教诲发展的反思文章。它还表明，章的手中此时已经有了一系列此种类型的文章（现在被置于《文史通义》的开篇）。这一系列文章结束于章学诚四年以后写成的《书教》。

尽管这一时期看起来相当富有成果，但章学诚仍然无法长期在文正书院待下去。1788年秋，华中的一场大洪水迫使朝廷调毕沅这位应付洪水和饥荒的专家为湖广总督。毕调离河南以后，章失去了他在归德的靠山，被迫放弃了文正书院的讲席。这年冬天，章学诚来到安徽亳州，受到亳州知县裴振的热情款待（裴是章学诚在北京时的朋友）。章再一次移家，先是把家人安置在裴的官署，稍后又搬入了一所私人宅第。^[38]

1789年春，章（显然需要新的收入来源）辗转于太平、安庆之间。在那儿，他遇到了朱筠以前的一个学生徐立纲，徐此时是安徽学使，章学诚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徐立纲正在着手编辑宗谱，这个计划对于他来说肯定有些太大了，所以章学诚来了以后，徐便请章学诚代办此事。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章学诚发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写于此时的许多关于家谱的理论文章可能就是这一不耐烦的结果。迫于为自我表达寻找发泄口的需要，章学诚转向对纯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这一年的晚春，为他的《文史通义》写的文章像水流一样喷涌而出。在六月份从太平返回的时候，他路经扬州，拜访了沈业富，沈将章学诚的大部分新著付梓。这一年末，章学诚回到亳州，他开始为裴振编纂一部地方志，这部地方志完成于1790年春。^[39]此后，他再一次得到毕沅的荫庇，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

章写到了这些年教书和转徙的艰辛。有几次他很背运，1781年在肥乡附近遇劫，1787年突然丢掉了保定的讲席，然后在北京再次遇劫。但在保定的莲池书院时，他的生活应该还算舒适，梁国治显然有能力很好地支付一个主讲的薪给；在永清时，章学诚所担负的任务甚至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可能章学诚太易于以贫困为借口，特别是在给他的庇护者写信的时候。如果他真的那样贫穷的话，怎么可能不花点力气谋一个官职呢？^[40]

章学诚有很好的理由对谋求官位感到犹豫。他需要吗？在1797年的一首诗里，章学诚非常粗略地写道，在从1782年到永平开始的十年间，他的收入有“二万多”（可能是银的计量单位——两）。平均年收入2000两将可以让章学诚生活得相当舒适，同时可以为将来积攒些钱，它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期一个知县的收入，接近当时一个书院主讲收入的六倍。^[41]而章学诚将这一信息混在他的教书生涯中遭遇的一系列麻烦和悲剧中，他显然在抱怨。他此时在回顾他最有能力赚钱的一段时间，一段应该为老年作准备的时间。但章学诚看起来不是一个易于满足的人，无论在这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也许，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地位的敏感就反映在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中。

他维持着一个过于庞大的家庭（远远超过一个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所需要的规模）。这时，他有了第二个小妾（曾氏），当然，也有了更多的孩子。^[42]在移居永平时，他家里大约有十口人。但他儿子可能结婚较早，而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但无力单独抚养。结果，靠章学诚维持的这个家庭的人数，很快攀升到20多人。随着责任的迅速增加，这些年无疑令他十分困窘。尽管书院有时会为他提供居所，但章学诚的花费仍然超常地高，因为他不得不频繁地搬家。从1787到1790年的四年时间里，章学诚搬家不下五次：“疾病殇亡又相属，鸡犬图书行李间，更堪旅榇波尘逐。”有时，章家可能确实受过贫穷的困扰；而且从1780到1790年这十年间，家里一共有六人去世，其中四人显然并不重要。^[43]

考虑到这些情况，章学诚在此时的写作数量和质量的确是惊人的。当然，他的某些作品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但哲学文章却不能，除非经过巧妙的伪装。也许对章学诚来说，此类写作部分地是一种对这些事务（我们也许会认为对它有所激励的那些事务）的愉快的解脱。

1789年春夏之际，章学诚回到他早年生活的安徽，这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思考阶段。他关于目录学和文学的思想已经成形，而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他还有新的思想产生。但这些有着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号召力的作品，出自章1789年对自己及其信念的考察。特别是写于太平的这组文章形成了章对学术生活和世界（一个学者眼中的世界）的一种彻底和一贯的看法。它们包括了章学诚思想中在哲学的意义上最有趣的部分，同时它们在《文史通义》的那些最好的篇章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1789年5月在太平，他写了23篇新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能被相当确定地分辨出来。^[44]其中至少有如下这些：

《原道》这篇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与《校仇通义》开头的文章相同，但相较而言要长得多。它是对文明史和国家史的思想性重构，也是对儒家传统的本质和有效性的分析。

《原学》分为三个部分。是对传统知识的性质的检讨；前一篇文章的续篇。

《经解》分为三个部分。是对章在《校仇通义》中提出的经的观念的详尽阐述。

《史释》论述这一观点：学者或作家要想证明自己，就必须关注当前的问题。(www.chuimin.cn)

《史注》一篇建议修纂者为所撰史书增加脚注的文章。

《习固》分析道德判断的形成和提练的过程，反对过分教条化的善恶判断。

《天喻》从天文学理论发展的类似性，叙述左右学术和思想发展的历史法则。

《师说》讨论在不同的技能和知识的传承中的师生的关系。（这篇文章与《原道》一样，是对韩愈的同名文章的反驳。）

《假年》讨论学者如何在有限的一生里处理世上越来越多的书籍的问题。

《说林》关于各种形上学、历史编纂学和文学理论的问题。^[45]

《匡谬》对各种谬误的集中批评：认为《孟子》、《论语》以及其他经典的卷目名称有任何意义是荒谬的；认为《史记》各部分的卷数有象数学意义是荒谬的；在一种幻想的对话中，如果某人以“发问者”的身份提到一个真实的人物，认为其中表达了这一真实人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砭俗》对伦理问题的逻辑分析：为什么同样的话由两个不同的人说出，有时隐含着不同的意图或反映了不同的思想状态？

《朱陆》即朱熹和陆九渊。对道学思想中两种主要的对立观点之间争论的分析；替朱熹辩护，并批评针对朱的各种观点，特别是戴震的观点。^[46]

《知难》“知道”某个人不是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和熟悉他的行为和外表，而是阅读他写的东西，并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有这种能力的人如此之少，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寄希望于被后世的读者理解。

《感遇》章学诚申明自己对名位的淡漠。

《文理》学习写作以及如何将文学鉴赏力从老师传给学生的问题。

分为三部分的《博约》有时也算在这组文章中。它是章学诚的学术生活理念的一种非常优美的表述；在思想上它与其他文章紧密相连，尽管它似乎写成于这一年的年末。^[47]

这些文章延续了《校仇通义》中核心的历史主题，并从中发展出（或以之为根据推论出）一种学术生活的理论和复杂的历史哲学。它们扩展了章学诚关于写作的目的、性质以及学者生活的理由的观点。在太平写的这些文章行文优美，思想清晰，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个熟悉中国古典散文的人都会赞同。章学诚也为自己的著述感到高兴。他说：“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48]

【注释】

[1] 史是山阴人，可能是章学诚母亲（史氏）的亲属，他有很多亲戚居住在北京（《遗书》卷一六，第54页上）。他起于嘉庆时期，经历了一系列省职，最终成为云贵总督，然后回返京城，官至御史中丞；他卒于1828年（《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〇六，第1页上—9页上）。章的许多手稿被保存在他家里（《年谱》，第44、50、61、65、126页）。

[2]《年谱》，第43页。《年谱补正》，第215页。《遗书》卷一八，第17页下—13页上，《周震荣传》。章学诚将这部著作编为25篇；在《遗书》中印为10卷（“外编”卷六一一五）。其他版本包括周震荣1779年的原本，18313年带有附录的副本以及另一种19830年的重印本（《年谱补正》）。

[3] 雷海中：《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清华学报》ⅩⅡ（19837年），第619—6830页。1790年，章重编了他自己的著作，将它缩为10卷，名为《永清新志》；此书已经散佚（《年谱补正》，第214—215页），但假定在这一版本中贾氏所占的篇幅大大减少，仍是可靠的。

[4]《年谱》，第43页。

[5]《年谱》，第48页。

[6]《年谱补正》，第264页；《年谱》，第50页。

[7]《年谱》，第43—49页。《年谱补正》，第264页。《遗书》卷一七，第15页下，《张介村先生家传》。

[8]《年谱》，第50、53、53页。《大名志》完成于17835年（《年谱》，第60页）。

[9]《年谱》，第54页。《遗书》卷二三，第11页上，《蔡滦州哀辞》。

[10]《遗书》卷二三，第11页上；卷二九，第9页上—10页上。

[11]《遗书》卷二八，第22页上—23页上。

[12]有关这一美学传统的分析，参见James F.Cahil ，“Confucian Elements in the Theory of Painting”，收载于Arthur F.Wright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1960年）。

[13] 参见章学诚《大兴李氏兄弟四时行乐图记》，《遗书》卷二八，第27页上—29页上。在一篇写于1786年的文章中，他清晰地陈述了背景的景色暗示了被画者的德性和人格的思想。

[14]《年谱》，第51—53页。《年谱补正》，第264页。

[15]《年谱》，第56页。《遗书》，“外编”卷三，第26页上，《丙辰札记》。“沧湄”是朱的幼子，他曾一度是朱筠的学生。参见钱穆编《章氏遗书逸篇》，《图书集刊》（四川），Ⅱ（1942年），36，《与朱锡庚又一书》（1799年）。

[16]《遗书》卷九，第111页下。

[17]《遗书》卷九，第110页上、83页下。参见拙文“Protest against Conventions”，收载于The Confucian Persuasion，第190—191页。

[18]《年谱》，第55页。

[19]《遗书》卷二三，第33页下—34页上，《蔡滦州哀辞》。《高宗实录》卷一一八〇，第6页下—7页下。

[20] 梁国治尽管对章仍然冷淡，但无疑还是会给他帮助。朱筠虽然死了，但他的兄弟朱珪在1783年时仍在北京。他是太子少傅，注定要登基的太子的好朋友。章学诚一直与朱筠的儿子朱锡庚有密切的交往。关于国泰案，参见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第150页；以及拙文“shen and His Accesers”，收载于Nivison和Wright编，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1959年）。

[21]《年谱》，第55页。《遗书》，卷二九，第23页上、下，《癸卯通义草书后》。

[22]《遗书》卷二九，第27页上，《跋戊申秋课》。

[23]《年谱》，第58—59页。章说他在1783—1784年间被要求撰写这部地方志。永定河流经永清，可能因此，周震荣才为章向河监托请。这部完成的地方志《永定河志》（20卷）没有刊印，但手稿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参见Eminent Chinese，第39页）。

[24]《遗书》卷二三，第114页下，《蔡滦州哀辞》。《年谱补正》，第265页。

[25]《遗书》卷二三，第11页下—834页下。

[26]《年谱》，第63页。《遗书》卷二九，第12页下—14页上，《刻太上感应篇书后》。章学诚自己对《感应篇》中“报应”说的兴趣的证据见《遗书》卷一八末尾的几个短篇故事。巡抚梁肯堂（浙江钱塘人，1756年进士）在1782年曾面临受严厉惩处的危险，这一危险是因和珅的心腹、山东总督国泰被处死而来的；他曾在国泰手下任职，当然也不敢指控国泰的罪行（《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第18页下、21页下—22页上）。所有这些，章无疑都知道。1790年，梁成为直隶总督。

[27]《遗书》卷二二，第21页下—23页上，《月夜游莲池记》。

[28]《遗书》卷一九，第111页上，周震荣：《<庚辛之间亡友传>书后》。

[29]《年谱》，第61页。《遗书》卷二三，第34页下。早在1787年王杰（1725—1805年）就做了尚书，他曾在1778年任会试副考官。这一情况使章学诚认为，他有了获得任命的好机会。

[30]《年谱》，第42，61页。《遗书》卷二三，第114页下、835页下；卷一七，第117页上，《柯先生传》；卷二八，第50页下，《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31] Eminent Chinese，第1170—623、966页。

[32]《遗书》，“补遗”，第110页下，《上毕制府书》（可能写于17839年末）。

[33]《遗书》卷二二，第42页下—43页下，《上毕抚台书》（写于17837年冬）。胡适与姚名达正确地指出了《遗书》将此信归入17839年的错误。参见《年谱》，第62页。

[34]《年谱》，第62页。《遗书》卷二三，第114页下；卷二八，第51页上。

[35]《年谱》，第63页。《遗书》卷一三，第114页上—83页下。

[36]《年谱》，第63—64页。《遗书》卷二二，第29页下。

[37]《遗书》卷九，第42页上、下。

[38]《年谱》，第66—67页。《遗书》卷二八，第51页上、下。

[39]《年谱》，第63、73页。姚名达：《朱筠年谱》（上海，1983年），第1834页。

[40] 章学诚过多地抱怨他生活中的境况，是戴密微教授的观点。参见Demieville，第173页。

[41] 参见Chang Chung li，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第14、94页。在18世纪后半叶，的确存在着长期的通货膨胀。洪亮吉在1793年说，在过去的50年间生活费用提升了近六倍。参见洪的《意言》中的《生计》一文，收于《卷施阁文甲集》卷一，第10页上，《洪北江先生全集》（授经堂本，1877年）。很明显，铜钱对银两的兑换率比后来不利——在18世纪中期是800∶1，而到了19世纪中期则提升到了1200∶1。参见《清史稿》卷一三〇。以及Chang Chung li，第100页。章的诗是写给曾燠——一位想聘请章为他编纂另一部地方志的官员。参见第9章。

[42]《年谱》，第147页。曾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华练和华绶。

[43]《遗书》卷二八，第51页上、下。

[44] 各种手稿都包含有给定日期的注，这些文章的绝大多数都是“备存”。关于在太平写的文章的讨论，参见《年谱》，第68、71—72页；《年谱补正》，第272页；钱穆，第422页。

[45] 这篇文章在一封写于这年末的信中被寄送给沈在廷，文章中提到了这次通信。

[46] 在《说林》（《遗书》卷四，第20页下）中有《答客问》和《释通》的参考文献，后二者都写于1790年；因此，至少《说林》有一部分是写于这一年的。

[47]钱穆（第422页）相信这篇文章写于1777年戴震死以前，同时将它的附记（《朱陆篇书后》）归于1789年。我依据《年谱》，将它的附记归于1790年。

[48]《年谱》，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