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生平、思想及其贡献于地方史研究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尤其重要的是，地方史家应该常常从事准备和保存有关地方著述的书目的工作。这一建议政府校正、著录和审查书籍的提议只是章学诚在《校仇通义》中提出的两条突出的组织性建议中的一条。[4] 明代最重要的目录《国史·经籍志》的作者。

章学诚在他的目录学（和思想史）中使用的分类和流别的概念可能有些武断，完全受直觉的指引。但当他谈到任何像书籍分类这样具体的事情时，他便表现出对方法和组织的迷恋。章认为为了认识和鼓励专门之学，这种方法和组织是必需的，此种专门之学将有利于学术传统的保存。章的这一观念出自宋代的史家郑樵。在《校仇通义》中，章学诚批评郑对班固过于敌视，以至于他没有认识到目录学家必须像刘歆那样将写作的传统追溯到周代的开端。^[31]然而，章写作此书的行为，通过模仿给了郑以最终的赞誉。

郑樵也看到了完善的目录与书籍的专门化和保存的关系。通过考察宋代的宫廷目录《崇文总目》的编纂以及通过对古代目录学的研究，郑发现许多当时尚存的典籍已不再找得到。章学诚一定熟悉郑樵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在一种机敏的类比中，郑指出就像良好的军纪可以增加军队在战争中生存的机会一样，好的目录也能使书籍更好地面对时间的冲击。他以佛教和道教作为通过对自身传统的自觉而保存自己文献的例子，而以古代的法家和汉代的《易》学传统为反例。^[32]

章怀疑是否僧徒和道士设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课程。他注意到，他们有《佛藏》和《道藏》，是他们的传统中所有文本（不管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的集合，这些文本被重新雕版并保存在各个地方。但章通过引证历史证据，表明保存藏书在儒家政府里甚至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做法。^[33]当然，在章学诚的时代，朝廷和各省的衙门都有他们官用的藏书。但章学诚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改进意见，以便使政府能够更为系统地保存书籍。^[34]

章学诚在1774的《和州志》中首次提出这些改进意见。他告诉我们，在古代，文献和通行的文学是由官员收集和保存的。后来，个人和学派开始著述他们自己的书籍，而文学则变得散乱，即使是在政府对于培植学术和收集文本有极强兴趣的罕见情况下，它的官员们在朝廷的图书馆里聚集和存放的书籍也不会超过所有现存图书的七八成以上。而且，除非给献书者奖励，否则不可能有任何收获；而一旦给予奖励，则又有伪造图书的危险。显然在章的心中所想的是清政府努力为《四库全书》搜集稀有书籍的事。章认为，如果能够重新把握古代“同文之治”的精神，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解决办法是：政府不再偶尔因某些计划的需要而进行图书收集工作，而是要始终如一。保存地方的各种文献应该是当地的教师和史家的日常工作，以便于中央政府的收集、保存和批评。尤其重要的是，地方史家应该常常从事准备和保存有关地方著述的书目的工作。他说，这些目录将成为书籍的统计数字。它们将是地方书籍的记录，就像人口和产量的数据作为地方经济的记录一样。^[35]章在此扩展了他一直持有的观点：地方志的编纂应该是地方政府的常规职能。^[36]

这些是章在1774年的观点。在1779年的《校仇通义》里，章学诚将上述职能分派给地方的教师而非史家。这样做，使教师成了一种严密而持续的审查和监督既成文字的地方机构：

若记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肄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征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于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离奇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37]

章在注中补充道：“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章所建议的方法并不是乾隆朝的文字狱所用的那些方法，但肃清“淫诐邪荡之词”使之“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却是所有文字狱的目标。

这一建议政府校正、著录和审查书籍的提议只是章学诚在《校仇通义》中提出的两条突出的组织性建议中的一条。第二条建议是向官方的目录学家推荐一个用来处理他们所要校正的众多书籍的方法。章学诚注意到，在古代对文本的批评性研究是特定官员的职责，他们像其他官员一样，终身拥有这一职位并将它传给他的儿子（在此他想到了刘向和刘歆父子）。这为取得更大的成就带来了可能。但专家领悟和传递知识的方法是纯粹直觉性的，无法传达给外人，因此这一系统现在已经不能运作了。现在很多人参与这一工作，因为它并非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这使得建立一个标准的程序变得很迫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校仇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如果以这样一种档案为工具，那么以前最渊博的学者都无法完成的工作，现在只要中等能力的人就可以轻松胜任了。^[38]这一建议之所以有趣，不仅是因为它表明了章学诚对于组织和方法的热情，而且因为它率先提出了现代的“引得”概念。^[39]

【注释】

[1]《遗书》卷二九，第25页上—26页上，《跋酉冬戌春志余草》；卷一，第23页上、24页下、26页下，《诗教》。

[2]《和州志》讨论的部分见《遗书》，“外编”卷一七，第3页下—24页上；卷一八，第54页下—62页下。《校仇通义》为10—13卷。

[3] Kang W u，Histoire de la Bibliography Chinoise（Paris，1983年），第5页。

[4] 明代最重要的目录《国史·经籍志》的作者。

[5]《易》，3.2 a—83a。

[6]《遗书》卷一〇，第2页上—3页上。

[7]《遗书》，“外编”卷一七，第3页下—4页上。

[8]《遗书》卷一二，第1页上、下。在经和传之间的同样区分也出现在章学诚后来的《经解》（1789年）一文中，《遗书》卷一，第36页上。

[9]《遗书》卷一〇，第3页上、下。颜师古（5831—645年）是《汉书》的唐代注家。关于刘歆的思想以及《汉书·艺文志》的文字翻译，参见冯友兰，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New York，1953年），第111—834页。

[10]《遗书》，“外编”卷一七，第4页下。

[11]《遗书》卷一〇，第4页上。

[12] 章学诚通过主张学者们不再理解校仇的真正涵义来表达他对清代训诂学的批评。刘向将它解释为一个隐喻的“敌对之场”：当两个学者逐字对照一本书的两种文本时，一者将从他的文本出发，而另一者则在注意到另外文本的差异时则予以校对（《年谱补正》，第262页下）。但章学诚主张刘氏父子所理解的“校订字句”只是校仇的一个附带的部分；它原本是要用这些方法建立文本的历史，作为将学术传统追溯到其经典源头的一部分。这一观念随着刘氏父子故去而丧失，郑樵重新把握住了它，但如今只有章学诚自己懂得这一点了。学者们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挖掘字句的意思。这样一来，“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他们认为，“问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章学诚嘲讽了这一姿态。《遗书》外编，卷一，第8页下—9页上，《信摭》；以及《年谱补正》，第263页上。

[13]《遗书》卷一一，第2页上—3页上。

[14]《遗书》，“外编”卷一七，第3页下。

[15] 参见第2章，第43页。(www.chuimin.cn)

[16] 文章可能已经丢失了（参见第4章）。值得注意的是，1772年太平群体的成员之一——汪中，也曾为关于政府和古代学术的关系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理论（与章学诚的理论相似）辩护。可能二人中一者影响了另一者，章学诚后来越来越强烈地反感汪中。参见第9章。

[17] Nivison，“Introduction”，收载于Nivison与Wright编，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1959年）；另“Protest Against Conventions”，收载于Wright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1960年），第189、192页。

[18] Nivison，“Knowledge and Action”，收载于Arthur F.Wright编，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Chicago，1953年），第117—1834页。

[19]《遗书》卷一〇，第3页下—4页上；“外编”卷一七，第6页下—3页下。

[20]《遗书》，“外编”卷一七，第5页上—6页下。

[21]《遗书》卷一〇，第5页下—7页上。

[22]《遗书》卷一〇，第10页上—83页上；“外编”卷一七，第3页下—10页下。

[23]《遗书》卷一〇，第5页上、下。

[24]《遗书》，“外编”卷一七，第3页下；卷一八，第57页上。

[25]《遗书》，“外编”卷一八，第54页下—62页下。

[26]《遗书》卷一〇，第4页下—5页上。

[27]《遗书》卷一四，第13页上，《方志立三书议》。参见《年谱》，第110页。

[28] 克林伍德关于一种思想穿过时间并在一个后来的作者那里重述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1946年，第282页）。也许在他的较少引起注意的凝缩观念中被自然化了，后者在他的《自传》（Oxford，1939年，第141页）中有所解释。

[29]《遗书》卷一，第7页下。章学诚对佛教的分析将在第5章作更详尽的处理。通过相似的论断，老子和庄子也被归入易经的传统；参见第5章。

[30]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章学诚之所以要将写作类型回溯到经典时代，主要是想提升它们。而且，在检讨他的起源思想时，我们看到，不仅风尚、旨趣和形式特性可以以这种方式回溯，价值也同样可以。这样，就可以追问章学诚是否犯了某种可以被称为发生学的错误。这样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假设我们接受（a）人或物A有某种价值v；（b）A“导致”或“产生”B；因此得出结论（c），B有价值v。例如，一首巴赫协奏曲的演奏，并不真地只是马鬃在弦上摩擦的结果。但我并不认为章学诚有这样的问题。有时，他像中国的艺术批评家一样论证，他们通过假设画家性格中某些杰出要素来发现一幅画的优点并解释它的杰出之处；他由（c）和（b）论证（a），就像孔子在说“作此诗者必知道”（《孟子》，12.2 A4）时所做的那样，而且这一论证至少并不荒唐。他常常从（a）和（c）推到（b），例如，他指出某个作者与某部经书具有同样的价值，然后推出因果的联系。这正是我已经抱怨过的那种论证。最后，他运用了发生学错误的一种极相像的形式，从（a）和（b）推到（c），例如，在已经确定了一种写作类型起源于某一经典以后，他断定它应该有在来源中呈现出来的同样的价值，那些它缺乏的或已经失掉的价值。

[31] 郑樵对班固的辱骂，见于《通志》序。郑指责班抄袭了司马迁而未加指出；这在写作第一部一个单独朝代的历史而非司马迁的“通史”的简单延续时开创了一个极为有害的先例。

[32]《通志》，第71页，《校仇略》（《通志》卷一，万有文库版，第111页）。

[33]《遗书》卷一〇，第17页上、下。

[34] 章在一篇题为《州县请立志科议》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刊印于1796年（钱穆，第426页）。关于地方政府地方志编纂的建议早在1763年他写给甄松年的第一封信中就出现了。参见第1章。

[35]《遗书》，“外编”卷一七，第11页上、下。

[36] 章的朋友周永年关于藏书的思想是章学诚一定知道的：周在北京有一个供出借用的图书馆，名为借书园；章学诚于1775年在那儿拜访了他，并为周的藏书目录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在思想上与《校仇通义》非常近似。周提倡公共藏书应该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并应更换目录，他还主张将儒家的作品像《道藏》和《佛藏》那样保存在一个总集中。参见《年谱》第34页，以及Ar -thur M.Hum mel编，Eminent Chinese，第175页。

[37]《遗书》卷一〇，第14页上、下。

[38]《遗书》卷一〇，第15页上—16页上。

[39] 洪业教授在他的《引得说》一文中称赞了章学诚的思想，见附录4，第12页。章学诚对于引得以及原始引得型的参考资料的兴趣在1773—1774年。很明显，当时他正在编《和州志》，他让助手为他检索《明史》的传记部分（《年谱》，第31页）；后来是在1796—1798年，当时他为汪辉祖的书写了两篇序，一篇是为汪的《史姓韵编》和《二十四史同姓名录》（1796年）写的，另一篇是为他的《三史同姓录》写的（1798年）（《年谱》，第120、131—132页）。但章学诚对他的建议的操作困难并没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到了今天，有了电脑，我们才能真正地考虑检索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章学诚的生平、思想及其贡献于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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