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思想的来源及其对哲学危害的影响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章学诚的方法中，有着严重的哲学危害。将刘歆视为章学诚哲学立场的来源、将其思想视为刘歆思想中隐含着的可能性的富有想象力的展开，是颇具诱惑的。但是，如果认为章学诚的思想导源于对“官师”这个词的分析，那将肯定是荒谬的。事实上，章学诚的整个古代观似乎是对朱筠的写作理想的一种肯定。章学诚习惯性地将对知识的寻求与对知识的使用分别开来，将王阳明的个人道德问题看做整体社会政治组织的问题。

在章学诚的方法中，有着严重的哲学危害。要揭示这一危害，人们必须更加留心章对“家”（学派）的概述，看看他是如何使用它的。而在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了他的核心观念以后，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

要把握章学诚思想的动机，必须追问：章是从何处得到这些观念的？他最终又是如何处理它们的呢？

章学诚并非一直都像他在1774和1779年时那样来思考的。在1764年写给甄松年的信中，他表达了颇为不同的“经”的概念。他将《易》归属于“太卜”，但此时它只不过是“一子书耳”，其他的经书则是由官方的史家保存和使用的。章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将它们分属于周代的不同官署。它们也不是在章此时的“官师合一”的理论中神圣的古代世界的文献。在章与甄的通信中，这一古代的概念还付之阙如。

现在，将六经指派给周代的官署是与我们在刘歆和班固那里发现的同一类的设想。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不是经书而是诸子的学派被回溯到周代的官署。章把自己关于六经的观点简单地看做对刘歆的诸子学派观点的拓展和改进。在《校仇通义》的第二章他温和地批评了刘歆，认为刘早就应该将他的观点用于六经，并且应该将每一类型的作品列于它所导源的经书之下；刘歆把史学著作置于《春秋》下，却没有把诗歌置于《诗经》、阴阳家置于《易经》之下。一部经书与它的派生物之间实质上是“道”和“器”的关系。^[13]我们将会在章学诚的后期作品中看到他推演这一设想的尝试。将刘歆视为章学诚哲学立场的来源、将其思想视为刘歆思想中隐含着的可能性的富有想象力的展开，是颇具诱惑的。章学诚自己就是这样想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发现一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源出于”某些古代的作者、典籍或用语，这是很正常的；然而，这是一种文化的强制，而非真正的派生过程。真实的情形更有些近似于解读墨迹或解释卦象。例如，章学诚的《和州志》中以相当直白的方式使用了一个经典汉语词汇——“官师”。后来，在同一著作的《原道》一文中，他似乎突然注意到如果将这个词分成两个并且把每一半单独从字面意思来读，那么，就会同时得到“官”和“师”两个意思。^[14]因此，古代的官员一定真的曾经是“官—师”。但是，如果认为章学诚的思想导源于对“官师”这个词的分析，那将肯定是荒谬的。

事实上，章学诚的整个古代观似乎是对朱筠的写作理想的一种肯定。这一观念可能成形于1770年，当时朱筠在一首诗里提到了章对刘歆的兴趣。^[15]从章1772年（当时他还在朱的安徽交往圈中）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早期的文章中已经得出了这一思想以及关于文学史的相关思想。^[16]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章要在古代找寻根据，这一质询对于所有中国哲学家都是共通的。为什么章要谋求一个如此显著的以国家为核心的未分化的古代社会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检讨根植于宋代儒学复兴中的更为广泛的乌托邦观念。(www.chuimin.cn)

这种乌托邦观念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完美的家庭：在其中，每个成员将发挥他自己的作用，没有奔竞的诱惑和压力；在其中，人们“惟惧德业之不修”；在其中，“无空言之弊”；在其中，“无有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这一理想化的社会是和谐的有机整体（王阳明把它比做“一人之身”）。这一理想是绝对权威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因为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接受他的角色，任何一种可能引起紧张的区分（甚至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对它而言都将是充满敌意和危险的。^[17]

乌托邦式的儒者相信这一完美的秩序在古代（前官僚制和封建制的过去）曾一度存在过，他们希望至少能在精神上回归古代。对于这一理想状态的细节，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他们关注的方面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如83世纪的欧阳修）想要在民众中恢复古礼以及儒家的社会价值，将社会带回到健康的状态，医治佛教带来的病患。有些人关注主要的政治制度的复兴，如选举系统；有些人则关注个人的道德涵养，它使得个体成为人们将在这样的完美世界中发现的那种人，而朱熹则将所有这些志趣集于一身。朝廷（特别是最后两个王朝）充分理解这一观念的权威主义特征：每一个主体都应该接受他的位置，而没有仇怨和党争（在政治的意义上避免“私家学术”）。章学诚根据自己的兴趣理解和反思这一文化观念。他对于道德的自我修养只有间接的兴趣，也只在相当特殊的方面关注制度变革；他完全接受朝廷对儒家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化的利用，但只处于一种半自觉的状态。

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一观念对学术和写作生活的暗示，他的史学理论和古代社会的概念就是从这一关注中发展出来的。应该澄清的是，即使他当下的关注是目录学和文学的价值，他的思想也总是远远超出这些兴趣。

在16世纪王阳明的道德哲学中的“知行合一”思想，是这一新儒学乌托邦观念的进一步展示。王担心人的道德行为不能够从其性格对条件的需求的回应中直接涌现，而是出于算计、别有用心和道德堕落的动机来行动；或者因道德上麻痹而完全没有行动（如《孟子》一书中的齐宣王）；或者更糟的是，人们会以这种没有体现在行动中的知识本身为荣。章学诚习惯性地将对知识的寻求与对知识的使用分别开来，将王阳明的个人道德问题看做整体社会政治组织的问题。^[18]在儒家的乌托邦观念中，以为追逐“名利”都是罪恶，在章关于古代观念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维度。但他还有一个可能与此冲突的顽固态度，这一态度更多地表露在他达到其观点并为之辩护的方式而非其观点的内涵中。它是章学诚置于观点本身的价值，自认为可以看到某些其他人可能看不到的东西。而当他看待自己时，所看到的也是那些他自身认同的人。他觉得史家的工作需要不同寻常的品质，这种品质主要是思想的而非文字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对史家应该有专门的传记的原因）。他将刘歆和郑樵尊奉为曾在本质上洞察到了他笃信不疑的那些东西的人。章认为他们是有着伟大洞见的人，他们给予世界很多，因为他们能理解一般人无法把握的东西。因此，在章学诚的事物系统中，一定为两个明显相互抵触的概念留下了余地——对作为独立的、有价值品质的个人天分的肯定和作为一种必然会淹没在整体之中的品质的个体自我的否定。

章的学派（家）概念可以满足这一双重需要，但它包含了另一种同等重要的复杂性。章曾经说过作品应该被追溯到它们的开端。这一工作就是要通过把握某一类写作的起源来确定此类写作的本质、它的真实本性和价值。因此，将某一本书归于某一家将必然既是分析性的质询又是历史性的探索。

章学诚思想的来源及其对哲学危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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