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仇通义：《原道》中的历史与国家核心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校仇通义》中的《原道》一文延续了首次在《和州志》的《原道》一文中提出的论点。与此观念相联的是一种作为政治和文化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含混概念。其次，章勾画了一个经典古代的独特概念。章的经典古代是一个完全以国家为核心的未分化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的古代统一体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历史表达，尽管章自己并没有用这些概念清晰地描述它。从这一“经”的概念出发，章学诚将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

《校仇通义》中的《原道》一文延续了首次在《和州志》的《原道》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章学诚从开端入手，在他心中的是《易经》中的文明史架构：^[5]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令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6]

从章学诚在这些段落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三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得出关于文学价值的特定论断。首先，他断定撰述并非始终存在，它的起源是官方的和功能性的，它是应治理者的需要而产生的。与此观念相联的是一种作为政治和文化制度发展（也是出于需要）的历史过程的含混概念。章学诚认为，当撰述是应需求而生的时候才是恰当的，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会更多地谈到这一点。

其次，章勾画了一个经典古代的独特概念。对于章而言（同样也是对几乎所有儒者而言），经典的古代所体现出的价值，即使不能在实际上成为现时代的范型，至少也能构成对它的批评。章的经典古代是一个完全以国家为核心的未分化的整体。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同一个开端，章学诚觉得人类秩序中功能的、治理的和行动的侧面必然曾一度与其传统的、文化的和知识的侧面浑然不分：“以吏为师”。知识专属某一部门，知识和知识的传播与掌管这一部门的官员的行为密不可分。顺理成章的结论是：知识的本性是专门的，而且只有在与国家相联或由国家保证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在一个他此时还没有用到但很快就会使用的措词里，“治”和“教”是同一的。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的古代统一体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历史表达，尽管章自己并没有用这些概念清晰地描述它。章在《和州志》中说，这一古代秩序的统一体是与审美和道德的完善俱生的：“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章因此赞成国家的权威。他对清王朝权威的言不由衷的赞誉在他后期的文章中一再出现。“同文之治”不但美好而且恰当：他在《和州志》中说，不由“官师”保存的学问是不合法的。即使是孔子，在学习周礼时，也要到周王室的相关官员（如老子）那里去询问。^[7]

因此，既无私人写作，也无家学派别。经书不能被理解为普通的一类由作者阐述他的知识和思想的书籍，而是古代国家文献的残余。在这一见解下，章学诚在《校仇通义》的第三卷里将六经（如六艺尚存的部分）与儒家经典里的其他作品——传严格地区分开来。从这一“经”的概念出发，章学诚将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8]

当一个作者仅仅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写作那些与经书不同的东西；那么，由于他所做的一切并不必要，他也就将自己与事物的整体、与那些真实且有价值的东西分离开了。这是章学诚在《原道》中的思想的第三个指向。不知为什么，章学诚没有对这一断裂（在经典时代以后，人类生活的整个知的一面与其行的一面分离了）作出解释。古代国家裂为碎片，“官失其守”；而学术则从政府中游离出来，成为私人的财富：“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结果，写作和学术都陷入了漫长的衰退之中。但章学诚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每一种写作和学术的源头，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有可能为此做点事情。这在当时是目录学家的工作，而且，我们马上可以看出，目录学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学问世界里的一种技术性的工作。(www.chuimin.cn)

章学诚在《和州志》中说：一旦写作不再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就变得分散和缺乏组织。因此，不得不设计一些目录学的分类系统。但是，只有汉代的目录学家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具有这样的洞见：通过将各种传统追溯到“官师合一”的古代来讨论目录学，将每一个学派都视为一种官守败坏后的结果。章的《校仇通义》告诉我们，这些洞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从现存的暗示中推测出来：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9]

如果在总体上追随刘氏的做法，那么即使是琐屑、卑下的作品与“大道”之间也可以建立起关联。人们能够确定就是这样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而古代的学术将得到恢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像韩愈那样“辨古书之正伪”；或像孟子那样“知言”（如“诐言知其所蔽”）、像孔子那样“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10]

总之，目录学家的工作是所有批评的基础。章学诚认为，他的做法一定能将每一部作品正确的归入它应属的学派（家），将每一学派追溯到它在周代的政治秩序中的开端，并辨别出每一写作类型应该坚持的“家法”：

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11]

这是目录学研究者的真正使命。而我们都是——章学诚抱怨说——或者闻博而学浅、或者沉浸于细碎的训诂学观点中的人。^[12]

校仇通义：《原道》中的历史与国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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