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的关联及朋友关系

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

——《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1792年）

在章学诚34岁这年，他与国子监漫长的关系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在北京的生涯也接近尾声。他离开国子监和京城，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起初是在安徽，其后到了北方；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其他的学者通信和讨论，接受资助或任何他能寻到的师爷职位，承担地方志的编纂，以及在书院里课徒。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很失意，而且多年窘于生计。他的主要兴趣似乎仍是目录学、地方志编纂学和（稍后）教授写作的技艺。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18世纪的主要文化事件：《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以及乾隆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章学诚与这两个事件都有关联。他没有正式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但他的许多朋友都参加了；他的《校仇通义》（写成于1779年）是他对这一计划的兴趣的明证（参见该书第3卷）。这本书里还包含了一些争论，它们表明章学诚赞成文字狱，即使在他的一个朋友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以后。

从1771到1776年，除接受了一项编纂委托外，章学诚好像一直由朱筠（朱聘请他做太平使院的师爷和考卷批阅者）和冯廷丞（时任宁绍台兵备道于宁波）直接资助。尽管在这种职业难以保障的情况下，章学诚仍保持了思想上的活跃和自信。他的著述越来越多。

在1771—1772年冬，陪朱筠同赴任所的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诗人、散文家和地理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诗人黄景仁（1749—1783年）以及历史学家邵晋涵（1743—1796年）。朱筠的北京学生吴兰庭也是其中之一。汪中（1745—1794年），一个能很快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也在1772年加入其中。在那一年，当时正在浙江教书的戴震以及卓越的文字学家王念孙（1744—1832年）也常来造访。在朱筠和他的小圈子到达太平以后，他们又发现了其他朋友；当地的地方长官是沈业富，在章学诚第三次应举失利后任副考的沈业富便对他以朋友相待。章学诚在沈的官邸很受欢迎，在那里，他遇到了沈的儿子沈在廷。他与沈在廷的友谊热烈而持久。^[1]

在太平使院，章学诚继续向朱筠问学。为了使章学诚的文风精练，朱筠与章一道写同样题目的文章。当他们题材用尽之时，邵晋涵就会举出明朝的遗事来提示他们。章对此印象颇深，此后二人在史学方面找到了极强的共同旨趣。^[2]

邵晋涵是浙江余姚人，与章学诚的家乡很近。章可能在几年前就认识邵晋涵；无论如何，他们在邵晋涵（一个八股文的行家）到京师通过会试那一年之前，就已经彼此熟悉了。他们之间经久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796年邵亡故）在章学诚对邵的从祖邵廷采（1648—1783年）的著作的高度评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章学诚对邵廷采的崇敬持续多年。他告诉我们，邵廷采的著述也同样受到他父亲章镳的敬重，而且，章镳在北京时曾批点过17世纪作家关于修著家谱的观点。邵廷采是黄宗羲的朋友。章学诚对邵廷采的关注不仅建构起了他与早期浙东传统的联系，而且也暗示出他的志趣。邵廷采是南明朝的史家，他的《思复堂文集》中包含了大量宋明遗民和明清之际哲学家的传记，其中还包括一些关于经济、政治、历史更迭理论和历史写作类型方面的文章。邵廷采是王阳明的第三或第四代弟子，他毕生维护其道德直觉的哲学思想。然而，章学诚对邵廷采的崇敬不是因为他任何一个方面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知识和见解的广泛领域以及他的文学造诣。此时邵廷采还鲜为人知，而邵晋涵则在章学诚的称许面前保持谦抑。章学诚劝他的朋友要郑重地看待其从祖的价值。很显然，稍后，章替邵晋涵请朱筠写了一篇传记铭刻在邵廷采的墓碑上。^[3]

很难估价这一友谊对章学诚思想的开展发生了多大的影响；章强调他和邵晋涵的很多思想不谋而合，而且在章的文集中，人们可以发现在文章或书信的结尾有相当多邵晋涵写的肯定性的评注。他们俩都不满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研究中过度的训诂学倾向，也都为当时已不时兴的宋代哲学辩护，而且也都将历史看做表达和开展宋学的核心观念的方式。

然而，在很多方面，二人又有着难以理解的区别。邵在训诂学方面有相当的修养，他于1785年写成了《尔雅》注。与章学诚相比，他沉默寡言、谨慎甚至有些迟钝，而章学诚则总是任由各种奇异的想法涌入他的心中。显然，二人是互补的。^[4]

1772年夏，章学诚到宁波拜访冯廷丞。像朱筠一样，冯也资助学者，并渐渐将一些曾是朱筠的小圈子里的人聚集到他的周围。然而，这一年秋天，章学诚又返回了太平。^[5]此时，他写信给他以前在国子监的老师朱棻元，向他解释自己离开《国子监志》的修纂工作的理由：“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

以《廿二史考异》闻名的钱大昕，比章学诚长十岁，此时是翰林院校阅。有些奇怪的是，章学诚在此时曾给钱大昕写过信，而尽管他们都锐志史学，但他们在学术方法和品位上却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章于一年前（或者更早些）在北京结识了钱，并对他极为尊敬。^[6]

在这些信中，章学诚第一次提到了他最著名的论文集的名称，但我们只能猜测这一早期的《文史通义》的内容。其中绝大多数现在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而且，有迹象表明，章学诚曾打算用这一名称作为他所有作品（或至少是所有他建议保存下来的作品）的总标题。章学诚的这个题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文学和历史”至多是文史的一种机械地表达。这一术语的一个更为专门的、同时也是许多世纪以来史家一直沿用的意义，是“文学和历史批评”；在这一门类下，我们可以找到像刘知几的《史通》和刘勰在6世纪写的文学批评的经典《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无疑，在章学诚的心目中，既有这种意义，也有文和史的字面意义——“文学艺术”和“历史写作”。但是，章学诚有时似乎将它们用做包含整个书写世界在内的包容性范畴。我们将在此后发现他试图将“文学艺术”的进展理解为个人的和情感的写作，而与此相对的是那种客观的、事实的和严谨的写作（以历史写作为代表）。章很可能读过并且记得《旧唐书》中有关刘知几等史家的传记，这些传记中称赞他们是“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亦即能力笼罩一切的人。也许章之所以用了这样一个题名，至少受了对刘知几的这一赞扬的潜在影响。如果确实如此，章学诚对刘知几的态度究竟是将自己等同于他还是与他竞争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7]

章学诚于1773年初写给北京的另一朋友的信中，呈示出困扰他的问题的部分本质：

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仇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8]

也许章学诚在这封信里提及《文史通义》时，并不像他提到在目录学方面的著作那样重视（对于章来说，校仇将变得比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更有意味）。此时，章学诚正在撰写他的《校仇通义》，这本书完成于1779年。我们将会看到，章学诚尝试做的，是一种对典籍以及典籍所属的写作和学术传统的范围自由的历史研究——一种既是解释性又是批评性的研究。

章学诚即使是在早期，大概也已经在摸索一套几乎难以表达的概念来描述他的工作和志趣，这表明了某些对于他的自我想象颇为重要的东西。1790—1791年，章学诚在一种自许的情绪中给他的儿子写信。他说，他自己的思想志趣和才能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其他人都被琐碎的细节研究（训诂学、音韵学和校仇学）吸引，而且他们也擅长于此，但他却并不长于此道。尽管他给予这些同辈学者以应得的评价，但他自己确实对此类研究提不起兴趣。他说：“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仇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章说，有一次一个朋友在被问及章的“学业究何门路”时，那个朋友不得不回答他不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而是因为他“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即使是对与他相熟的学者，章学诚的思想也并不简明。他的观念不是通常人的观念，他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怪异），而且自己深知这一点。^[9]

章学诚在此时对目录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772年冬，朝廷首次发布征召稀有书籍的诏令；作为响应，朱筠写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奏章，其中建议从卷帙巨大的未曾刊印过的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中收集图书并抄录佚文。在这些奏章中表达的观念极有可能出自与章学诚、邵晋涵以及其他一些属于朱的小圈子中的人的讨论。朱的奏章导致了1773年春一个负责编辑大型的御用图书馆——《四库全书》工作的学者部门的形成。邵晋涵、戴震以及章的另一个朋友、藏书家、儒士和佛教徒周永年，都被委派到这个部门中。由于章学诚连举人也不是，所以被忽视了，但邵晋涵很快就成为史籍类的副编校，在这一时期，邵将自己的工作转向《永乐大典》，并从其中辑出了已佚的《旧五代史》。章学诚似乎一直在间接地对这一计划施加着影响。朱筠是一个书籍鉴赏家（《四库全书》中有14部典籍抄自他的藏书），他将《四库全书》的编纂看做一项有价值而且是必需的工作，而没有意识到皇帝会很快将这一计划用做一个牵涉甚广的文字狱的借口。朱筠推动《四库全书》计划的动机之一很可能是想要给他的有前途的门生提供一些职位。像朱筠这样的人（他的爱好和小范围提供资助的方式），很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学者，这是他无力承担的。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章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冯廷丞一道待在宁波，在1773年春，章学诚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正处于困境中，在等待京城的一个职事。^[10]

大约这时候，在朱筠的举荐下，他应和州知府之聘为该地修纂一部地方志，于是他沿江经太平至和州。章学诚在1774年完成了《和州志》的编纂。这是他独力完成的第一部地方志，他以一种自觉的理论风格来处理这部地方志，以《志例》开篇。这部地方志的一个突出的设置是八卷名为“文征”的附录，他在后来曾为这一形式上的变革作过理论上的辩护。这一部分中汇集了一些“有裨文献”或“文辞典雅”的文本。

《和州志》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章对各种早期的和州地方志作了广泛的分析（并附有编者的传记）。的确，整个工作一定给它的委托者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古怪印象。首先，在其中的各个部分以序文的形式随机地点缀着关于文明史的哲学论文，其中的一组论文（长达40页）置于题为“和州文征序例”的部分的开头。这些文章特别有趣，因为它们是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和文学史理论的一种早期的表达，很接近《校仇通义》中的思想。这一著作被刊印出来，但没有广泛流传。当《和州志》完成的时候，朱筠已经被调离，而他的继任者（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章学诚在地方志中完全没有涉及和州下属的一个县提出异议。^[11]

由于未能争取到将自己著作列为官方的地方志，章学诚便着手将与自己切实相关的部分保留下来。他将其删节了一半，并称其为《和州志隅》。其中的序文，是关于章学诚对自己和他的著作的评价的一份极有价值的记述：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12]

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也。^[13]

不断有迹象表明，章学诚深深地困扰于他对“空言”（在那个时代，他对史学和写作的思想性概括被看做是“纯理论性的”）的偏爱。这里有一个出路：一个作者可以从事和表达他的思想，但前提是他必须有一些切实和有实践价值的工作，来表明和证实他的思想的有效性。在新儒学的形上学语言中，如果他的思想的本质特征（体）是理论性的批判，那么它还必须有一个功用（用）。章学诚的“用”就是史学的写作。

1773年，章学诚与戴震有两次重要的会面。第一次是章在宁波冯廷丞的道署做客的那个夏天，当时戴震也客居于此。刚过55岁的戴震，此时是浙江金华书院的主讲。他是新近被皇帝选中的参与《四库全书》计划的五个人之一。他有一系列给他带来声望的著述：两部地方志，写于1769年和1771年的《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两部哲学著作，写于1763年的《原善》和1773年的《绪言》；以及大量经学研究领域的著作。而且，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著名的古代关于水路的著作——《水经注》做批判性的研究，此时正准备将其付梓。他关于这一文本的著作无疑为章交往的小圈子熟知，可以想到，戴以一个历史地理学家而享有盛誉。^[14]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章学诚早在京城时就见过戴震，并对他坚持以一种细致的研究作为真正理解的先决条件的观点印象深刻。章似乎对戴震的《原善》有高度的评价，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哲学（明显与章后来的抽象思考不同），而是因为它是来自一个训诂学家的哲学；而且《原善》代表了戴的唯一一个可能被章欣赏的侧面。^[15]

然而，章学诚的初次写作尝试已经开始明确展开他关于历史和学术的独特观点。戴震以其言辞的华美和学识的广博倾倒了冯家，而章学诚却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相对琐碎的细节到最基本的东西，二人都存在差距。戴震轻视对文学表达的狂热（章学诚也曾长期致力于此，将它看做与训诂学研究同等重要的东西），并声称自己学习写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章学诚拥护宋代的哲学正统，并将戴震视为时兴学术的最佳代表。戴震断然声称，朱熹已经过时了。^[16]

但是，他们最初的差异主要是关于地方志的编纂。在一次发生在宁波的谈话中，章学诚将他刚刚为计划中的《和州志》写成的“志例”拿给戴看，戴嘲笑那种认为“地名索引”的重要性值得特别关注的看法，并且说在他自己修纂的地方志中他只是追随通常的写作方式，而并不试图有所不同。他还反对章对文献的强调，认为地方志只需要在细节上关注历史地理的延革。而章学诚则倔强地辩护说，在他的概念里，地方志是真正的历史写作，是有其当代意义和效用的文献。他说，它可以和古代的国史（周代诸侯国的历史）比拟，不应被看做“地理专门”之学。^[17]

而且，章论辩说，早期地方史的细节总是能从其他的典籍中搜检出来；对于编者而言，它们不如原始的历史证据（如尚且在世的人的回忆和注定要随时间而散佚的未经刊印的文献）重要。他说：“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而且，他用例证支持他的议论。的确，如果较早的地方志一向编纂得很恰当，那么每一部新的地方志就可以是前者的续编。然而，这样一部著作的范围往往涵盖了过去的三或四个世纪，但它的作用不是仅仅研究古代。章学诚主张：“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赅，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18]它表明，章学诚设想：一部地方志不仅是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和解释，而且是对当前的制度和社会状况（以一种特定的历史深度观察到的）的描述。

这一论辩是章学诚如下信仰的一种相对而言较早的表达：当前对于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但这一论辩也展示出一种显见的复杂性上的缺陷，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为什么历史要被重写而非简单延续下去的理由。章学诚并不打算承认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迁就是在兴趣、洞见以及史家和他们的读者的价值中发生的变迁。的确，“时殊势异”。但章学诚认为，这些新的状况只是引导我们去寻求这些新状况的信息，它们似乎不能带来对于已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新的理解。

章学诚和戴震的第二次会面是在杭州，当时在座的还有吴颖芳和其他一些人。^[19]此次谈论的主题是郑樵（8304—8360年）的《通志》。戴震批评《通志》没有学术根基，这种批评得到了当时舆论的支持：认为它明显不如13世纪马端临的政治类书《文献通考》。章学诚在这一争论的过程中自信地提出了异议。在他关于目录学的阅读和思考中（《校仇通义》即产生于这一过程），他开始认为郑是极其重要的。他在《申郑》^[20]一文中表达了这些想法，直接针对戴震，但没有提他的名字。郑马优劣的问题几乎成为章学诚的一种执迷，并在后来激发了他最有趣的哲学和史学思考。在章的心目中，郑代表着关注“意义”的真正的史学，而马则只是关注死的事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史家。与戴震的这些遭遇一定极大地刺激了章学诚，在此后20年里章写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在讨论他与戴的不同点，其中一些最初就是在宁波和杭州的谈话中引出的。

是年九月，朱筠调离安徽，左迁四库馆。《和州志》完成于次年（1774年），章发现自己再一次陷入无助的境地。这一年秋天，章学诚赴杭州参加乡试，然而又一次落榜，于是他便去宁波在冯廷丞那里渡过了整个冬天。次年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府中宾客云散。章学诚回会稽停留了一段时间，于1775年秋再次返回京城。他此时已不再租赁冯廷丞的居宅；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家人已经两次迁居了（显然是他不在的情况下），而这次他又一次将全家迁至一个更差的处所，因为他的家境益发艰难了。^[21]

我们只能猜测在他长期在外时（这种情形并不是最后一次）他是如何维持自己家庭的，可能他将绝大部分在安徽的收入都寄给了他的家人。此时，他在京城赖以维持生计的方式有如下几种：因偶尔撰写传记或墓铭而得的报酬；或因一些不正式的编辑工作而得的酬劳，其中也许还有朝廷赞助的编纂和研究计划。

1777年，在章的家境已稍有好转以后，罗有高（卒于1779年）到章学诚的府上造访（因为邵晋涵曾给他看过一些章的文章），想要与他结识。章学诚当时不在城中，他的母亲便让他17岁的长子贻选出来答谢罗的盛意。罗注意到这孩子身上的衣衫破旧，便给了他100文钱。章学诚回来以后，便立即去回访，两人在漫长的冬夜里拥炉彻夜长谈。对于有些东西而言，贫穷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章学诚甚至筹划着要去买更多的书（一名学者的无可厚非的癖好！）。^[22]

此时的京城里汇聚了更多才智之士，因为四库全书正在搜集和编纂中。章学诚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朱筠、周永年和邵晋涵都是其中的成员。早在章学诚参与修纂《国子监志》时就已经是国子监学监的侍朝（1729—1777年），也是其中的一员。侍朝的官署在其生前一向都是章学诚和几个亲密的友人喜爱的幽居之所。^[23]

章学诚在后来的周永年传中颇为辛酸地描述了当时京城的情状：

余……乙未入都，……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24]

在后来的另一篇传记（《邵晋涵传》）中，章记述了当时京城的思想活动和史学的一般倾向（他觉得很可悲）。对于章学诚来说，对马端临“整齐比类”和王应麟（1223—1296年）“考遗搜逸”的崇敬代表着有悖于理解的不同方面。章和邵都认为后来的正史是这些思想错误的最可悲的例子；它们在文学品质上很卑下，没有传达任何历史事件的意义，也没有表现出对材料叙述的任何意义上的选择。邵晋涵认为《宋史》是无来由的冗长和繁杂的最典型的例子，并决定要按照正确的原则撰写一部宋史。^[25]

1776年，章学诚被任命为国子监典籍。然而，这一“任命”是纯粹形式上的（尽管他直到1794年还在署名时使用这个头衔）。它没有解决章的经济问题。章需要一个新的赞助者，因此，在朱筠等人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周震荣（1730—1792年）。周来自浙江，尽管此时他只是直隶的一个下级官员，但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被调任为永清知县。^[26]

章有理由期望自己的名字已经为此人所知。在安徽，章（更可能是朱筠）将《和州志》的手稿送给了周。但它没能引起周的重视，他把它弄丢了，而章也无法再从其他的抄本中将它全部复原。此时，章学诚本人被直接介绍给周，周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中间人安排了一次宴会。章的其他一些手稿在席间传阅，但周却并没有看，直到它们最终引起了他特别的关注。尽管有这一尴尬的开始，二人还是成了最亲密的朋友。通过周，章于1777年春获得了定州定武书院主讲的职位，并且被委托修纂《永清县志》。从此，章学诚开始了他历时十数年之久的教书生涯。教书的地点主要是在直隶和北京附近（他时常要去北京）。^[27]

1777年秋，章学诚赴北京参加乡试，并最终获中举人。主考官梁国治（1723—1787年），浙江山阴人，是此时京城最重要、同时也最忙碌的官员之一，他身兼翰林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梁国治厌憎保守而缺乏反省精神的流行的经学研究，因此在考试中指定了一些视野宽阔而且有历史意味的题目。他很欣赏章学诚的试卷，当他发现章是他的同乡时，他以私人的身份对他表示祝贺。这次会面是二人友谊的开始，这一友谊对章无疑是有利的，但这一点，只有在他最终成功的时刻才能看到。在考试过后，章学诚遇到了一些同场的考生，并对比了彼此的应试文章，他不无得意地写道：这些人当中没有人认为他不能通过。^[28](www.chuimin.cn)

在为通过乡试作了多年准备之后，章学诚于1778年春一举通过会试。他到国子监拜访，并向他的老师们表示敬意，一位年迈教员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章学诚一定带着强烈的满足感回忆起那些他仅仅作为一个榜末的监生的辛酸岁月。^[29]章学诚进士及第时已41岁。他的母亲卒于是年，她的长寿使她能够有机会分享儿子的成功。

此时章学诚已有了一定的名声，但他有见解而且好辩驳的性格与他的文才一样出名。章给朱筠周围的人留下的印象可以从1778年的同榜进士李威的回忆中猜到。李写道：“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显然，朱是如此地热衷于与这些志趣相投的人交往，以至于他能够容忍任何事情以便让他们常来他家中。李说自己可以在酒后变得好争论和过度伤感而不会使主人生气。事实上，朱的朋友往来多到了门房无法应付的地步，这可以被理解为任何人都可以不经通报便径直进入。甚至到了夜深之时，客人散去以后，朱还会叫他的弟子和两个儿子来重设酒宴，继续谈论。^[30]

朱50岁寿诞时的一件小事能更深入地体现他的门庭中的随意气氛。章学诚为此写了一篇贺文，朱看过以后点头称许。于是章学诚直言无讳：“先生辱许小子，若得终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铭幽室乎？”朱筠则笑着说：“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脱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铭子不朽。”这段对话记载在章学诚最终为他的老师写的墓志铭中。^[31]

章的其他一些朋友也经常提及他性格中这一不检点的侧面。1778年春，他在北京参加会试，经常去拜访冯廷丞。在冯家，章学诚有时会遇到他的新朋友罗有高，罗与周永年一样，既是一个儒家学者，又是虔诚的佛教徒，罗吃长斋并且在山寺与僧人对谈。章全无恶意地开罗的玩笑：“佛氏言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信乎君所食者，来生则反报乎？”罗点头称是。章便继续追问：“然则贫欲求富，但当杀掠豪贾；贱欲求贵，但须劫刺尊官：来生反报，必得富贵身矣。”当罗和他的朋友严肃地谈论宗教时，章便会插入一个笑话来打断他们，使谈话转为谈笑。的确，在他的思想著作中，他对佛教提出了更多宽容且合理的批评。^[32]

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刻，章学诚有理由感到自信。他写道：“知己皆枢要大臣。一年之中，名两报于朝廷，人皆以为荣。”^[33]我们头脑中勾勒出的章学诚此时的画像是：一个刚刚迈进中年的人，从失意的、前途未卜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对自己的思想有着极强的自信并且肯定会留下某些有经久价值的东西的作者。回顾他此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期的所有思考的核心观念都在迅速形成。

【注释】

[1]《年谱》，第23页。《年谱补正》，第254—255页。

[2]《遗书》卷八，第6页下—7页上，《邵与桐别传》，18300年。

[3] 朱筠：《笥河文集》（北京，18315年）卷一一，第1页上—6页下。《遗书》卷一八，第6页下、10页上。邵廷采：《思复堂文集》。

[4]《遗书》卷九，第23页上—24页上。Arthur W.Hum mel编，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83），第6837—6839页。

[5]《年谱》，第24页。内藤虎次郎：《研几小录》，第1835—1836页。

[6]《遗书》卷二二，第41页下—42页上。《年谱》，第22、25页。

[7] 文史这一类别被用在《新唐书》和《宋史》的目录部分。也许对章学诚来说，与它的意义无关的是《论语》卷六，第13页。关于邵晋涵对章的文史概念的讨论，参见《遗书》卷一四，第29页下—830页上。刘的赞词出现在《旧唐书》卷一〇二结尾。

[8]《年谱》，第29页。章学诚在一本书里展开这些思想的企图至迟可以追溯到1770年，当时他和朱筠一道在北京。这一年秋天朱作为福建乡试的考官，他于途中从山东送了一首诗给章学诚，其大意如下：你（指章学诚）为冯对“文史”的偏见感到恼怒，他不接受任何刘氏父子的见解……也许你在打算写一部不朽的著作？这里，“冯”可能是指章的同学冯廷丞，而“刘”则明显是指汉代的目录学家刘向和刘歆，他们的思想是章学诚《校仇通义》中的许多思想的基础。似乎刘氏父子的洞见是章学诚在朱的北京学生圈中一直为之辩护的（《章实斋的史学》，第254页）。

[9]《年谱》，第81—82页。《遗书》卷九，第63页下—69页上，《家书二》。

[10] Arthur W.Hum mel，Eminent Chinese，第189—199、637页。《年谱》，第29—30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15页（引自沈元泰《碑传记补》）。

[11]《年谱》，第27—31页。朱士嘉，第153—159页。

[12] 章学诚关于他与刘知几之间差异的概念，在1790年的一封家书中以类似的言辞重又提到。

[13]《年谱》，第31页。《遗书》，“外编”卷一六，第1页上、下。章学诚《和州志》的残留部分可以在《遗书》“外编”找到。原本《和州志》是42篇，《志余》是20篇。但《志例》是最先写成的，戴震看到过，而章后来呈给毕沅的也是20篇，章能够保存它的复印本。参见《年谱》，第27、29、31、62页以及《遗书》卷二二，第43页下。1790年，章学诚从他的《和州志例》中抽出了序论一卷（原来的《和州志》此时已经遗失；《遗书》卷九，第44页下）。这是留存下来最多的。

[14] Arthur W.Hum mel，Eminent Chinese，第697页。章在此前一年在宁波也见过戴，当时戴展现了渊博天文学知识。《遗书》卷一八，第22页上、下，《冯瑶罂别传》。

[15]《遗书》卷二，第30页下，《朱陆》后记，1790年。

[16]《遗书》卷二，第37页下，《朱陆》（1739年）；卷二，第31页上—32页上，《朱陆》后记。

[17]《遗书》卷一四，第37页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18]《遗书》卷一四，第13页上、下。

[19] 吴颖芳是一个品行甚佳的君子，他回避科举和显赫的官职，而致力于诗、音乐和考古。参见Arthur Waley，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London，1956年），第173页。

[20]《遗书》卷四，第42页下，《答客问》，1790年；《申郑》（《遗书》卷四，第40页上—42页下，日期无从确定）一文首先明显地是对戴震的《续天文略》序的评论，它是准备用做《续通典》的一部分的，但没有被收入该书中；参见戴震的《年谱》，第36页上下，收载于《戴东原集》。在这篇序中，戴震对郑樵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

[21]《年谱》，第31—32页。

[22]《年谱补正》，第253、260页。《遗书》卷一九，第13页上，《庚辛之间亡友传》之《罗有高传》。

[23]《年谱补正》，第257页。

[24]《年谱》，第33页。《遗书》卷一八，第25页上。

[25]《年谱》，第32—33页。

[26]《年谱》，第35页。《研几小录》，第127页。

[27]《年谱》，第35页。《年谱补正》，第256、253页。

[28] Arthur W.Hum mel，Eminent Chinese，第501页。《年谱》，第116页。《年谱补正》，第253页。

[29]《年谱》，第36—42页。《年谱补正》，第260页。在1796年（《遗书》卷二九，第66页下），章学诚写信给汪辉祖，在其中他回忆说：“然登第于四十外，则命使然。中间七应科场。”这七次（包括乡试和会试）分别是1760、1762、1765、1768、1774、1777和1778年。在1778年会试中，章学诚列二等第51名。这使他在整个通过考试的名单里列54位。其他同科通过的有李威，他的名次高于章学诚以及另外两个章学诚后期的重要朋友——张维祺和陈诗，二人都比他的名次低。

[30] 见朱筠《笥河文集》，第32页上、下。

[31]《年谱补正》，第261页。《遗书》卷一六，第11页下。

[32]《年谱》，第42页。《遗书》卷一九，第13页上、下，《罗有高传》；卷一八，第23页上，《冯瑶罂别传》，1790年。另见D.S.Nivison，《章学诚对佛教的态度》，收载于Indogaku Bukkyogaku Kenkyu，Ⅳ，1956年，第492—495页。

[33] 内藤虎次郎：《研几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