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背景、教育、思想

先生慨然诲曰：“文无今古，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又安能通邪？”学诚迷不悟。

《柯绍庚传》（1778年）

章学诚于1738年生于浙江东北部靠近杭州湾的绍兴会稽。他属于一个地位在较低的士绅阶层中不太确定的宗族。章氏宗族在绍兴附近生活了六个多世纪，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907—960年）。当时有个叫章仔钧的人在福建浦城起家。章仔钧在闽获致高位。章氏的族谱自豪地叙述了章仔钧的妻子如何通过向入侵的南唐军队的统领求情，使得城中百姓免遭屠戮的故事。^[1]

北宋末年，章仔钧的某个后人从福建移居到会稽山阴。在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的某个时间，一个更晚的后人章彦武迁移到了会稽的道墟村。从这时起一直到章学诚出生的时候，这里成为章氏宗族的祖籍所在。到了乾隆年间，道墟的章氏宗族已经十分庞大，而且繁衍甚广，仅定居于北京的就有上百人。由于会稽土壤贫瘠，无法植稻，所以章氏主要是靠种棉、酿酒以及做衙门的师爷谋生。章学诚的前几代人似乎在地产上有显著的进展。在他出生前的30或40年，他的家庭迁到了城里。他的祖父章如璋是个资深的师爷；他的父亲章镳（卒于1768年）娶了史义遵（死后被追赠太守荣衔）的女儿为妻。章镳于1742年进士及第，并在1751年成为应城知县。他的儿子最终也中了进士，但接下来的一代却并没有能够再进一步。^[2]

章学诚的父亲和祖父的文学品味和成就都很高。据章学诚所记，他的祖父晚年致力于研究宋代史家司马光（1019—1086年）纂著的《资治通鉴》中所揭示出的“天道人事”的关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对流行的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有着极强的兴趣，也认同其中的历史和生活事件都受道德公正的指引的观点。章学诚说他的父亲有着无法满足的阅读兴趣：他会借很多书，从其中广泛地抄录，如果在他做完笔记之前就得归还一本书，他就会变得相当的沮丧。章学诚的父亲也可以算是个诗人，他的一部分诗连同章学诚的一篇序文草稿至今尚存。章学诚在这篇序中写道：“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镜鑱刻峭削。疾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意节之，抄《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琐言》，凡十数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遗命勿轻示人。”^[3]

当然，我们不可能从章学诚虔敬的描述中将他父亲和祖父的性格完整地抽离出来。但可以看出，章学诚关于文学和历史的一些最具个性的观点：

材料以及用于表现这些材料的技巧对于史家的重要性、他的宽泛的史学定义以及他蔑视流俗赏誉的自我意识，也同样是他们的观点。章学诚一直感谢他父亲对他的深远影响。在晚年，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了一件在他20岁时发生的事。当时他买了一本庾信（513—581年）的诗集，其中有吴兆宜（fl .1672）的注。在其中的“春水望桃花”一句的颇具训诂学风格的注中，他发现了一个出自古代关于季节的文本中的相似文句。章学诚的父亲抹去了注文，并评注于其下：“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从这以后，章学诚发现吴注索然无味，而且不再受文本分析的诱惑。此后，他在读书时总能有自己的观点并理解从前作者的本意。^[4]

对章学诚的早年我们所知甚少，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章学诚四五十年后的文章，此时，遥远的记忆世界与作者文学趣味的世界已经混同了。他是家中的独子，有一个六岁的“大”姐姐和几个妹妹。他没有叔伯在他父亲的身边，而只有一个姑母，她嫁到了会稽的一户姓杜的人家。在他83岁的时候，他的姑母死了，而在此前，她时常回家来帮助他母亲管理家庭账目。在他的回忆中提到，当他两三岁正在学说话的时候，他的大姐整天抱着他，逗他说话。另外有一个亲戚常常带着幼年的章学诚到邻家的酒肆，因此，他长大以后颇为好酒。^[5]

1742年，在章学诚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通过了会试，开始有资格接受官方的委任。然而，在此后的十年里，“老”章却一直靠教书谋生。章学诚最终也成了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但他的启蒙老师却是他的母亲。^[7]稍后，他可能进了一所幼童的学校。关于早年岁月，章学诚记述道：“仆自念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6]

我们看到，1751年，他在他的亲戚杜氏资助的学校里学习。学校里，有杜氏的三个子侄。其中年纪最小的杜秉和只比章学诚大一点，二人成了最好的朋友。章学诚可能有一点迟缓，而可怜的秉和则是不折不扣的愚钝，而且是七八个学生中最穷的。在很热的天气里，秉和会在天亮前起床，点灯读书以完成白天的功课。他害怕黑夜里的鬼魂，所以总是让章学诚（章似乎在学校里寄宿）陪他一道起来。章学诚从不推辞，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面对夜里蚊虫的叮咬。另一个刺激的来源是学校的老师，一个固执的、旧式的学究，他动辄用戒尺惩戒背书中的错误。尽管有章学诚为他求情，秉和仍常常成为他的牺牲品。章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只能在想象中得到。^[8]

在他14岁那年，章与一个俞姓女孩成了亲。同年，章镳被委任为湖北应城知县，他把全家迁到了那儿。^[9]

章学诚到14岁的时候还没有读完《四书》。两年以后，他仍是一个令老师们头疼的学生（他是如此的不成熟，以至于在上他父亲的课时还又说又笑），访客们则向这个后进学生的父亲表示遗憾。然而，章学诚只是表现出了资质非凡的青少年常有的幼稚与早熟的结合而已。他的理解力逐步增强，尽管表面的迹象与此相反。他热衷于广泛的阅读，但他的父亲却希望他准备科举，所以认为他的教育应该更“纯粹”

些。他限制章学诚接近那些功课以外的书籍，并请了教师来教他如何写应试文章。章学诚有着通常的学生对待八股文的同样反应。起初他试图通过写诗来反抗，但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因此，他告诉我们，他偶然地得到了一个韩愈文集的抄本，并在私下里痴迷地阅读，将课外阅读的禁令置诸脑后。被尊为“古文”大家的韩愈，在八股文的鉴赏者眼中却颇值得怀疑。在韩对出于谋生这样无价值的动机而追求高超的写作技艺的理想式的摒弃中，他所说的一切对于处在与章学诚同样的处境中的学生总是能引起共鸣，而且章学诚无疑在其中找到了伟大的唐代作家不满于那种糜烂沉醉的文风的崇高精神。^[10]

但是此时，章学诚的兴趣正迅速地转向史学，他后来认识到，他在这方面有着天生的颖悟禀赋。他说他要着手写一本缩节本的《春秋》注。但他的父亲在看到了他的努力后，指出他的著作将仍像《春秋》一样，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老”章强调，把材料重新整理成正史的形式将更为有用。于是，章学诚便集中学习了纪传体的写法。他典当了妻子的珠宝，用来买纸和雇佣衙门的职员抄写东周的文献，他将这些文献组织成一百多卷的《东周史》。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却没能完成它。他的教师发现了这些尝试，便责骂他，并劝他先学习写作，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章学诚承认，他的文章中甚至存在语法错误（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文言对于章学诚的难度就仿佛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对于西方的后继者一样）。但他此时对自己历史学方面的能力非常自信，听不进任何劝告。^[11]

尽管年轻的章学诚看起来有点野，但至少在思想上是充满活力的；而尽管他在史学方面的兴趣是单面的，但仍是真切的。章学诚写道：20岁以后，他有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他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对于经典，他仍然无法理解，但史学却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他。“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12]

就在这时，他的家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据说，章镳的政绩赢得了应城百姓长久的赞颂。然而，在1756年，他却被指控在处理一项罪案时“失轻”并被解职。他的继任者又指控了其他几项罪名。结果，他被处以一大笔罚金，这使他一贫如洗，甚至无法回到会稽。从此时起，一直到1768年去世，他一直留在湖北。他通过在地方书院教书和编纂地方志来维持生计。1760—1761年，他是应城书院的教师；1764年，他在天门附近的书院里执教。此后数年，他受官府的聘用，在他儿子的协助下编纂地方志。^[13]

父亲的艰难并没有阻止章学诚继续他的研究。章镳靠教书和写作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家用。在1760年章学诚23岁的时候，他首次离家赴乡试。为此，他去了北京，因为那里的名额远比浙江多，但他还是没能成功。在北京，他住在堂兄章垣业家，当年他父亲参加会试时也曾住在那儿。在北京庞大的章氏族人中，章学诚遇到了包括章守一和章汝楠在内的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章学诚与他们探讨思想上的问题，并在此后长期保持通信。他对史学的批判态度在此时已初露端倪。他后来追忆说，在这一时期，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大胆的想法。他确信，在正史中，除了四个传统的部分（纪、传、表、志）外，还应该增加一个包含地图和图表的部分。而且，在传记部分还应该包括一个有关官方史家的子目。^[14]

1762年，在短暂的回乡（会稽）之后，章学诚返回北京再次应举，他还是没能通过，但这次的良好表现使他获得了进入国子监的资格。那年冬天，他注册成了监生，此后十年，除了几次间断以外，一直保持着这一身份。在18世纪的中国，监生的生活有点像西方大学里的学生。重要的是可以待在北京，那里既是中国思想和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建立对于个人的教育、发展和谋职都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的地方。一个国子监的教师只用他的一部分时间来教书。他极少讲课，而是单独地指导学生，替学生们构想一些阅读的方向，有时他会分派作文的任务，然后再进行批改。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训练的目标都是为了能够通过乡试和会试。^[15]

在国子监，章学诚有一点薪水；任何生活费用以外的开支，他都花在了买书上。他特别想要各种正史，但因价格太高，无法一次性购齐，因此他用了三年一部一部地购买各种版本的正史。当时没有什么家累，因为他的家人仍在湖北他父亲那里。（他有两个儿子：章贻选，生于1760年；章华绂，生于1765年。而1768年，他的小妾蔡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这第三个儿子章华绶被章学诚的堂兄章垣业收养。^[16]）在国子监，他精神处于抑郁之中，因为他常常是最差的。其他人认为他没有天分，甚至当章学诚想扫一眼考分榜时，也会招来在场者的嘲笑。然而，他在国子监还是结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有曾慎（他与章学诚住得很近）和甄松年。接下来一年，他与甄有过数次通信，讨论地方志的编纂，这时，他开始对地方志很感兴趣了。^[17]

这些通信显然发生在章学诚不在国子监的时候，从1763的夏季起，他回湖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年早些时候，他的父亲在天门执教，那儿的官府请他编纂一部地方志。章镳叫他的儿子协助此项工作，它促使章学诚写成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修志十议》。^[18]在这篇文章以及在他写给甄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此后数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章强调在地方政府中维持一个档案部门以保存对地方史专家有用的史料的好处。人们可以猜到，章和他的父亲一定时常碰到难以获得他们所需文献的问题。

章学诚提到了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有思想的史学家都会关注的问题），即客观性的问题。章学诚鼓励他的朋友甄顶住压力，不要将那些对地方人士奉承性的传记收入他的地方志中。在这一方面，历史性的传记与“社会性的”传记（如墓志铭）有着不同的标准，批评旨在防范，而史家的叙述则应该公正和真实，“令善恶自见”。然而，善被设定了边界。孝子、节妇和忠臣不仅值得在历史中提及，而且应该给出足够的传记篇幅，以便给读者带来道德上的激励。^[19]

但公正无私并不需要抛弃在历史的各个部分中保留评价（论）的惯常做法（如，在一篇传记的结尾）。章学诚容许这些评价，但他认为它们必须有所“节制”。他承认几个世纪以来，具体的做法有所变化。明太祖指示负责编纂《元史》的宋濂要完全避免作这一类的评价，而是要“据事直书”。对此，章学诚反驳说：“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20]史学家的判断问题也是章学诚后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十议”中，我们还了解到，地方志的传记或文学部分中论及在世的人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对某个人的历史论述，即使其中没有明确的褒贬，也总是某种最终的评价。然而，这一原则也有某些例外：可以给已经致仕的表现卓异的官员和已经在这个世界里做完了一切该做的事情的品德高尚的妇女立传，只要他们已足够年迈，余生中的事件不太可能影响历史对他的判断。章学诚处理的另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循着一般的惯例，史家经常会从现在的文献、历史叙述和传记中截取大段的文本。切割和整理这一材料并将它们平滑地嵌入具体的问题当中，而章学诚却建议在这种场合下，要指出材料的出处。^[21]

在章学诚写给甄松年（甄也在编一部地方志）的信中，包含着一些有关地方编史工作的值得称许的郑重建议，这些建议是后来成为章学诚最重要思想之一的观念的首次系统表述。地方志中通常包括有关“艺文”的部分，这些东西常常完全没有历史价值。编史者经常将这一部分当做一个口袋，将本地作者的诗选和其他点缀性的篇章塞入其中。章学诚对此提出了以下建议：（1）“艺文”部分应该是一个有关地方著述的评点性的目录，就像“三通”（唐宋时期有关政治方面的类书）中的目录和《七略》（汉代的目录学家刘歆编纂的目录，后经班固改编并收入他的《汉书》）那样。这样一来，地方志就会在以后对更为全面的官方目录学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直接关涉到地方的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文字应该被征引到地方志的相应部分中，例如有关田赋、地理和风俗的部分；可信的墓志铭和重要的作品可以被收入传记。（3）其他有价值但无法确切归类的文字应该收入一部文集中，作为地方志的附录。章学诚称其为“文选”，并让甄松年以梁萧统（昭明太子，501—531年）的《文选》为范型。^[22]

甄接受了章关于文选的想法，但并非全无异议。章学诚感到有必要诉诸比萧统的《文选》更有力的先例。于是，他的议论转向六经，特别是《诗经》：

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于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23]

对此要说的一点是，这些议论的模式似乎属于它们在其中应用的独特文化。但对章学诚的思考而言，这一争论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假设：“经”与“史”之间的概念性区分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稍后将欣喜地发现），经书是由古代史官保存的原始文献。

这些关于地方编史的问题应该依据像经书的性质和明太祖的政策这类有分量的东西，这是很明显的。因为章学诚固执地认为，地方志是一种与其他史著同样重要和严肃的史著类型。在写给甄的第一封信的结尾处的一段议论，揭示出了他此时的思想：“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24]在此时的中国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异族精英对有利职位的占据，士阶层中的竞争已经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低微的工作（如常被讥为“地名索引”一类的作品）不得不被提升到值得重视的程度。章学诚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无疑，它们为他提供了在不久以后撰写族谱时展开的旨趣。

1765年，章学诚回到了国子监，又陷入茫然无助之中。他再一次应举。这次，扬州人沈业富（1731—1807年）任副考官，将章学诚的文章推荐给主考，但没有结果。无望之余，沈让章学诚住进他的家中，并让他继续他的研究和学习。

这一次，章学诚结识了一个将会相当大地改善他的境况的人。沈将章介绍给了朱筠（1729—1781年），他比章学诚长九岁，家境富足，尽管他的祖上来自浙江萧山，他本人却是地道的北京人。朱于1754年中进士第，与他同科的有他的朋友沈业富和历史学家王鸣盛。他从1757年起任武英殿编修，并在会试中任副考官。他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文人，并且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的朋友。他很受皇帝的器重，而他的哥哥朱珪（1731—1807年）则是即将即位的皇帝——嘉庆帝的老师。^[25]

章学诚开始跟随朱筠学习，朱将他留在自己的家中。在那儿，章学诚与一些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向朱问学，他们当中就有吴兰庭和冯廷丞，后者正好与章学诚同年。朱这时正在居丧（他父亲于年前亡故），因而有一段理所当然的闲居时光。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一个乐于结识学问上朋友的性情温厚的人。有时某个知交比如冯廷丞（章学诚同学的堂兄，时任大理寺丞）来朱的书房造访，他们便彻夜饮酒长谈。很长时间以后，章学诚仍十分珍视有关此类聚谈的记忆。^[26]

对于章学诚而言，朱既是一个有学识的老师，又是一个资助者和朋友。朱和他讨论写作八股文（应试所需的文体）的技巧，告诉章他没有这方面的天分，而且它也不值得他关注。当章学诚辩驳说自己的家境贫寒、因此应该尽力通过考试时，朱劝慰他说：“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27]

朱批判性地指出：文风的把握不是来自形式上的学习，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成就，一种源于整体的思想修养的“闻道”；简言之，当它以自身为目标时，文风是无法达到的。章学诚对此颇有同感，并很快接受了它。13年后（1778年），在一篇为朱50寿辰写的贺文中，章注意到：一些人虽然景仰唐宋古文大家的文风，但却没有真正地理解他们写作的原则；而另一些人则完全陷入对八股文的崇拜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些人的兴趣在于文风：

先生独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惟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称，其余事也。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得者。^[28]

这是当时章学诚对自己关于写作的观念的明确叙述。然而，此时尽管有朱的保障，章学诚仍继续困窘于失败的感觉。他仍有生计上的困难，但通过朱的善意举荐，开始渐为达官要人所知。^[29]

朱有可能向其推荐了自己学生的一个年长学者——戴震（1724—1777年），是极有影响力的训诂学家，但与大多数倡导“实学”的人不同，他也十分关注哲学。章学诚初次遇见戴震大约是在1766年，当时戴震正在京城讲课，并准备参加进士考试。^[30]在这一年写给族孙章汝楠的信中，章学诚表明了戴震给他留下的何等强烈的印象：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沾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乎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

章学诚回忆起他与章汝楠以及其他一些人早年的谈论，然后说：“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但是他对戴震的训诂学观点的强烈印象并不牢固。当朱筠在类似的情绪下斥责那些空谈哲学的浅陋学者，并建议他自己的学生们先研究事实然后再探究其意义时，这一建议使章学诚产生了另一番颇为不同的思考。章学诚认为训诂学的严格性不应仅仅被看做对越来越多的事实的掌握，同时也不应该阻止人们在个人关注的领域里展开深层次的洞见：“仆则以为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停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学者应该“不羡轻俊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

当戴震让他的学生通过细心关注事实来避免“蹈于空虚”时，对于章学诚而言，重要的事情似乎不是事实，而是他们的研究所需的专注程度以及学生是否能真正地投入到他们的研究中。在章学诚向章汝楠表达的思想中包含着他正在开展的学术思想的其他线索，这些观点将最终导致他对戴震思想的尖锐批评。例如，章学诚看到了学者的研究中的三个宽泛的领域——事实、文辞和哲学的研究。它们是互补的：事实支持思想，而写作则是表达有关事实和思想结论的方式，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各自推崇自己关注的特殊领域，相互倾轧的结果是开启了更为有害的进路。

这一观念表明，章学诚作为一个年轻的北京学生，并不只是受了朱筠和戴震的影响。他的事实、文辞和哲学的综合观在清代中叶是广为通行的观念，这一观念是安徽的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所特别强调的。从这时起，章学诚的很多思想都很接近桐城派的主张。不难看出，这些主张为何会有如此的号召力的原因。姚大谈“道艺合一”和“天人合一”。他将哲学的思考恢复到了一个令时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至少对于那些训诂学技巧（当时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关注的）的狂热追随者而言是如此。^[31]

但是，章学诚这些值得注意的早期书信是一种私人的文献，它鲜活地表露出年轻的作者的焦虑和渴望：“仆行且及之，而家贫亲老，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然而他别无选择，尽管他意识到在如此的疲累中，以他的力量他不可能奢望他梦寐以求的悟解的实现：

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轶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32](www.chuimin.cn)

某种达到“不朽”的愿望、希望做一些前人未曾做过的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深刻地刻画了章学诚的性格。仅在年前，章学诚才第一次读到了刘知几（661—721年）的《史通》，而他的思想表明，他曾反复细读这篇著名的8世纪的论著。^[33]然而，在他自己的作品开始成型之前，他毫无保留地以刘的影响来滋养自己。

此时，章学诚在国子监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善。1766年，新的国子监祭酒（欧阳瑾）将章学诚擢为第一，在因此而遭到嘲笑时，他指出：章学诚“固非一世士也”。1767年，他让章学诚参与当时正在编纂的《国子监志》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章学诚看起来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第二年夏天（此时他寓居在从堂兄章垣业那里租来的一间书房里），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读书以准备秋天的乡试。在这次考试中，他得中副榜（相当于失利的人当中较有特色的）。尽管没有通过，这仍然是一个进步；他的一篇讨论《国子监志》的文章，引起了副考官朱棻元（1727—1782年）的极大关注。次年，朱棻元擢国子监司业，给章学诚带来了一些支持。在参与编修《国子监志》的工作中，章学诚的想法常常与主事者的预想相左，极受朱棻元赏识的应试文章也许就是久受压抑的挫折感的一种宣泄。^[34]

1768年章学诚的父亲亡故，将整个家庭的重任留给了他。他此时穷困到了无法回乡奔丧的地步，所以直到第二年初才回到湖北。他决定将全家迁至京师，于是举家扶柩搭乘湖北粮船北上（为了尽可能地节省旅费）。在这次旅途中，他父亲随身的数千卷藏书被水浸泡，损失了1/3。1769年6月，全家抵达北京，章学诚事先已经从朱筠的朋友冯廷丞那里租好了居所。租金是很昂贵的，而且此次迁居也花费不菲；为了让他摆脱窘境，朱筠为他谋了一份编纂部分《续通典》（一项由朝廷主持的、对唐代士大夫杜佑所编的政治类书《通典》的续编）的工作。即使如此，章学诚此时的处境一定也十分艰难。^[35]

他继续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的时间。他结识了许多新的知交，其中著名的有汪辉祖（1731—1807年），汪成为他终身的密友；这个乡下年轻人很有条理，而且锐志史学，这一点是章学诚深为敬重的。章学诚和他的堂兄章垣业一道编纂族谱，并继续从事《国子监志》的编修，而且对这一工作开始越来越不满。当朱棻元要求他为《国子监志》准备一个附录时，他拒绝了。也许多少有些安慰的是：1771年末，他接到了他的老师朱筠的邀请，朱筠让章学诚陪同他前往他任职的太平使院（此时朱筠刚刚被任命为安徽学政）。^[36]

【注释】

[1]《章实斋年谱》，第1页。《章实斋年谱补正》，第247页。赵誉船：《章学斋先生年谱》，收载于许德厚《详注文史通义》卷一（上海，1927年），第1页上。

[2]《年谱》，第1—3、147—143页。内藤虎次郎：《研几小录》（东京，1923年），第141页。《遗书》卷一七，第54页下，《乐野先生家传》。

[3]《年谱》，第1—2页。《遗书》卷二九，第12页，《刻太上感应篇书后》，17835年。《两浙口轩录》卷二二，第51下—52页下。

[4]《遗书》卷九，第70页上、下，《家书三》，1790年。

[5]《年谱》，第3—4页。《年谱补正》，第2837—243页。朱筠：《笥河文集》卷一六，第20页上，《祭章学诚之母史孺人文》。《遗书》，“补遗”，第44页下，《与史余村论文》。

[6] 胡适：《章实斋年谱》，第4—5页。朱筠：《笥河文集》（北京，1815年）卷一六，第20页上、下。朱筠说章学诚的母亲用当时广泛使用的初级读物《百家姓》来教他。

[7]《遗书》卷二二，第116页下，《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8]《年谱》，第5页。《章实斋年谱补正》，第243页。《遗书》卷一七，第42页下—43页下，《杜燮均家传》。

[9]《年谱》，第5—6页。《遗书》卷二二，第116页下，《与章汝楠书》，1766年。

[10]《章实斋年谱》，第6—7页。《遗书》卷二二，第37页下，《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卷一七，第13页上、下，《题朱子<韩文考异>》。当章学诚写到他初次接触韩愈的文章时，他记起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如章学诚一样，宋代作家欧阳修也曾记述过一次相似的经验，而当时他的年纪是17岁。参见拙文“Protest against Convention”，收载于Arthur F.Wright编，The Confucian Persuation（Stanford，1960年），第181页。古文是一种避免文句的严格对偶也避免四六句式的文风。韩愈用“古文”一词对抗“时”风，自觉地回归古代经典模式。它的对立面——“时文”指的是骈文或八股文。当章学诚用“时文”这一概念时，他指的是应试用的八股文。

[11]《年谱》，第6—7页。《遗书》卷九，第70页上，《家书三》，1790年；卷二二，第117页上，《与章汝楠》，1766年；卷九，第73页上，《家书六》，1790年。

[12]《遗书》卷九，第73页上，《家书六》，1790年。

[13] 朱筠：《笥河文集》卷一六，第20页下。《年谱》，第3页。《年谱补正》，第250、252页。《章实斋的史学》，第253页。《两浙口轩录》卷二二，第51页下。

[14]《年谱》，第10—11页。《遗书》卷九，第73页上，《家书六》，1790年。

[15] 关于国子监的历史和描述，参见张煜全，“The Kuo Tzu Chien”，载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ⅩⅩⅣ（1940年），第69—106页。

[16]《年谱》，第11、21、147—143页。《年谱补正》，第253页。《遗书》卷二二，第14页上，《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1795年。

[17]《年谱》，第11页。《遗书》卷一九，第20页下，《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之《曾慎传记》。

[18]《年谱》，第12—13页。

[19]《遗书》卷一五，第11页下—12页下，《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20]《遗书》卷一五，第16页上、下，《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21]《遗书》卷一五，第14页下、22页下—24页上、25页下。

[22]《遗书》卷一五，第10页上下、17页上—13页上。

[23]《遗书》卷一五，第20页下。

[24]《遗书》卷一五，第12页下。

[25] Arthur W.Hum mel编，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83），第193—199页。《年谱》，第15页。《年谱补正》，第249页。

[26]《年谱》，第15页。参见朱筠《椒花吟舫小集序》，1766年。《笥河文集》卷五，第20页上、21页上。《遗书》卷一七，第12页下，《冯定九家传》。

[27]《遗书》卷二九，第66页下，《与汪龙庄简》（1795或更晚）。

[28]《遗书》卷二三，第14页下—15页上。

[29]《年谱》，第16页。

[30]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第696页。

[31]Hellmut Wilhelm曾指出：“当政治领域不能容忍抱怨时，桐城派为所有个人主义和创造激情提供了逃避的媒介。”参见“Chinese Confucianism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Encounter”，收载于Marius Jasen编，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Princeton，1965年)，第303页。但将章学诚置入这个学派是错误的。他后来与姚鼐有些交往，而且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姚在北京）。但在其作品中，他可能没有受到姚的任何影响，而且他似乎不太熟悉方苞（1668—1749年）这位桐城派最重要的理论家的著作。另见铃木虎雄《桐城文派の主张と文に对する诸异说》，《支那学》，Ⅵ（1932年），第55页；以及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卷Ⅱ(上海，1947年)，第375、478页。

[32]《遗书》卷二二，第116页上—40页上。

[33]《年谱》，第15页。

[34]《年谱》，第19—22页。《年谱补正》，第252页。

[35]《年谱》，第21—22页。《年谱补正》，第253页。

[36]《章实斋年谱》，第22—24页。章没有参加1771年秋季的乡试，他此时仍在服丧，因而没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