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僧人对此种魔法宗教不屑置评。他们使仇人忽然丧生,或使其患不治之症。这两种力量则以名为Linga或Yoni的偶像来作代表,分别表示出繁殖的男女性生殖器。在外来者看来,不仅是印度宗教的形式,而且是它的一半的精华之所在。对印度人来说,宗教实在是家庭中仪式的遵行,而不是庙里的盛典——那是要在节日才举行的。净身的仪式在印度人的生活中用时很多,因为印度宗教里对于污染的畏惧是和在现代卫生学里同样恐惧。......
2023-11-20
和这种复杂的神学理论相混合的是一套既属迷信又甚深刻的神秘理论。《吠陀经》是用死文字写的,因此没有人去读,而婆罗门各派的形而上学又非一般民众所能了解,于是Vyasa等人在1000年的期间(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写了18部Puranas——古老的故事共40万个对句,向普通民众解释世界的创造、它的时期性的进化与遗散,诸神的世系以及英雄时代的历史。这些书在文学形式、逻辑次序,或数目的适中方面并不足道。它们肯定地说那一对爱人,Urvashi和Pururavas在欢乐与欣愉之中度过了6.1万年。但是由于文字易晓,譬喻动人,立论符合正统,它们成了印度教的第二《圣经》,它是迷信、神话,甚至哲学的大贮藏库。例如在Vishnupurana内便有着印度教的最古老思想,也是不断地出现的一个主题——即个体的分离为幻,一切生命为一。
一千年以后Ribhu来了,
到Nidagha城市,为要授予更多的知识。
他在城外见到他,
那时皇帝带了许多侍从正要进城。
他站得远远的,离开人群,
他从树林回来,带了燃料和草,
他的颈子由于禁食而枯瘦。
Ribhu看见他,上前招呼他,说道:
“婆罗门啊,为何独自站在此地?”
Nidagha说:“看那人群挤在皇帝周围,
皇帝正在进城。故我独自站着。”
Ribhu说:“这些人谁是皇帝?
谁又是其余的人?
告诉我,因为你像知道。”
Nidagha说:“那骑着猛象,如山峰矗立的,
便是皇帝。其余是侍从。”
Ribhu说:“这两个,皇帝和象,你已指出,
但是没有分别的特征,
把分别的特征说给我罢。
那我便知何者是象,何者是皇帝。”
Nidagha说:“象在下,皇帝在上,
有谁不知道骑者和载者的关系?”
Ribhu说:“教给我,让我知道。
‘在下’这个字表示什么,‘在上’又是什么?”
Nidagha便一冲而上把师父压倒,向他说:
“听着,待我把你要知道的告诉你,
我便在上有如皇帝。你在下,好似那只象。
为要教导你,我给你这个例子。”
Ribhu说:“如果你是在皇帝的位置,(www.chuimin.cn)
我在象的位置,那么且再告诉我,
我们之中谁是你,谁又是我?”
于是很快的Nidagha倒在他面前,
抓着他的脚,说:
“真的,你是Ribhu,我的师父,
由这句话我知道我的师父你来了。”
Ribhu说:“是的,来教导你,
因为你往昔诚心地随侍在我旁,
我Ribhu现在来到你这里。
我刚教过你的,简单说,
那是至上的真理之核心——便是完全地无
人我之分。”[9]
Ribhu对Nidagha说了这话,便离去。
立刻地,Nidagha领受了这象征性的指导
后,便一心思索人我的无分。
从此以往,他看一切生物都无殊于他自身,
于是他见到Brahman,
如此他达到最高的得救。
在这些Puranas以及印度中古时期相关连的作品里,我们见到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宇宙论。如像《创世纪》里的那种创造是没有的。整个世界永远在进化和溃散,生长和腐败,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像每一种植物,每一个有机体那样。(Brahma在这书中更常用的造物主的称呼是梵天,是操持此一无尽的过程的精神力量)。我们不知道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如果曾有开始,是梵天或许是Brahma像生蛋那样把它生下来,又坐在上面把它孵了出来,或许是造物者一时的差错,或开了一个小玩笑。宇宙间的每一个劫(Kalpa)被分为1000个大时代(Mahayugas),各为432万年,每一个大时代包括四个时代(Yugas),在这其间人类经历一番逐渐的退化。在现今的大时代已过了3个时代,共为388.888万年。我们生活在第4个时代或忧患代(Kali-yuga),这个痛苦时代已过了5035年,但还剩下42.696万年。然后世界将遭遇它的一次周期性的死亡,接着梵天将开始另一个梵天日,即又一次43.2亿年的循环。在每一循环之中,宇宙借着自然的方式和过程来发展,又借着自然的方式和过程溃坏。整个世界的毁灭有如一只老鼠的死亡般确定,而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其重要性也并不过之。全部的创造物并不趋向一个最后的目标,“进步”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无休止的重复。
经过这所有的时代和大时代,亿兆的灵魂从一个种类转到另一个种类,从一个躯体到另一个躯体,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疲惫地转移。一个人实际并非一个人,他是生命之链中的一环,一个灵魂的编年史中的一页,一个种类并非真的一个种类,因为这些花啊虫啊的灵魂可能昨日已是,或者明日将是人的精神,一切生命都为一。一个人仅部分是人,他也是动物,过去较为低级的存在的片断与影响仍然留连不去,使他较近于兽而距离圣贤境界较远。人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它的中心或主人,一个生命仅为灵魂的生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每一形式都是暂驻的,但是每一实相(reality)则为连续和合一的。一个灵魂的许多次投生好似一个生命中的年代和日子,会使得灵魂时而成长,时而腐坏。个人的生命在有如热带激流的世代演进中是如此的短促,又如何能包容灵魂一切的历史,或者为它的恶与善给予适当的惩罚和奖赏?如果灵魂是不朽的,一个短短的生命又如何能永远决定它的命运?[10]
据印度教徒的意见,生命可以被了解,惟有凭借一项假定,即以每一项的生存为承受着某次前生的善恶的因果报应。行为无论大小好坏,不会没有后果,每一事都将被知悉。这是“业”(Karma)的法则——在精神世界中的因果法则,也是至高无上最可怕的法则。一个人如果行为公道仁慈,他的酬报不会在有限的一生之内来临,它扩展到其他的生命内,而他的德行如果仍能持续,则他再生时会有较高的地位、较好的命运。但如果他作恶多端,则再生时将为弃儿、鼬鼠或者做一只狗。[11]这种因果报应律,像希腊的命运,是凌驾于神人之上的,甚至诸神也不改变它的绝对运行。或者按照神学家们的说法,“业”与诸神的意愿行动是一体的。但“业”并非命运,命运暗示着人不能决定本身的遭际,“业”则使人(把人的若干生命当作整体来看)成为他本身命运的创造者。天堂和地狱也并不终止“业”的运作或那一连串的生和死,灵魂在躯体死去后,或可下地狱去承受特别的惩罚,或可上天堂接受迅即的特别奖赏,但没有一个灵魂永久地留在地狱或天堂,几乎每一个进去天堂地狱的灵魂都迟早回到人间,而在新的转生中实地去承当他的“业”。[12]
就生物学来讲,这番理论很有点道理。我们是祖先的再世,也会在子孙身上再世。父亲的缺点或多或少地(或者并不像标准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显著)加之于子女身上,甚至经历许多世代。“业”是极佳的一则神话,来劝阻人类这种野兽使其勿杀、勿偷、勿惰、勿吝于布施。再者,它把道德统一性和责任的感觉推广到一切生命,于是就赋予道德律一种比在其他文明中远为广大及更为逻辑性的应用范围。好的印度教徒是尽可能避免杀死蝼蚁的,“甚至那些道德平常者对待动物也如同卑微的弟兄,而不像是由于神意他们可以任意去支配的下等动物”。以一种哲学的方式,“业”为印度解释了许多本系意义不明或暴虐不公的事实。那一切人与人之间永久的不平等,使人们要求平等公正的急切意愿永久不得满足。那种种的罪恶污染了大地,染红了历史之流。那一切的痛苦,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对于认识了“业”的印度人似是可以了解的。这些邪恶与不公,这愚智贫富的不等,都是过去生命的后果,都是同一项法则的不可避免的实际作用,对一个生命或一个瞬间是不公道的,但最后是完全公道的。[13]“业”是许多种这类的拟想之一,人借以耐心地忍受罪恶,并且有希望地面对生活,多数的宗教所企图担负的任务之一是解释罪恶,为人们发现一套理论。这样他们可以接受罪恶,如果不是兴高采烈地,至少可以心平气和。生命真正的问题既然不在于痛苦而在于不该遭受痛苦,印度的宗教就给悲哀和痛苦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借此缓和了人类的悲剧。在印度教的理论中,灵魂至少有此安慰,就是它所必须承担的仅为它本身作为的后果。除非它怀疑一切的生命,否则它便能接受罪恶而以其为暂时的惩罚,并且期待本身德行的实际的奖赏。
但事实上印度教徒怀疑一切的生命,受制于一个消磨精力的环境、国家的屈折和经济的剥削,他们倾向于把生命当作痛苦的惩罚,而非一种机会或奖赏。《吠陀经》是北方八主的坚强种族所写的,其乐观几乎像Whitman。佛陀代表同一种族而在500年之后,他已经否定了生命的价值,Puranas又在500年后,展现得比西方所熟悉的任何思想(除哲学上怀疑的偶然片段外)更为深刻悲观。[14]东方在被工业革命波及以前一直无法了解西方对待生命的热忱。西方人无情的忙碌,不满足的野心,那些省气力却损害神经的工具,那进步、那速度,在东方看来惟有浅薄与幼稚。东方之不能了解这种对事物表象的深度沉溺,这种拒绝面对终极真理的机巧,犹如西方的无法度量那种传统东方之宁静的怠缓,那种“滞止”和“无望”。热是不能了解寒的。
“世间最奇怪的事是什么?”Yama问Yudishthira,Yudishthira答道:“在有人死了以后的人见此,人们仍来来往往,好似他们是长生不老的。”“世界因死而受苦,”《摩诃婆罗多》说:“因岁月而受困,夜晚才是永远来来往往的不衰者。我既已知道死亡不能止步,我在空言的隐蔽之下走动又有何希冀?”在《罗摩衍那》里Sita在历经诱惑考验仍坚守贞节之后,所求的酬报惟有死亡。
如果真的我已证明是夫君的贞妇,
大地之母,把Sita从生命的重负中解脱!
所以,印度教的宗教思想的最后真言便是解脱(Moksha)——先从欲望,再从生命得到解脱。涅槃可以是其中任一种,但两者都有时最为完满。贤者Bhavtrihari叙述第一种解脱道:
世上每一事物皆引起畏惧,惟一免除畏惧之道便是绝欲。曾有一段时间,日子在我看来好长,当时我向富者乞求,却弄得内心刺痛创伤。然而在我企求实践一切的世俗愿望和目标时,日子又似乎太短了。但现在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坐在山侧洞中一块坚石上,想到先前的生活,我屡次发笑。
甘地叙述了第二种的解脱:“我不要再生。”印度教徒最高最终极的企望是逃脱转世,摒弃去那种每一个体在出生之后必会复生的自我激情。得救的来临不是凭借信心,也不是凭借努力。它的来临凭借毫不中辍的自我否定,如此无私的对于那个沟通部分的全有的直观体验,以致于到最后自我死亡,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生的了。个体的地狱进入单一完全的天堂,个体完全而无我地被吸收在婆罗门、世界的灵魂或力量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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