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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后期历史:印度文化的奇观

【摘要】:佛陀死后200年内便有18派佛教的教理,分别承继师尊的遗教。当初损及佛陀佛教的多神主义、奇迹及神话的大众偏爱,最后也破坏印度的大乘佛教本身。最后的一击是外来的,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佛教自找的。在佛教与其他成百教派兴衰的全部历史中,虽无迫害事例,但我们可见到许许多多的争端。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巅峰来自佛教的刺激。

阿育王死后200年,佛教在印度的演变达到了巅峰。从阿育王到Harsha的佛教成长时期,在很多方面是印度的宗教教育艺术的顶点。但当时盛行的佛教并非释迦的佛教,而应该说它是他的叛徒Subhadda的佛教。他在听到师尊死去的时候向诸僧说:“列位,够了!无须哀哭,我们正好摆脱了那个大河门。往昔我们厌烦于这样的啰嗦,‘汝宜为此,汝不宜为此。’如今我们可任意而行,我们不喜的,尽可勿为!”

首先,他们随意地分裂成许多派别。佛陀死后200年内便有18派佛教的教理,分别承继师尊的遗教。南印度与锡兰一时仍奉持始祖较为单纯的教义,即往后名为小乘者,他们尊佛陀为伟大的教师而非神明,其经典则为较古教派的巴利文经本。但盛行于北印度、西藏、蒙古、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则为大乘,这是Kanishka王的僧众大会曾予以定义和阐扬的。这些具有(政治)热心的神学家们宣言了佛陀的神性,给他身边围绕了天使和圣者,采用了Patanjali的瑜珈苦行主义,并且用梵文颁行了一套新圣经。它在形而上学与博洽方面虽不见优长,却宣布并确立了一种比释迦牟尼的严肃悲观的教义更为适合于大众的宗教。

大乘佛教,是使婆罗门的神祇以及修行方法和神话等较为缓和的宗教,适合于Kanishka王所统治过的Kushan Tatars人和西藏的蒙古人。它的教义设想了上天,其中住着众佛,这里面以赎罪者Amida Buddha(阿弥陀佛)最为民众喜爱。这天堂和地狱便是世间善恶的归属,也因此使若干皇帝的民兵去转服其他的差役。在这项新的教义中,最伟大的圣者便是菩萨(Bodhisattuas)或未来的佛,他们本身虽已具有德慧与法力,却自愿不成涅槃(此处为脱离轮回),以便一再地托生于世间来超度众人。[1]地中海区域的基督教,这些圣者广受民众的膜拜,以致在膜拜与艺术等事上几乎把万神的首都挤出了万神殿。佛教也同于中古时代的基督教,通行圣迹的崇奉、圣水的使用、香烛、念珠、法衣、用于祈祷的死文字、僧尼、寺院中的髡发与守贞、忏悔、斋戒、圣者的入定、为死者的净罪与诵经等事,而这一切都似乎先发生于佛教。[2]大乘佛教源于原始佛教,正如同天主教源于斯多葛主义与原始基督教。佛陀也像路德那样犯了这种错误,以为戏剧性的宗教仪式可以被训诫和道德取代。而这种具有丰富的神话、奇迹、典礼以及众多居间的圣者的佛教胜利,正可以证明戏剧化的天主教之胜过朴素的早期基督教与现代新教

当初损及佛陀佛教的多神主义、奇迹及神话的大众偏爱,最后也破坏印度的大乘佛教本身。因为就历史家回顾既往的资料,既然佛教承袭于印度教者如此之多(在神话、仪式、神祇等方面),则不久之后,两种宗教间便很少有差别了。而其中具有较深根基、较能吸引大众、经济来源较充裕及政治支持较有力者,便将逐渐吞并另外的一支。很快地,似乎就是民族原动力的迷信便从古老信仰倾灌而入新兴的信仰,甚至连Shakti派的阳物崇拜热忱也在佛教仪式中有一席之地。慢慢地,那耐性和坚毅的婆罗门教徒重获了势力和帝宠。年轻的哲学家Shankara重建了《吠陀经》作为印度教思想的基础的权威地位以后,佛教徒在印度的思想领导地位也就终止。(www.chuimin.cn)

最后的一击是外来的,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佛教自找的。阿育王以后,僧侣的特权使得Magadha的精华分子都去做了绝欲和非战的僧众。甚至在佛陀当时已有爱国者在抱怨,“瞿昙和尚使父无子,家族灭绝”。佛教和禁欲主义的成长在我们这个纪元的最初一年枯竭了印度的男子气概,再伴同政治上的分裂,就使印度易于征服。阿拉伯人来到后,决意要散布一种简单坚强的神教,他们嫌恶那些懒惰、贪财、以神迹来招摇佛教僧人。他们粉碎了僧院,杀戮了千万僧众,使得禁欲主义不复为慎重的人们所赞许。留得残生者就归并到原来产生他们的印度教内,古老的正统教派收容了悔罪的异端,于是“婆罗门教以兄弟的拥抱而杀灭了佛教”。婆罗门教一向是宽容的。在佛教与其他成百教派兴衰的全部历史中,虽无迫害事例,但我们可见到许许多多的争端。正相反的婆罗门教颁定佛陀为神(作为Vishnu的一个化身),停止了生物祭祀,并且把佛教众生神圣的理论纳入了正统仪式,借以安抚浪子的回归。宁静而和平地经过了500年的逐渐腐败,佛教从印度消失了。[3]

另一方面它正在收服几乎整个亚洲的世界。它的思想、文学及艺术南向传播到锡兰和马来半岛,北向至西藏和土耳其斯坦,东向至缅甸、暹罗、柬埔寨、中国、高丽和日本。于是全部这些地域,除去远东,充分地接受了文明,正如同中古时代西欧和俄国的从罗马及拜占庭的僧侣接受了文明。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巅峰来自佛教的刺激。锡兰的Anuradhapura,从阿育王时代到9世纪时它的衰败为止,曾经是东方世界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的菩提树2000年来一直受人崇敬,在Kandy高山上的庙宇则为亚洲1.5亿佛教的圣地之一。[4]缅甸的佛教大概是现存最纯粹的佛教,它的僧侣常接近了佛陀的理想境界。在他们的作为之下,缅甸1300万居民已经到达一种比印度高出许多的生活水准。Sven Hedin、Aurel Stein和Pelliot已在土耳其的沙地中掘出数百卷佛陀的手稿,以及其他的证物——属于一种曾经盛行于当地的文化,从Kanishka时代到13世纪为止。17世纪时开明的战士Srong-tsan Gampo在西藏建立了有效能的政府,并取了尼泊尔,以拉萨为首都,使它成为中印之间贸易的中站而致富。他从印度请来佛教僧侣传播佛教与教育于民众之间,然后自己退隐4年以便学习读书写字,于是开始了西藏的黄金时代。成千的寺院被建造在山间和大高原上,333卷的西藏佛书被颁布了,保存了许多经籍供人研究,然而它们的印度原文大部分已遗失。在这与世隔绝的所在,佛教发展成为一套繁复的迷信、禁欲以及教规至上的系统,只有中古欧洲的早期才能与此比拟。达赖喇嘛(或统括万有之僧)隐匿在俯视拉萨城的庞大的Potala寺院里,西藏的百姓至今仍相信他是菩萨转世。在柬埔寨及印度支那半岛,佛教伴同印度教,供给东方艺术史的黄金时代的宗教骨干。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发祥地以外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并且它的获胜没有流过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