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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民间歌曲:广泛来源与艺术发展

【摘要】:唐代的曲子素材来源广泛,有些来自民间歌调,摘取自“胡夷里巷之曲”,另外一些则源于城镇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调。从《阳关曲》可知,唐代曲子的艺术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民间歌曲,转而向着乐思更为完整、结构更为严谨的艺术歌曲形式发展。除了曲子外,唐代民歌的另一主要体裁便是山歌。南人上来(竹枝)歌一曲,北人莫上(竹枝)动乡情。

除了歌舞戏,唐代的民间歌曲也是盛唐气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有“小曲”与“山歌”两种题材。其中,小曲又称“曲子”,是指当时城市里流行的歌曲歌谣。唐代的曲子素材来源广泛,有些来自民间歌调,摘取自“胡夷里巷之曲”,另外一些则源于城镇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调。同时,小曲不仅在民间艺人中广为流传,还受到许多文人的喜爱,可谓雅俗共赏。由于当时有不少文人雅士参与小曲的创作、加工和改编工作中去,因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曲词作品。譬如,白居易的《小曲新词二首》便是小曲的经典之作:

霁色鲜宫殿,秋声脆管弦。圣名千岁乐,岁岁似今年。

红裾明月夜,碧簟早秋时。好像昭阳宿,天凉玉漏迟。

像白居易《小曲新词二首》这样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的整齐句式是唐代小曲的常见句式,譬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亦是如此:

敦煌自由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

效节望龙亭,麟台早有名。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长短句型的作品,比如唐代十分流行的《五更转》《浣溪沙》等便是如此。

到了中唐时期,随着曲子的愈发流行,更多的文人开始参与小曲的创作,刘长卿、韦应物、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等人皆有不少优秀的曲子作品,曲子成了一种有别于一般民间艺术的音乐艺术,成为一种适应雅文化的“文人词”。并且,许多流行的曲子作品不仅广为传唱,更有琴家为之编创指法,以琴歌的方式将之保留下来,如李白的《关山月》、柳宗元的《渔翁》、王之涣的《凉州词》等,有些作品经久不衰,至今常被弹唱演奏。

图4—8 《关山月》,选自《梅庵琴谱》

在这些入琴而歌的曲子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莫过于王维的《阳关曲》。《阳关曲》又称《渭城曲》,歌词原诗为《送元二使安西》。曲在唐代有三叠的唱法,即歌词反复三次,每次稍作改变,故而该作又称《阳关三叠》,曲谱最初见于《浙音释字琴谱》,名为《大阳关》。另在《发明琴谱》《琴学入门》等不同年代、不同琴乐流派的传谱中均有记载,有些虽名目不同但实则为同一首琴歌,可见其传播之广。从《阳关曲》可知,唐代曲子的艺术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民间歌曲,转而向着乐思更为完整、结构更为严谨的艺术歌曲形式发展。这些优秀的曲子作品不仅对后世的歌曲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在文学方面,亦对唐代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曲子外,唐代民歌的另一主要体裁便是山歌。山歌是我国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所谓的山歌与目前我们所说的山歌有着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为唐代山歌的范围更广,除了现代意义上的山歌外,但凡在田野山间劳作时所唱的劳动号子、田歌、渔歌、樵歌、船歌以及民间风俗歌舞都属于唐代山歌的范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山歌的这种同中有变、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吸引了许多文人参与创作或模仿创作,刘禹锡就曾因喜爱“竹枝歌”而模仿其格调创作了九首歌词,如: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与现今山歌的表演方式不同,唐代的山歌是可以伴随舞蹈一起表演的,并且有些时候还有乐器给予伴奏。刘禹锡在谈到山歌时曾有如下表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27]由此可见,较之如今只唱不奏、只唱不舞的山歌演唱,唐代山歌的艺术表现方式更为综合多元。

在文辞上,唐代山歌大多为七言或五言的整齐句式,也有不少长短句式的作品。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和声”,即在句末和句中加入衬词以此和声的创作方式。刘禹锡的《竹枝词》便是一个典型的“和声”演唱例子:

白帝城头(竹枝)春草生,

白盐上下(竹枝)蜀江清。

南人上来(竹枝)歌一曲,

北人莫上(竹枝)动乡情

句中的“竹枝”便是衬词,并无文辞上实际的意义。除了在句中加衬词,在句尾也加衬词的作品也十分常见,皇甫松的《竹枝词》便是如此: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

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其中,“竹枝”与“女儿”便都是衬词。这种衬词和声的方式流传甚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许多民间山歌中看到同样的加衬手法,可见唐代山歌创作手法影响之久远。

【注释】

[1]《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252页。

[2]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720页。(www.chuimin.cn)

[3]《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14页。

[4]《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14页。

[5]《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816页。

[6]崔令钦撰:《教坊记》,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1页。

[7]崔令钦撰:《教坊记》,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1页。

[8]崔令钦撰:《教坊记》,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1页。

[9]崔令钦撰:《教坊记》,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2页。

[10]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98页。

[11]《唐会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629页。

[12]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709页。

[13]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709页。

[14]《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15页。

[15]《唐会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596页。

[16]《唐会要(中)》,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588页。

[17]《唐会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588页。

[18]崔令钦撰:《教坊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8页。

[19]《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15页。

[20]罗济平校点:《乐府杂录(乐府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4页。

[21]崔令钦撰:《教坊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8页。

[22]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729页。

[23]崔令钦撰:《教坊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17页。

[24]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725页。

[25]罗济平校点:《乐府杂录(乐府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4页。

[26]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729页。

[27]赵娟、姜剑云解评:《刘禹锡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