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隋文帝的出身并非其宣称的来自汉代名门。在这种国家和个人双重需要正名的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隋文帝对于宫廷部伎乐的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指导下的施政。隋文帝强烈的华夏正名理念,表现在其对宫廷部伎乐的一系列态度中。由此可以判断,隋文帝对于宫廷部伎乐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范化”管理考虑,这种倾向大于部伎乐本身的“娱乐、文化”功能。......
2023-10-27
隋唐时期统治者们对宫廷宴乐十分重视,依照音乐的来源,以不同地区、不同国别分部设立。伴随着各地域音乐文化的交流、雅乐俗乐的碰撞以及乐调理论与音乐创作的愈发成熟,在不断调整、吸收、修改的过程中,隋唐宫廷宴乐的内容、配置与表演风格逐渐确立。隋初宫廷音乐设立了国伎、清商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文康伎七部。除了这七部乐外,当时还存在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以及《鞞》《铎》《巾》《拂》四舞。依照《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四舞“虽非正乐,亦前代旧声”,所以在宫廷宴会上亦会安排与新兴的诸杂伎一同表演。到了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原七部乐基础上增加了疏勒与康国两部乐,并将原本的“国伎”“文康伎”更名为“西凉”与“礼毕”,如此构成了隋代的九部乐。这九部乐来源繁杂、风格各异,有些是原来承袭自汉的旧曲,大部分则是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新乐,无论是胡乐还是汉乐,雅乐还是俗乐,一同构成了隋代宴乐多元的表演风格。
图4—1 唐 佚名《宫乐图》
到了唐代,统治者对宴乐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先是在武德年间,去除九部乐中的“礼毕”和“天竺”两部,增设了“燕乐”和“扶南”,总数上仍然是九部乐。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入了“高昌乐”,形成了盛唐的“十部乐”。在这“十部乐”中,仅有“清商乐”是汉族旧乐,自前代传来,因属“华夏正声”而纳入十部乐中;“燕乐”为贞观年间创作的用以歌颂唐朝兴盛的俗乐,其余的皆为外来音乐。
十部乐的设立,无疑彰显了唐代强大的国力和兼容并包的胸怀,随着其设立,宫廷宴乐也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音乐表演形式下,宫廷亦产生了严格的乐伎分部制度。“至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罚高昌,收其乐,付太常。至是增为十部伎,其后分为坐立二部。”[2]依据《旧唐书》与《通典》等文献的记载可知,唐代的宫廷音乐根据表演形式又分为了“坐部伎”与“立部伎”,表演的曲目有坐部伎六部与立部伎八部歌舞音乐。虽然坐立部伎表演的都是歌舞音乐,但两者之间无论是表演形式、表演风格、表演内容还是乐人的身份地位都有着极大的差异。
坐部伎的六部乐舞分别是《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四部)、《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以及《小破阵乐》。这些歌舞创制年代有所不同,针对每一部歌舞,唐代乐人都有其详细、严格的表演程式规范。其中《燕乐》为贞观年间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所作,包含四部乐舞。在表演《景云乐》时,有舞者八人,上穿花锦袍、下着五色绫袴,戴云冠、蹬乌皮靴;表演《庆善乐》时,有舞者四人,上穿大袖、紫绫袍,下着丝布袴,头戴假髻;表演《破正乐》时,有舞者四人,上穿绯绫袍、镶着锦衿褾,下着同色的绫裤;表演《承天乐》时,有舞者四人,上穿紫袍,带进德冠。
《长寿乐》为武则天长寿年间所作,舞者有十二人,画衣冠;《天授乐》为武则天天授年间所造,舞者有四人,表演时画衣五彩,戴凤冠;《鸟歌万岁乐》为武则天所造,据说当时武太后的宫中养了一只会说人话的鸟儿,常常对着她喊“万岁”,深得她的喜爱,因而便以此为歌舞内容创制新乐。歌舞的时候,舞者有三人,皆着绯色大袖的衣服,画作鸲鹆的样子,戴着鸟冠表演;《龙池乐》为玄宗所造,据记载,武则天还在位时,当时还是临淄郡王的李隆基与几位兄弟来到长安,被赐宅居住在隆庆坊即后来的兴庆坊,民间因此将兴庆坊称为“龙潜之地”,加上有传言说兴庆坊中的兴庆池里有黄龙出现,便将之称为“龙池”。因而《龙池乐》实则是用来歌颂玄宗龙潜之地的祥瑞,表演时,舞者十二人,以芙蓉为冠饰;《小破阵乐》亦为玄宗所造,据记载坐部伎的《破阵乐》“生于立部伎《破阵乐》”,因而在表演形式、音乐内容上都极大程度受立部伎的影响。表演时,舞者四人,穿着金色的甲胄,十分威风。(www.chuimin.cn)
立部伎一共有八部,较之坐部伎而言,其参与人数明显增多,是坐部伎乐舞人数的许多倍。立部伎的八部乐舞分别是《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寿乐》。与坐部伎的诸乐舞一样,唐人对立部伎乐舞表演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详细的规定。其中,《安乐》系后周武帝平齐所作,表演的时候队列方正以象征城郭,因而也被称为“城舞”。在表演时,舞蹈队列有八十人之多,用狗喙兽耳的假面装扮,舞姿也充满了羌胡的风格;在表演《太平乐》时,舞者要打扮成狮子的模样载歌载舞,身上的服饰皆是模仿狮子的皮毛而制作。此外,还有舞者持绳秉拂,作戏弄指挥之状与“狮子”互动,生动活泼,故而又被称为“师子舞”;在表演《破阵乐》时,舞者阵仗亦十分庞大。据记载,《破阵乐》由唐太宗所造,舞者皆身披银甲、手持长戟,发扬蹈厉、歌声慷慨,尽显威武;《庆善乐》亦是太宗所作,由于太宗出生在“庆善宫”,因而这部乐舞便有着特殊的意义与别样的地位。在表演时,共有舞者六十四人着紫衣大袖裾襦缓缓舞蹈,既有歌舞亦有赋诗,加上管弦伴奏,以此彰显太宗“文德洽而天下安乐”的盛世场景;《大定乐》系出自《破阵乐》,表演规模亦十分庞大,但与《破阵乐》不同的是,表演《大定乐》时舞者并不穿银甲以彰显武功,而是皆身披五彩文甲、手持长槊、高歌“八纮同轨乐”,以表太宗统治天下、平定辽东而边隅大定;《上元乐》由唐高宗所作,之所以名“上元”是因为表演时舞者皆“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而称之为《上元乐》;《圣寿乐》由武后所作,表演的时候十分有特色。在表演时,舞队规模庞大,舞者皆带金铜冠、着五色画衣,并在舞蹈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队列、排成不同的字形,构成“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十六字;《光圣乐》为玄宗所作,规模在立部伎歌舞中不算大,仅有舞者八十人。在表演时,舞者戴乌冠、着五彩画衣,以歌舞来表玄宗的功绩。
“堂上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3],坐部伎与立部伎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表演方式的不同。通常来说,立部伎乐舞在堂下、室外表演,人数较多、规模庞大,舞者少则六十余人、多则能达一百八十人。表演时大多为队舞和散乐,以鼓吹击乐为主,兼有百戏的内容,气氛热烈喧闹;而坐部伎则在堂上演奏,演出规模小而精致典雅,内容大多为轻歌曼舞,技艺精准、氛围和缓。坐立部伎的不同表演方式构成了当时堂上登歌、堂下乐弦、文武八佾的乐舞表演制度,在这种制度的严格规范下,表演方式、演出场合的区别进一步带来的便是艺人们身份地位的悬殊差异。“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4],无论是音乐技艺还是身份地位,坐部伎艺人都远远高于立部伎艺人,这一点在白居易的《立部伎》诗中有着详细的描绘:“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溺巨索,掉长竿。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乐曲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
唐代的宫廷音乐除了坐立部伎乐人在宴席等各类重要场合表演的乐舞之外,散乐的教习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有四大音乐机构,分别是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其中,大乐署既管“雅乐”又管“燕乐”,并监管乐师的考核测试;鼓吹署则专门负责仪仗音乐,此两者皆隶属于太常寺。与前两者不同,教坊与梨园皆是直接隶属于宫廷的音乐机构,因而其表演与教习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一般宫廷雅乐、燕乐。
图4—2 唐伎乐俑,洛阳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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