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论思想-遇见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两汉时期涉及音乐思想的代表文献有刘安的《淮安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刘德与毛苌等人撰写的《乐记》。图3—18董仲舒像，选自明《历代古人像赞》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新儒学乐论思想的出现再一次将礼乐放置在了治国安民的重要位置。董仲舒是汉景帝时的博士，他博学多才，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思想。关于《乐记》的成书，大部分研究认为其系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及“小毛公”毛苌所作。

两汉时期涉及音乐思想的代表文献有刘安的《淮安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刘德与毛苌等人撰写的《乐记》。

刘安是个奇人，他出身皇族，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自幼“为人好书，鼓琴”，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他不仅深谙道家思想的精髓、具有高超的音乐造诣，还颇具探索精神。据说，中国传统美食豆腐就是他无意中发明的，他曾尝试将鸡蛋去汁，以艾草燃烧产生热气的方式使蛋壳浮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尝试热气球升空原理的人。刘安广招门客，与“八公”（苏菲、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以及其他门客探讨诸家学说，撰写了以道家思想为主要脉络并糅合了儒家、法家、阴阳诸家思想的《淮南鸿烈》，即《淮南子》。

《淮南子》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在许多篇章中都言及对音乐的思考。虽然没有专门涉及音乐的篇章，但将这些散落在诸篇中的零星文字串联后不难发现，在《淮南子》中，刘安及其一众门客全面而清晰地讨论了“音乐的存在”“音乐的本体”以及“音乐与情感”等问题，围绕“有与无”“本与末”“天与人”“主与客”“悲与乐”等几对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范畴展开，厘清了一条新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路，既有继承又有创见。因而，虽然《淮南子》中的乐论以散篇的方式零散布局，但仍然对后世乐论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嵇康在讨论音乐时提出的许多关键命题都与《淮南子》中关于音乐的哲学思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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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董仲舒像，选自明《历代古人像赞》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新儒学乐论思想的出现再一次将礼乐放置在了治国安民的重要位置。董仲舒是汉景帝时的博士，他博学多才，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思想。在汉武帝时，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并被汉武帝采纳，他还结合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对原始儒术进行改造，使得儒学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的正统思想，他本人亦被世人尊为“群儒之首”“儒者之宗”。(www.chuimin.cn)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42]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为了稳固统治、安上治民而服务的，因而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董仲舒的乐论思想十分突出音乐的教化作用，对于雅正礼乐更是格外推崇。他强调礼乐是治国的必由之路，并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对何时制礼作乐、为何制礼作乐都有详细的规约：“王者未作乐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得也。”^[43]在董仲舒看来，对于治理国家与制作音乐的本末、先后等问题，统治者都应给予严肃的考量，这是因为礼乐并非只有感官享受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礼乐与教化治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44]在董仲舒的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体系中，礼乐由人心而发又回馈于人心，上能接贯苍穹宇宙，下能通达民风民俗，因而其对于治理国家、反映国家兴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较之刘安、董仲舒相对零散的乐论文字，《乐记》是一部针对音乐各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的专门著作。关于《乐记》的成书，大部分研究认为其系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及“小毛公”毛苌所作。据《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原有二十三篇（刘向所校对版）与二十四篇（王禹所献）两种传本，但今仅存十一篇，收录于《小戴礼记》第十九篇以及《史记·乐书》中。刘德出身皇族，系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弟，亦是西汉重要的儒家学者与藏书家。虽然刘德为西汉宗室，但他从未投身政治斗争，反而将毕生精力投注于古籍整理修缮中去，曾走访各地寻觅古籍，凡闻有善书者必定先以重金购之，后命人重抄一份留给藏书人，因而其贤名远扬。同时，他对待古籍考据修订十分严苛，每逢遇到篇章残缺则组织群儒学者共同校订，为经典的保留与传承做了卓越的贡献，南宋史学家裴骃曾称赞他“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

刘德为了整理古籍，组织了许多文人学士，毛苌便是其中的一位。毛苌是汉代大儒毛亨的侄子，如今传世的《诗经》因由毛亨、毛苌两人注释而被称为“毛诗”，两人也因此被尊称为“大毛公”与“小毛公”。无论是刘德还是毛苌，都有着深厚的儒学思想积淀，刘德平日更是一言一行皆效仿儒生，因而他们及其他诸博士、学者编撰《乐记》时亦是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以儒家乐论思想为起点，串联起一条兼及道、法、墨、阴阳诸家学说的写作脉络，其中有“采”亦有“作”，充分体现了汉儒的音乐审美倾向与理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45]《乐记》的开篇便是经典，短短五十二个字，便对音乐的本源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诠释，构架了一个动态的“物—人—乐”的相生结构，归纳出了一条“物至—心动—情现—乐生”的作乐过程。在这个活态相生的结构中，音乐既是“外物感动人心”的结果，亦是“人情宣发于外”的起点，处于这样的中介位置，使音乐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作用。“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对内，音乐呼应人心。在《乐记》看来，人性之根本系上天赋予，即源自“天理”，因而音乐的“度数”与阴阳宇宙相互贯通，通过音乐可以沟通天人，使得天人感应，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对外，音乐宣导人情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通过情感抒发可以传递崇高的道德观与价值观。需要注意的是，良好的音乐能传播德音，但那些不合格度与礼教的音乐亦会通过声音给人们带来不好的社会风气，因而统治者有必要制作恰当的雅正之乐来传“德音”、行教化。

“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义”，《乐记》以音乐为中心提出了一套礼乐施政、天人合一的完备理论，一经问世便成为统治者制礼作乐的官方典章。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许多文字亦有着过度诠释的趋势，譬如将“宫、商、角、徵、羽”与“君、臣、民、事、物”相对应的释乐方式以及在音乐事件中体现具体礼教等级区别的“尊尊亲亲”的企图，在这些背后都有着将音乐纯粹视作教化工具的倾向。但《乐记》对音乐本源问题的深刻剖析及对音乐的表现对象、表现手段、社会特性等方面的全面论述，足以使之成为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两汉乐论思想-遇见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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