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与乐人：才子司马相如与音乐家李延年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到了汉武帝时期，乐府有了进一步的改组与拓展。同时，收集来的歌谣亦是乐府乐人进一步创作的蓝本，在民歌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编配、创作后，这些歌谣便化作更为庄严肃穆的曲调用到皇家宴飨、郊庙祭祀中去。这一切都离不开汉代文人与音乐家们的努力，譬如当时赫赫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与名噪一时的音乐家李延年。李延年有着非同一般的音乐天赋，他是中山人，原本出生在一个乐人之家，家族兄弟姐妹均是以乐为生的专职艺人。

早期的乐府音乐主要以楚声演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今耳熟能详的《大风歌》便是现今能追溯到的早期乐府用乐线索。据史书记载，汉高祖十二年时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因其军力十分强盛，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在此之前，汉刚刚经历了燕王臧荼、韩王信、代王陈豨的叛乱，那次平定英布叛乱后，刘邦在经过自己故乡沛县时，召集昔日好友前来一同痛饮长啸。酒酣耳热之时，刘邦亲自击筑高唱《大风歌》，并且召集了一百二十个少年一同学唱。到了汉惠帝年间，朝廷为表对高祖刘邦的哀思与尊敬，将沛宫设立为四季祭拜高祖的原庙，因而原本习唱过《大风歌》的那一百二十位少年便在乐府的管理与教习下再次专门从事“吹乐”，并被设立为常规编制，而《大风歌》亦成为乐府“习常肆旧”的楚歌体乐府诗。

除了《大风歌》外，早期由楚声演唱的乐府诗还有《安世房中歌》。《安世房中歌》共有十七章，由西汉时期的女诗人、汉高祖刘邦的宠姬唐山夫人所作。据《汉书·礼乐志》载：“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3]因为刘邦自己喜爱楚声，他又知道唐山夫人善作楚声，便令她创制新声。“大孝备矣，休德昭明。高张四县，乐充宫庭。”唐山夫人虽是女性诗人，但《安世歌》却毫无女子纤弱柔美的诗风，反而大气深沉、格韵高严，后世文人纷纷对其赞叹不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乐府有了进一步的改组与拓展。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章之歌，昏祠至明。”^[4]这一时期，乐府仍然设立在华美的上林苑，但是其职能却更加多元，积累的作品亦更加丰富。当时乐府的主要职能在于采集民间歌谣，通过这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来“观风俗，知薄厚”，让听者了解民间生活的真实样貌。同时，收集来的歌谣亦是乐府乐人进一步创作的蓝本，在民歌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编配、创作后，这些歌谣便化作更为庄严肃穆的曲调用到皇家宴飨、郊庙祭祀中去。但既然这些民歌皆“缘事而发”，当中难免会夹杂一些怨怼愤懑的声音。因而，“采诗夜诵”的制度便应运而生。颜师古曾指出，之所以叫“夜诵”，是因为“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5]，其实质是一种审查控制的手段。

除了采集歌谣外，乐府还有一大职能便是组织文人进行音乐编创工作以制造新声，并且此时文人创作的乐府诗歌并不仅仅如之前那样用于宴飨场合，同样也会在郊庙祭祀的场合下使用，因此乐府诗的地位较之从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都离不开汉代文人与音乐家们的努力，譬如当时赫赫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与名噪一时的音乐家李延年。

武帝年间乐府改组后，担任“协律都尉”一职的是李延年。李延年有着非同一般的音乐天赋，他是中山人，原本出生在一个乐人之家，家族兄弟姐妹均是以乐为生的专职艺人。早年，他因犯法被处以腐刑，进宫做了内侍，到狗监任职，专门负责管理宫内猎狗。但因他“性知音，善歌舞”，既能填词作曲又能歌善舞，加上他虽遭受宫刑但却也因此体态更加柔美、歌喉更加婉转，因而他的表演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时常为武帝演奏他新制的歌舞。据《汉书》记载：“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6]当时武帝正打算要创作一些新的作品用于祭祀与宴飨，让司马相如等人创作诗赋，李延年便在此时展露了他非凡的音乐才华。汉武帝刚登基时，曾与当时的辞赋家与文人们一同写作了“十九章”想要用于郊庙祭祀。李延年为这些华美的篇章逐一配乐，并依照辞赋的文本仔细揣度武帝的审美意趣与创作旨归，“次序其声”，为十九章诗篇尽数配上乐曲，一改当时“郊祀而无乐”的现象。

李延年的创作不仅数量庞大，风格亦十分多元。他擅长创作庄严的祭祀音乐，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来的音乐风格，并将之转化为崭新的音乐语汇。当时随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逐渐加深，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人们不仅带来了新奇的物品亦带来了歌舞百戏等新颖的音乐表演形式。李延年敏锐地捕捉到西域音乐音调、风格、演绎上的特点，对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的不同特征兼容并蓄，以张骞出使西域时得来的《摩诃兜勒》一曲为蓝本创作了二十八首鼓吹新声，为汉代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外，他还为文人、辞赋家们大量谱曲、创制新声。

李延年的艺术才华并不止步于此。他甚至凭借高超的音乐天赋，让整个家族成为武帝时期强大的外戚。有一次，他创作了一首《佳人歌》献唱于汉武帝：“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被歌声中描绘的绝世佳人深深吸引，平阳公主告诉武帝李延年的妹妹正是如歌中所唱那样的倾城佳人，由此李延年便通过歌声成功地将自己的妹妹引荐给了汉武帝。之后，汉武帝果然对李氏一见钟情，李氏便成了武帝的宠姬李夫人，李延年与其兄弟亦皆因此受到提携。“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埓韩嫣。”^[7]汉武帝对李夫人圣眷优容，连带着也十分喜爱李延年，任命他为协律都尉，专门负责整理音乐、创制新声。此外，李延年的兄长李广利亦被武帝重用，任命为贰师将军，委以重任。虽是一荣俱荣，却也一损俱损，随着李夫人的逝世，武帝逐渐冷淡了李氏家族，最终因李延年的弟弟李季行为失当而遭灭族。

因李延年特殊的身份，史书中对他的记载往往鄙薄而隐晦，但就音乐发展而言，李延年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对西域音调与乐器的善加运用、对辞赋与音律关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原本土音调与外来新声的融合都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极大的推进作用。(www.chuimin.cn)

除了李延年这样的宫廷乐官，当时还有许多文人雅士与辞赋家纷纷投身到音乐实践中，为西汉时期的音乐艺术的发展、音乐作品积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才子司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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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现代　黄均《当垆卖酒图》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士，自幼读书习剑，才华横溢。他字长卿，因敬佩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为相如。他不仅为文作赋颇有建树，弹琴制乐亦是才华过人，一曲《凤求凰》成就了他与才女卓文君的一段佳话。根据《史记》记载：“酒酣，临卭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行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8]一次，临邛当地的富豪卓王孙设宴邀请司马相如，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是一位才女，琴棋书画亦样样精通。司马相如知道卓文君喜好音律，便在席间演奏了一曲《凤求凰》，借琴声表明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卓文君熟稔音律，自然明白司马相如以琴而歌的意有所指，加上她原本就欣赏司马相如的才学，在聆听了如此大胆直白又辞藻华美的《凤求凰》后，便连夜与司马相如私奔回成都，即便司马相如家徒四壁也不以为意。

在当时这些音乐造诣颇高、创演水平俱佳的音乐家与文人墨客的共同努力下，西汉时期的音乐蓬勃发展、乐府机构亦不断壮大，到了汉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已经多达八百余人，俨然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成熟音乐机构。汉哀帝继位后，由于他素来不喜音律，又一直对皇家痴迷于俗乐新声的风气十分反感，便索性下诏罢乐府官，大刀阔斧地裁剪原有人员，将剩下的乐府乐人划分至太乐机构。至此，兴盛了一百多年的西汉乐府便不复存在，此后汉代亦再无乐府机构的建立。虽然乐府不再，但当时留下的许多经典乐府歌辞却一直被世人传唱，直到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乐府诗流传于世。这些诗作的作者身份各异，既有帝王将相，亦有平民百姓；采集来源亦跨度颇大，有专门为庙堂祭祀而作，亦有直接采自民间俗乐，更有辞赋家专门新创词曲，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音乐史、中国文学史中的瑰丽财富。与此同时，乐府机构与其采集歌谣、再制新声的职能亦以其他方式嬗递于历史中。

虽然乐府机构至晋、隋间便逐渐消逝，至唐便不复存在，但乐府这一名称却作为文学体裁沿用许久，在文学史料中以乐府借称乐府诗词的例子实属常见，最早出现这种借用的是梁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在其《乐府》篇中，对“乐府诗”做了如下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9]并依照此准则列举了前朝《咸池》《六英》《候人歌》《燕燕往飞》等诸多古乐，由此可见，到了《文心雕龙》之时，“乐府”作为一种体裁即能够入乐的诗篇。等到宋人郭茂倩编订《乐府诗集》时，“乐府”已经约定俗成用来概括能入乐的诗歌了。再往后，“乐府”成为一种体裁，有些不能入乐的诗词都归入“乐府”名下，这一名词也逐渐开始被混用。

汉代乐府与乐人：才子司马相如与音乐家李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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