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中国音乐艺术·古代篇：孔子的礼乐思想

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圣人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儒家学派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的身世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的祖上是微子启的弟弟宋微仲，也就是商人的后裔。微子启是商纣王的长兄，武王伐纣后，纣自焚于鹿台，子启被封在了商丘，建立宋国，成为宋国的开国始祖。子启死后，弟弟宋微仲继位，他便是孔子的祖先。一直到其八世孙孔父嘉，因获赐族的无上荣誉，后人便以其字“孔父”为氏，又因贵族男子称氏不称姓，故而孔丘虽为子姓，世人却仍然习惯称他为孔丘。

虽然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国君，但到了他父亲叔梁纥这一代，已经只是鲁国陬邑的大夫了。叔梁纥是一名武士，孔子身上有许多善武的特征或许便是从叔梁纥处继承而来。据说有一次晋鲁大军攻打偪阳，等到鲁军要冲门之时，守城的偪阳军将悬门突然放下，试图阻断分隔鲁军的部队。情急之下，叔梁纥用一双铁臂生生顶起了千斤城门，立下了赫赫战功。等到叔梁纥七十二岁，终于迎来孔子，而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已经从宋国的国君落魄至鲁国的布衣了。然而就凭着一介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22]在乐论思想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亦是如此。

孔子是个全才，礼、乐、射、御、书、数，无一不精。他推崇周公的治国之道，主张恢复古礼，以仁政治国，因而尤其精通“礼乐”。孔子不仅有一套成熟的乐论思想和明确的审美准则，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在其一生中，无论是困顿还是喜乐，皆有音乐时时相伴。

孔子早年曾跟随师襄子学琴，因其对音乐精益求精的追求以及对意象不断深入忘我的观照，成就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师襄子是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乐官，因其善于击磬，世人称他为“击磬襄”。《史记》里称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因而无论是琴还是磬，他都颇有造诣。孔子向他学琴时，有一首曲子学了许久仍然坚持练习、不断摸索，师襄子便劝他道：“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琴已习，可以益矣。”然而孔子却说：“丘未得其数也”，认为自己的技术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坚持练习；又过了一阵子，孔子演奏时已经十分得心应手了，师襄子又劝道：“已习其数，可以益矣。”然而孔子却说：“丘未得其志也”，认为自己尚未领悟音乐中的意旨；又过了一阵子，孔子的演奏中已经颇具审美旨趣了，师襄子便说：“已习其志，可以益矣。”然而孔子又说：“丘未得其为人也”，认为自己虽然已经演奏娴熟，却还不能感受到音乐中具体描绘的对象。就这样，孔子一直潜心钻研，直到有一天，他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伟岸的形象：那人肤色黝黑、身材修长，有着宽广的胸襟、长远的目光，目及之处辽阔无际、囊括四方。孔子顿时醒悟，这曲中描绘的人，正是周文王。师襄子听了他的描述十分惊讶，立刻从座席中站起走到孔子的面前，双手交叉于胸前向孔子拜了两次，充满敬意地说：“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孔子对音乐的钻研锲而不舍，他这一系列完整的学习步骤与演奏理论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而由技法到意趣再到具体形象的不断深入亦体现了孔子对音乐本质与内容的深刻理解。

孔子不仅在器乐演奏上臻于完美，还十分热爱唱歌。《论语》中曾这样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23]每每听到有人唱的歌新鲜好听，歌曲又能体现“思无邪”这样“善”的审美意趣时，孔子便必定要虚心求教、请人再唱一次。宋代大家朱熹在论及孔子“与人歌而善”时提出，孔子他“必使复歌者”并非仅仅是针对音乐、针对歌唱，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到“善”的美好品质。闻善从之，既是孔子对乐声中主旨洞悉的敏锐，又是他谦虚好学的君子风度。孔子与人一同演唱，所“和”的并不仅仅是歌唱而已。这时，歌唱已经超越了一般行为，歌唱所带来的欣喜亦不仅仅是因为学会了一首新的乐曲，更是因为能够通过歌声将“善”的高雅审美理想与道德品质传递下去。这其中既有孔子本人对崇高品德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包含了他对“礼乐”教化功能的极度重视。

图2—20　清朝孔宪兰刻本《孔子圣迹图》之“琴歌盟坛”

孔子如此重视音乐的内容与本质、旨趣与功能，其实质是强调乐中有礼、礼乐相成。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乐论可以用“礼乐思想”一言以蔽之。“礼乐”是周公为了治理天下而思索出的一套治理方法。以礼治天下，可以让人明白社会秩序、遵守等级规范；而以乐教天下，则可以缓和因“礼”带来的等级差异，用柔和的方式将人们维系在一起。“尊尊亲亲”，这是“礼乐”治国的终极理想。孔子的乐论思想便是以此为基础的，因而，关于音乐的审美理想，他提出了“尽善尽美”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与他的一次音乐聆听有关。

图2—21　清　焦秉贞《孔子圣迹图》之“作歌丘陵”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24]这段经历在西汉刘向的《说苑》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据说孔子有次来到齐国的城门外，正好遇见一个小童拿着酒器行走。小童目光纯洁、神情端正、举止严谨，见此情景孔子便知道是《韶》乐要开始了，赶紧催促驾车人加紧赶路。等到他在齐国完整地听到《韶》乐的演奏后，深深沉醉于其中以至于三个月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面对这样的音乐，孔子由衷赞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25]

《韶》乐是六代之乐中的一部，相传系舜时所作，是一部歌颂舜帝高尚情操的大乐。舜是圣贤的君王，无论是为人子、为人夫，抑或是为人君都能以仁义心处之，对人礼敬有加，孔子一直对舜十分赞赏。因而这样的作品，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音乐内容都十分打动孔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王时期的乐舞《大武》。《大武》是武王姬发伐纣时所作，彼时武王将商纣逼至鹿台自焚，孔子所欣赏的伯夷与叔齐都大叹大道式微，因而在孔子看来，这样的乐舞虽然形式十分瑰丽，但内容却并不完美：“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6](www.chuimin.cn)

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音乐的形式美与内容美是可以分开考量的。形式美固然重要，但内容美却更为要紧。并且，对于内容审美的评判，他给出的终极审美准则是“善”。在孔子的乐论思想中，“善”与“美”是不同的审美范畴，它们既有明显的差异，又能在特定的作品中达到和谐统一。但如果两者取一，那一定是“善”的价值要高于“美”的价值，这与孔子的“礼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在孔子看来音乐的审美准则是“善”，他进一步发现这样的艺术形式有助于人伦教化。正如他在听到动听的歌声时“必使反之，而后和之”那样，“善”的品格不仅包含在音乐的内容中，亦可以借由这样的形式不断传承下去，教化世人。因而，在儒家乐论中，音乐的审美功能是具体的、具象的，有着一定的教化功能。《论语·为政》中记录了孔子的政治理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7]在孔子看来，用政令刑法来治理国家、整顿百姓，百姓只是为了免遭责罚而战战兢兢、恪守制度，并非有了廉耻之心；但若用道德引导、礼教感化，则百姓不仅会有廉耻之心，更会自觉从善，真心归服。在鲁哀公问政的时候，孔子亦是如此游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28]孔子的礼治思想，可以用“安上治民莫善于礼”^[29]这八个字来概括。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与之相应的便产生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审美教化功能规约。在孔子看来，想要治理社会风气、改变民风民俗，最好的方式便是以乐感化世人。在中国先秦音乐论域中，一个地方的国风民风总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譬如之前师旷先后奏南北风（民歌），最终因“南风不竞”而判断“楚必无功”一样，“风”既指一个地方的民间歌谣，又包含民风的意味，或者说正是在民间歌曲中，我们才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的风俗，故而在孔子之前的乐论思想中已经开始注意“省风”与音乐的关联。但到了孔子这里又进了一步，音乐不仅有“省风”的作用，更有“移风”的审美功能。也正因为孔子赋予音乐这样的审美功能，对于选择怎样的乐舞来演奏欣赏，他也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30]在他看来，只有中正平和、符合礼制，能够传递崇高的“善”与真正的“美”的音乐才是有助于教化万民、移风易俗的；而那些浮华奢靡、情感过度渲染的音乐则如同巧言令色的小人一样，只会让人耽于享乐，有损品德。故而，孔子才会对“思无邪”的《诗经》推崇喜爱至极，“（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1]。这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篇中，随处能见纯洁的品格与纯真的民风，无论是怎样的君子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歌调。弦歌这样的音乐，便能达到以乐辅礼、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

孔子对音乐如此重视，又赋予音乐多重意义，自己也身体力行贯彻乐教。哪怕是在最困顿的时候，都不忘抚琴弦歌。有一回，孔子带着众多弟子打算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卫国的城邑匡时，被人误认作阳虎。阳虎是鲁国季氏的家臣，他专横跋扈，曾派军队毁坏了匡的城墙。匡人见孔子人高马大便误认为他就是欺辱他们的阳虎，不由分说就将孔子关押了起来，无论孔子的弟子们如何解释都不相信。但孔子却十分冷静，反而以音乐相伴，与子路弹剑而歌。歌声慷慨、正气凛然，众人相和，一连唱了三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32]，听到这样堂堂正气的歌声，匡人便相信孔子不是阳虎，遂将他们放行。再后来，孔子怀揣着礼乐的理想颠沛流离，困于陈蔡之间。即便断粮数日，仍坚持“弦歌不衰”，君子固穷。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3]孔子一直坚守着他礼乐仁义的理想，维护着他尽善尽美的音乐审美追求。在他看到三桓之一的季氏擅自享用八佾舞时，虽然意识到“礼崩乐坏”的那天终将到来，但仍不曾放弃对礼乐的复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为了礼乐的理想奉献了一生，因而人们将他的仁德与经历比作“木铎”，认为“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在先秦不是一般的乐器，官府发布政令时要派人摇着木铎行走四方；初春时节，行人又得摇着木铎四处听取民风、采集民歌，以供天子了解民情。木铎是沟通上下、融洽万民的乐器，在木铎的声音里包含了“尊尊”与“亲亲”。用器乐来比照孔子，实在是个有趣又恰当的比喻，孔子一生对仁义的追求，就像他所喜爱的音乐一样，亘古绵延、弦歌不衰。

图2—22　孟子画像，出自明代《至圣先贤半身像册》

孟子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礼乐仁义理想，关于音乐的讨论亦保留了儒家乐论思想一贯的审美准则。“人皆有不忍人之心”^[34]，孟子的“人”是有着向善共性的人，因而即便在礼教别尊卑、明差异，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后，人仍有精神上的共性，这种共性在面向音乐的听感官审美时亦十分重要。“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35]，无论是天子诸侯、圣人君子，还是平民百姓，对于声音的期待与审美都有着趋同性。这种审美趋同性在孟子看来是先天本有的，不仅与乐相关的听觉如是，其他的感官知觉亦如是：“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与人的内心都有相同之处，那便是“理”。“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贤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圣人先得知了内心的理，对于音乐的审美亦如此，故而无论是谁对于音乐的审美都有着共性，都能对优秀的作品产生审美共情。

“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36]与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由此延伸的乐论思想不同，在主张“性恶论”的荀子看来，人必须经过后天教化才能抑制人性，成为君子。“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37]这里“修其行”对应的是“制礼”，颁布礼制用以修正行为；而“正其乐”对应的是“作乐”，整饬音乐用以统辖管理。较之孟子，荀子更为强调“礼乐”的教化功能，他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乐论》来讨论音乐对治国安民、教化百姓的重要性以及制乐赏乐所应当具备的审美准则、并进一步规范了音乐审美的理想范式。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38]在这样的前提下，荀子认为人们听的音乐应当具有“中和”“肃庄”的审美准则：“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如果音乐中正平和、庄严肃穆，那就能教化百姓和谐而不流僈放纵、整齐而不陷于混乱。在这样的乐教进一步作用下，“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其他强国不敢欺凌、百姓安居乐业，普天下的人都为这样的统治而称道。但若反之，“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39]，音乐妖冶轻浮，那便会让百姓亦变得轻浮，长此以往便会难以治理，产生争夺，天下混乱。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40]荀子的音乐是修身、成人、求道的直接途径，因此他格外推崇蕴含着高尚理想、隐喻着伦理纲常的雅颂之乐，而分外贬斥一味贪图感官快适的靡靡“郑卫之声”。正所谓“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41]，孔子的礼乐思想到了荀子这里，有了飞跃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