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第一特级电影院在重庆地标

THE SHANCHENG WIDE SCREEN CINEMA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

建筑时间：

1959年动工

196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1996年被拆除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影院建筑

建筑设计者：

朱昌廉、吴德基、梁鼎森等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原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在长江一路与中山三路丁字路交接处。建筑基台标高较人行道高出约14米，南面俯瞰长江及江边的菜园坝火车站。

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建筑，该项目于1959年动工，1960年建成投入使用，曾是西部地区最先进的电影院，拥有可放映70毫米胶片电影的宽银幕技术、立体声音响系统以及整体空调制冷设备。

影院主体建筑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薄壳结构形成波浪形的屋面，配合前厅极具中国传统韵味的柱廊，打破了影院建筑一般方正平直的、较为呆板和单调的建筑轮廓，构筑出活泼、飘逸及新颖的建筑形象，成为那个时代全国影院的典范之作。

后随着城市发展、时代变迁，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于1996年被拆除，成为消失的建筑。如今，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辉煌仅留存在了那一代重庆人的记忆中。

罗大万 摄

梁鼎森

DINGSEN LIANG

影院的造型应该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精神和风格。

吴德基

DEJI WU

结构形态是当时建筑形态的一种反映，而建筑形态是当时追求的一种目标。

山城

宽银幕电影院设计者

Architectural Designer of

ShanCheng

Wide Screen Cinema

朱昌廉

CHANGLIAN ZHU

建筑设计中如果没有抓住创新精神的本质去进行新的建筑创作，对建筑创作而言，实属东施效颦、应予摒弃。

梁鼎森 供图

朱昌廉，湖北武汉人，1934年11月生。195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分配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住宅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编委及多本专业杂志编委。

吴德基，1934年8月生。195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后任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历任建筑设计教研室主任、建筑城规学院院长、四川省土建学会理事、重庆市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台湾都市研究会顾问、中国防火区划委员会顾问等职。曾留学英国，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荣誉研究员，曾在英、法、德等欧亚12国访问讲学，被一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梁鼎森，陕西省人，1935年11月生。1959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后从事建筑学专业高等教育。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历任建筑系主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重庆建筑大学校长等职、现社会兼职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著作及论文有《电影院建筑设计》《山城特色与建筑创作》《旧建筑的利用与更新》等。曾获全国建筑设计竞赛二、三等奖，参与实施建筑学专业体系化改革获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奖。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总平面布置图。　《建筑学报》 图

Q：作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设计者，能谈一下这个项目当时的背景情况吗？

A：梁鼎森

1959年初，我还是建筑系（编者注：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正面临毕业设计选题的问题。刚好这时市里决定在两路口原红星电影院的位置新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并把新影院的设计任务交给了我们学校。

原红星电影院非常小，是解放前修的。我们在接到任务前，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拆除了，连我都没有见到过。但这个地势非常好，俯瞰下去能看到菜园坝火车站，对面是鹅岭公园。所在的两路口地区也是重庆的交通繁华地段。

当时教育强调结合生产实际，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觉得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很适合。于是，这就成了我们的毕业设计选题。当然这个项目并不是就给我们做，而是要我们提供一个方案供市里挑选，同时还有别的单位也在进行设计。因为是市里面的重要工程，所以我们建筑系非常重视，安排的力量也很强，动作非常快。

A：朱昌廉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重庆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重庆美术公司　供图

补充一点。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其实是国庆献礼建筑项目。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当时，北京兴建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而重庆市级领导在1958年就决定了在重庆两路口修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为国庆十周年添彩。

Q：以市级重点工程作为毕业设计课题，确实非常难得。当年，学校为你们提供了哪些技术支持和保障？

A：梁鼎森

这是我们学校几个主要学科共同完成的作品。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当时的建筑系主任黄忠恕教授，工作负责人就是吴德基老师。电影院十分复杂的一层平面图就是在吴老师的指导下，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最终定的稿。参加设计工作的还有朱昌廉老师、汪遵谦老师。

建筑主持人黄忠恕教授194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系，一直在建筑行业从事教学工作，是当时国内高学术水平的专家。主持结构工程指导设计的是土木系的系主任秦文钺教授，秦文钺教授曾经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是解放后归国的留学人士。水、暖、电系统的设计则是城建系在负责，指导老师都是高水准的中坚力量。声学设计是学生张为宪制作的，指导老师是陈启高老师，陈老师是我们国家声学建筑物理学科的开拓人。

A：吴德基

因为建筑设计采用了壳体结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国内才刚开始使用，所以学校派驻了代表到施工现场配合施工。我和梁鼎森就是建筑系派驻到现场的施工代表。此外，结构和设备部分学校也安排了人手，包括施工方面的著名专家丁于均先生和罗中正都是现场代表。

我们的施工说明书，要完成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声学设计等一系列工作，工程量大，几乎是举全院之力来完成。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像黄忠恕、秦文钺、张为宪等等，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Q：配置如此强大的设计团队，是否可以说明这个项目本身存在很大的难度？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A：梁鼎森

这个工程在那个年代是最新的工程，宽银幕技术在全世界都才开始投入使用。当时全国才三家宽银幕电影院，其中只有重庆是新设计建设的，其他两家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建的。某种程度上说，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算是全国第一。

首先，银幕的建造技术本身就很复杂。普通电影银幕一般宽约6米，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银幕是17.1米宽，6.7米高，这对观影厅的空间要求就很高。放映距离要35米，第一排观众距银幕10米左右，最后一排观众距银幕34米左右。其次，因为空间很大，对音质效果的要求就更高，不能这里能听见，那里听不见。简单来说，宽银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看得清楚、看得舒服，第二个就是要听得明白。

再一方面，建筑设计上，山城宽银幕采用的薄壳结构是一种新颖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在国外投入使用的比较多，但在国内非常少。我们虽然知道这种建筑形式，但在具体实施上，有能力把它变成现实的只有秦文钺老师。山城宽银幕屋顶的拱形薄壳跨度30米，宽11.78米，中间厚度不超过11厘米。当时连施工单位都不敢接这个项目，申请做厚，不敢做薄。薄壳结构怎么样施工，要告诉工人施工要点，因为技术要求高，所以在设计施工过程中都是很难的。

《建筑学报》 图

吴德基（左）和梁鼎森（右）在修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的工作照。梁鼎森 供图

A：吴德基

还有就是施工过程中的配合问题，因为整个项目涉及很多个部门，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水电设计等等，这些都要紧密配合、互相协调。我们时常产生矛盾，比如空调要在这个地方开个窗，但是负责建筑的说不行，也经常吵架。一个建筑是综合性的，要协调的东西太多。时常是结构跟建筑有矛盾，水电暖跟建筑也有矛盾，有时候建筑让步，有时候其他部门让步，最后克服各种困难这样才把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完成了。

Q：刚刚提到薄壳结构从建筑设计到具体施工都非常难，为什么会舍易求难选择用薄壳结构作为山城宽银幕的建筑形式呢？

A：梁鼎森

20世纪50年代末科技风潮很盛，各行各业都强调发展新技术。我们建筑也不例外，所以设计一开始就确定要用新结构、新技术。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在宽银幕技术上已经有了创新，在建筑形式上就更要有新意，这样才能匹配。

薄壳结构其实是从鸡蛋而来的。你想，如果让你徒手捏鸡蛋，不管你怎么用力都没法把鸡蛋捏碎。薄薄的蛋壳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它把受力均匀地分散到了各个部分。薄壳结构就是借用了这一原理。抛开技术难度不说，薄壳结构最大的好处就是非常节省材料，结构稳定，抗压性好，而且还能构筑出更多空间。可以说是少花钱、多办事。

因此，对于采用薄壳结构技术，我们基本没有争议，观众厅的设计很快就定下来了。唯一讨论的就是五个拱好，还是七个拱好。我们做了方案进行对比，画出来之后还是觉得五个拱好。这样才能前后呼应，观众厅是三个壳体，前厅五个壳体。不管从前看，还是从侧看都是协调的。虽然给市里上报的方案里还做了一份是平顶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薄壳屋顶这个设计。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薄壳结构示意图。　 蒋胜男 制图

Q：在建筑设计和结构形式确定后，施工过程中还发生过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A：朱昌廉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当时这个任务紧急，我们没有按照正常的设计和施工流程进行，是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的。当时我们底层的基础工程已经有了雏形，市领导到现场来视察，发觉临街堡坎较高，建筑入口广场局促。于是，建议建筑整体后移。当年搞土石方不像现在，是非常费劲的。如果全部重来，工程量大，工期可能也赶不上。后来，我们就研究出来向后退一个壳体的距离，也就是后退11米，这样一来，后面两个基础还能继续使用。退出来的空间，在设计上采用下部分层跌落、下沉入口广场的手法，仅修改了前部门廊，增设底层售票厅，这样就加大了入口广场，也降低了从街道的人行道走上堡坎的高度，使观众更具有亲切感，建筑气势更加雄伟，并且塑造了两路口地区新的城市景观。建筑在外观设计上也有些调整，最初我们设计的电影院整体是米黄色的。当时市级领导在审查方案时，建议影院正面的柱子做成粉色。最后出来的效果很不错，粉红色的柱子和米黄色的建筑非常协调。那些粉色的柱子使建筑增添了更多记忆点，也让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成为20世纪60年代重庆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再后来1987年的时候，在市文化局的要求下，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又做了一次技术提升，可以播放70毫米胶片电影。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技术一直是走在前端的。

Q：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建好后，你有进去看过电影吗？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A：吴德基

我还记得电影院建成后放映的第一场电影是《风从东方来》。因为银幕达到了17米的宽度，我们的视线设计又比较好，所以观感效果特别好。这个和国外电影院的宽银幕是一样的，当时走进影厅的人都非常激动。那个画面还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到现在我还留着当时的电影票。

A：梁鼎森

我们作为设计师走进电影院都怀着一份特殊的心情。因为这个电影院是我们设计的，所以与普通观众相比，除了看电影得到的享受以外，更多了一份自豪感、荣誉感。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个设计是我建筑生涯里，一个非常好的开头。后来我还主持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内部改建，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来，做过很多影院、剧院、礼堂。可以说，这栋建筑开启了我这一生影剧院建筑设计的大门。

而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山城宽银幕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群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影空间，设备先进、环境舒适，满足了群众精神需求。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说，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包括结构技术、建筑造型上的创新，以及建筑和环境的适应。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这栋建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重庆的历史建筑，在重庆建筑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这一页是磨灭不了的。(www.chuimin.cn)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著名的中苏合拍电影《风从东方来》。 重庆三代一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放映员

刘光清

Projectionist of

Shancheng Wide Screen Cinema

GUANGQING LIU

正在放电影的青年刘光清

1942年重庆出生，16岁参加工作，分配到和平电影院（国泰电影院）担任放映员，一直到1964年。同年调往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任放映员，第二任机务组组长，一号放映员。1990年调至电影公司商业分公司维修部担任副主任职务，负责电影设施设备维护修理调试等工作。1992年调任唯一电影院担任副经理，分管电影放映排片等一线业务工作。1998年提前退休。

剧组在影院大厅取景。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供图

Q：您曾经是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放映员？

A：是的。1958年，我从重庆电影公司培训班毕业，先分配到和平电影院。1964年才被分配到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最开始到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我在冷气室待了一年，专门管空调制冷。那个时候的空调跟现在不同，是很大的机器。电影院有一台二十万大卡的制冷机、两台十万大卡的制冷机，三台大机器放在一起就像个工厂。当年也只有我们电影院是真正的空调，其他电影院都是风扇或鼓风机。后来我调到放映机务组了。周罗军是我的老师，也是电影院的第一任机务组长。1972年，周老师退休后，我就接了他的棒，担任第二任机务组长。

Q：能谈谈当年放映机组的工作情况吗？

A：当年我们电影院很火爆的。电影是全天排片，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11点。有时候周末或者节假日还会排通宵场。片子好的时候也会排通宵场。

放一场电影，需要两个放映员。我们放映组有6个人，一般是两班倒，有时是三班倒。因为除了放电影，放映机的维护也是我们机组负责。我是组长，每天放映全部结束后，都会安排机器检查。一旦发现什么问题，必须晚上就修好，不然影响第二天放映。你想，当时我们一天排这么多场电影，出放映事故没法交代啊，这么多人等着的。

但哪怕每天维修还是会有突发情况，比如那种放久了的老片子，很容易断掉。这种情况就非停机不可了。不过，我们广播播报解释一下，观众还是能理解。

Q：那时电影院使用的是什么放映设备呢？

A： 我们电影院一直都是用的最先进、最新的设备。最初的两台放映机是国产松花江牌，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生产的，技术上仿照了苏联KBT1型放映机，但效果还要更好一些。后来，国内自己研发的新机器出来，我们就换成了广州的珠江牌放映机。

其实，我们电影院最好的是音响设备。一开始用的是苏联进口的一套设备，音质和音效其他影院都没法比。改革开放后，换成了英国道尔贝立体声音响设备，是正宗的立体环绕声。当时，那套设备还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三个工程师来帮我们安装的。

说实话，那些年我们还是很骄傲的，其他电影院的同行都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

Q：除了放映设备，山城宽银幕电影院还有哪些方面让您觉得骄傲？

A：肯定是我们的宽银幕技术。当年我们电影院的银幕宽有17米多，是全市电影院里最宽的，甚至在全国都数一数二。

也就是说，有些电影只有我们影院能放映，别的影院放不了。但他们能放映的片子，我们都可以放。因为电影胶片的规格是不同的，普通电影是35毫米，宽银幕电影是70毫米。我们的银幕是按照70毫米电影规格制作的，需要放35毫米电影时，只要换个片门，再把多出来的屏幕用幕布遮起来就是。但其他电影院银幕太窄了，就没法放70毫米电影。

你想，我们电影院有1400多个位置，只要放70毫米影片就场场爆满。遇到很火的片子，我们电影院真的是一票难求。所以那个年代就有“黄牛”了，有人专门抢了票来卖高价，价格可以翻几倍。我们作为职工会领到几张职工票，这些票自然很抢手。偶尔我们也会安排加座。当然，这个是针对内部的，给熟人、朋友安个凳子，或在二楼加个位置。

所以那个时候当电影放映员是非常吃香的。有时我们出去吃饭别人都特别照顾，多给加菜，甚至不收钱。

Q：您还记得放映过哪些很受欢迎的电影吗？

A：印象最深的还是开幕第一部中苏合拍的《风从东方来》，排片都排了两个多月，还有很多人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与苏联有关的片子很受追捧，包括《战争与和平》《306号案件》都很火。

后来就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特别是《红色娘子军》，舞剧出来了之后，我们就排通宵放。20世纪70年代，朝鲜电影很盛行，《卖花姑娘》也是从早到晚地放，非常火爆。改革开放之后，片源就很多了。但当时一些外国大片还是需要分级别才能看，只售团体票，不对外售票，必须单位开介绍信证明达到一定行政级别。还有一些老片子也反复放映，比如国产的《秘密图纸》、印度的《拉兹之歌》，放一次火一次。

Q：随着时代不同，放映和受追捧的电影有所变化，那么电影票价的变化呢？

A：我们电影院最初的票价是二角五分钱一张。现在看来好像很便宜，但在当时并不便宜，甚至还有点贵。那时，我的工资每月三十几块钱，我妻子才二十多块，这样的收入算是很不错的了。

二角五分钱一张的票价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概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这个价。当时，大家的工资都涨了，所以其实那个年代是电影院很火爆的年代。

完成70毫米立体声改造工程后，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再一次轰动西南。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供图

后来，国外大片引进过来，特别是美国大片引进后，票价就开始上涨了，十块、十五块一张。我印象中最贵好像到过五十块一张。

再之后电影院就没那么火爆了。我们电影院是1996年拆的，很可惜。其实，当时虽然没有鼎盛时期效益好，但电影院还是有盈利的。

Q：20世纪90年代电影业整体衰退，并不仅仅是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一家，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电视的普及对电影院的冲击太大了。到90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了，在家就能看到好看的电视剧、各种节目，还不用另外花钱。我记得电视剧《霍元甲》播放的时候，大家为了赶回家看剧，两路口都堵车了。相反电影院票价又提高了，自然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就越来越少。

当时的电影院几乎都是只有一个大厅，放映一场电影的成本很高。如果一场电影只有几个人，那肯定是要亏本的。

我们电影院也是一样，到后期还针对这个情况专门改了一个小厅。在正门下面，挖开一块地方改建的，有200个座位。即使是这样的小厅，人气肯定也比不了之前。

另外，我们还改建了一个招待所。因为电影院位置很好，离火车站很近，周围交通也很方便。招待所还很火，减缓了一些电影院的经济压力。

我们都觉得电影院拆除很可惜，如果能维持下去，到现在肯定情况又不一样了。去年我路过家附近的公交车站，竟然还看见站牌上不晓得是谁写着山城宽银幕几个字，一下子感触特别深，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怀念它。

艺术批评家

王林

Art　Critic

LIN WANG

人的记忆，尤其是城市生活的记忆，总是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来聚集它们。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就恰恰是集结记忆的一个地标和地点。

1949年2月生于中国西安，曾用名郑中安。1982年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5年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现为四川美院教授，西安美院客座教授，“当代艺术批评与策划”方向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美术学学科带头人，重庆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是中国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活跃的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在海内外出版印行著编图书137种，发表美术评论及理论研究文章近900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山城宽银幕电影院逐渐成为了“最后的贵族”。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供图

Q：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是一代重庆人的回忆，山城宽银幕在您的印象里是什么样的？

A： 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修建的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大概十岁的样子。印象中，当时在重庆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当年这样大体量的建筑并不多，所以要新建一个规模宏大、技术又新颖的电影院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电影院建成开业的那段时间，很多人都拥到两路口，就是为了看看这个电影院，即使不是为了去看电影。

在我的心目中，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是高大、雄伟又辉煌壮丽的，但人对建筑形态的空间感是有时代性的。如果这个电影院还存在，或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会有这个感觉。就像我小时候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觉得百草园那泥墙根一定有无穷乐趣，而长大后真正到绍兴去瞻仰鲁迅故居，看到的不过是一段毫不起眼的土墙。因为儿童的时空感和成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不过，我觉得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作为一个建筑，即便拿到今天来说也是一个杰出的作品。首先它采用的建筑样式很特别，一排一排廊柱和弧形拱顶非常显眼；其次，它修建在山坡上，山势的高低错落让它变得更加宏伟高大。从台阶一级级上到电影院，让人们去看电影时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那是一个发光的建筑，一个辉煌的建筑。

当年，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是两路口的标志性视觉中心。并且它位于三岔路口，这里是连接渝中、江北、沙坪坝和九龙坡的路网节点，是重庆人在渝中区主城行旅的栖息之地。小时候，学校组织去鹅岭公园、西郊公园，师生们都会在这里歇歇脚，吃点东西，玩一玩，再继续往前走。相信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有这样的共同记忆。

人的记忆，尤其是城市生活的记忆，总是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来聚集它们。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就恰恰是集结记忆的一个地标和地点。可能还有很多事情和记忆与看电影并不相关，但却因为都发生在这个地点，就自然与电影院相关了，它就成为我们记忆的一个背景画面。

Q：您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看过电影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电影？

A： 我是很喜欢电影的。电影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艺术。它是继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之后的第七艺术，给人的感官和冲击是很强的。

记忆中我曾经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看过不少电影，但基本都是成人之后的事情。相比之前，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银幕确实更大、音响效果更好，环境也更舒适。这是技术提升带来的。当年重庆修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很多城市还没有宽银幕技术，我们算是赶在潮流前面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看电影，那是在小学一年级学校统一组织的。我们穿着新衣服，规规矩矩入场，排排坐好，像过节一样。谁知电影一开场，我就想上厕所了，但周围黑洞洞的，我不太敢去找厕所，只好忍着。想象一下，小孩子第一次看电影既拘谨又兴奋的那种状态。我人生的第一场电影以尿裤子收场，连电影名字都没记住。但看电影的冲击感却深深留在了心中。

第一次自己买票看电影是在中学时期，我给生病住院的母亲送饭。中途看到电影院放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有儿童优惠票，我想都没想就买票进去了。结果电影时间很长，当我看完电影出来，就误了给母亲送饭的时间。但母亲并没责备我，反而赞扬我知道名著，说果戈理的东西写得好。那部电影是喜剧，我其实看得半懂半懵，却觉得很对味。

后来，下乡当知青时，为了看一部关于毛泽东的15分钟纪录片，我来回跑了40多里路。其实，那个年代对电影的饥渴就是对资讯的饥渴，当时信息传播途径少、资讯不发达。电影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换作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

Q：电影在不同时代，对于人们来说，承载的意义是不同的？

A：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文化生活比较单一，看电影常常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们对于电影是有一种崇拜的。往往看电影前的一周就开始关注，到看完电影后的一周还在讨论电影的内容。电影让人兴奋、满足，看场电影就像过一个节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讯比较闭塞，可看的电影也不多。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电影成为一个获取信息的途径。

改革开放后，文化生活开始复苏，形式也逐渐增多。但电影却依然是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重头戏。一是因为电影片源越来越多。我体会最深的是《罗生门》和《追捕》。

重庆三代一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供图

《罗生门》打破了以往的线性叙事，对同一件事用不同角度去空间叙事，对我的冲击很大。而《追捕》中有一个镜头是主人公杜丘紧张追击时，配了悠扬的音乐，这种声画分离的表演，给人别样的感受。根据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这时有一部分人从单纯看故事，逐步过渡到欣赏电影这门艺术。再来就是，电影是更贴近大众的艺术，或者说是大众消费得起的艺术。我记得那时重庆的京剧剧场也很火，但票价比较贵，看京剧是很奢侈的。但电影票价相对来说是在更多人的接受范围。

列宁曾经说过，“在一切艺术中，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电影。”因为电影复制性很强，它可以拷贝，拍一部电影可以拷贝到各个地方去放映。覆盖性强、传播性强，这也造就了它的大众性。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城市还是乡镇，电影的影响力都是排第一的。

Q：作为电影的传播平台，电影院也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您认为呢？

A：电影院曾经承担了一个私人交往公共化的作用。比如约会看电影、朋友聚会看电影，这些都是比较私人的交往，但在过去这种私人化往往是受到排挤的。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过分私人化的交往，甚至被视为行为道德不良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私人交往就需要用一种比较公共化的方式来伪装。以前年轻人谈恋爱最爱去的三个地方，公园、动物园、电影院。把私人交往放在公共场所内，这是大家处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人策略。

这种需求也对电影院产生了影响。最初的电影院几乎都是大剧场，一个剧场能坐上千人，这个公共化很极致。后来的电影院发生了变化，剧场逐步小型化，公共化降低，私人化增加。小电影院、小影厅曾经一度遍地开花，甚至包场、通宵看电影也变得容易实现。

另外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对电影院的影响。电影院从电影传播的“唯一平台”变成了“一种平台”。电影的复制手段变化了，录像带、光碟的出现，把电影从公共性拉回到私人性。大家在家就可以看电影，再加上电视的推广和流行，所以人们去电影院的兴趣就减少了。

1979年，印度电影《流浪者》公映，电影主题曲《拉兹之歌》风靡大街小巷。图为影迷在重庆百货商店抢购歌曲唱片。　重庆日报 供图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共化和私人化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影院也经历了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当然，有一些电影院就消失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就是其中之一。

Q：对于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消失，您是怎么看待的？

A：刚才我们说到关于电影和电影院的种种变化，包括从集体性影院到个性化影院、从电影到电视、从社会到家庭、从拷贝到光碟。直到今天则是院线观看与家庭观看、现场观看与在线观看，多元化并举。这是时代的进步，说明个人权力的适度增长，这并非对公共意识造成伤害，弄得好，反而有助于老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增加普通人投入公民社会的主动性与主体性、获得感与幸福感。

然而，对于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消失，我还是觉得非常遗憾。它曾经是重庆最有“人民性”的建筑之一。所谓“人民性”建筑就是最典型的公共建筑。它与体育馆、跳伞塔、文化宫、大礼堂能够并列起来，都是值得重庆人骄傲的建筑。虽然现在永远消失了，但它却依然留存在几代人的记忆中。如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图像和文字，让历史记住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当年电影院热映的电影海报。　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