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标：人民大礼堂的故事

CHONGQING P

EOPLE’S AUDITORIUM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建筑时间：

1951年动工

1954年竣工

1989年东楼扩建工程竣工

1997年人民广场兴建工程竣工

建筑类型：

仿传统民族建筑

建筑设计者：

张家德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位于重庆市人民路，坐落于马鞍山上，与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办公区隔街相对，通过人民广场连为整体，共同组成重庆市的政治中心。

大礼堂于1951年6月动工兴建，1954年4月竣工建成，是一座具有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先进结构技术完美结合的杰作。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由中心礼堂和东南北配楼组成。整个建筑群占地6.6万平方米，建筑总高65米，中心礼堂净空高55米，内径46.33米，圆形大厅四周环绕四层出挑楼座，共可容纳4200余人，后经改建，观众席改为3280座。

1987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载入由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和剑桥大学主编的《弗莱彻建筑史》。在其收录的新中国43项建筑中，大礼堂名列第二。2009年荣获中国建筑创作最高奖—“中国建筑学会建国60周年创作大奖（含改扩建）”。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成为西南大区的形象徽识和山城重庆的永久标志。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总设计师

张家德

Chief Architectural Designer of

Chongqing People’s Auditorium

JIADE ZHANG

张家德（1913-1982），四川威远人。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建筑工程系。1934年6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同年获高等建设文官考试第二名。1935年6月，他设计的南京国民会议场工程获全国建筑工程师第四等奖奖状。1936年至1937年，在南京设计市区新村及军校工程共计七八十幢。1938年，张家德返回四川，在成都蜀华实业公司任总工程师。1941年至1949年，张家德在重庆陕西街开办迦德工程师建筑事务所。1950年，张家德被安排在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工作。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大会堂工程采用张家德工程师设计的方案，任命张家德为大会堂工程处总工程师。1952年2月9日起，开始以“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机关建筑师”的名义，负责主持大会堂工程设计和监造。1954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大会堂竣工。人民大礼堂建设工程完工后不久，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任副总建筑师，后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建筑师

陈荣华

Architect

RONGHUA CHEN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歌颂新中国、新生政权的一首壮美赞歌。

1942年生，四川泸州人。1985年到重庆工作，重庆市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重庆首届建筑学术带头人，重庆市首届勘察设计大师。曾主持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改扩建工程，参与多次保护维修。在2006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落架大修中任顾问。

张家德手绘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效果图。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重庆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　张坤琨 摄

Q：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游客来重庆必游的景点之一。对于许多人来说，只知道它的宏伟壮观，却并不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请您给我们聊一聊大礼堂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A：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大行政区开始运作，管辖川、滇、黔、康及重庆四省一市。鉴于当时整个西南大区一级党政群机关没有能够容纳较多人集会的场所，在招待外宾和过往干部的住房上也经常感到困难。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拨款200亿元，相当于1953年流通的新人民币200万元左右，利用马鞍山与蒲草田的40亩荒地，加上新征的50余亩土地，建设一座能够容纳4000人以上的大会堂，并附设一个招待所，以满足当时客观的需要。这就是大礼堂兴建的由来。

随即，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拿出10来个设计方案，再精选出5个，供领导审定。

据唐璞回忆，当时西南地区比较有名的建筑师如樊文玉、夏冬海、徐尚志、唐璞等都参加了方案征集活动。大家提出的方案，既有现代风格的，也有民族形式的，还有普罗大众的，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当时，张家德在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工作，但工作受到排挤，大礼堂设计方案征集通知都没让他看。等张家德偶然得知征集通知时，距提交方案的期限只剩下不到20天了。他决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到解放军出身的设计部副主任，在对方的支持下，闭门在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绘制了幅高1.93米、长3.63米的大会堂立面效果图。由于时间过于紧迫，其他的设计，如总图，单体平、立、剖面等等，根本来不及画了。但这些甚至包括各部结构方案都已在他的脑海里构思成型了。

大概在1951年7月，在方案初选前，所有的方案都挂在市建设局的展厅墙上。当张家德的立面效果图也挂出来时，立即在现场引起了轰动，大礼堂气势恢宏、巍峨壮丽的形象立马突显出来，让人眼前一亮，心灵震撼。开始，大家都啧啧称奇，赞不绝口，继而又连连摇头。有人说，这幅图作为广告画很好，但作大礼堂的实施方案“不切实际”。刚从积贫积弱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们，难以相信在刚刚解放的短时间内能够建成如此宏伟的建筑。

审查方案那天，张家德有事外出，没有参加。等到晚上，他和他的助手们回到市建设局展厅时，发现其他的方案都还挂在墙上，唯独他的方案不见了。原来，工作人员认为张家德的方案“不切实际”而擅自取下了。他们四处寻找，终于在展厅后的旧物堆里找到。当张家德捧回自己的画作时，心情异常沉重，这是他十几天付出的全部心血呀！但他不知道，大区领导对其他的方案都不满意，命运之神似乎还给他留有一线希望。

命运的转折也很具戏剧性。负责方案征集工作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段云，因为方案审查没有结果而闷闷不乐，外出散心，不经意间来到了枇杷山的一个工地上。他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衣着破旧，形容消瘦，但工作热情很高，就像充了电似的，一边指着图纸，一边向身边的技术人员讲解设计和施工问题。

1952年6月24日苏联地质专家娜巴特尼克娃在渝工作期间，应西南办公厅副主任兼工程处处长段云（右一）、张一粟副处长（左一）的邀请，来到施工现场帮助鉴定地基承载力。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这个画面感染了段云，他走过去和这群人攀谈起来。交谈之中，张家德的助手对张家德方案落选愤愤不平。段云听后为之一怔：还有落选的方案？是怎样的“不切实际”？他当即对张家德说：你马上把方案带到我办公室，我要看一看。

当天晚上，当张家德夫妇一左一右把大礼堂的巨幅彩绘图刚一展开时，段云立刻眼前一亮，连称：好图，好方案，难得的好方案！段云虽是老革命，但曾留学日本，有一双辨识珍品的慧眼。他当即打电话给贺龙，正好邓小平他们在一起开会。会后几名大区领导人立刻来到段云办公室。当他们看到这个“落选”的方案时，都很惊讶和兴奋。贺龙评价说：庄严宏伟大气！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方案，又是民族形式的，建成效果一定很好，一定可以超过美国国会大厦！张家德耳聋，他只看见人们赞叹开心的表情，但邓、贺等人的评价都记录在张家德夫人当天的日记上。

大礼堂方案审查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不在重庆。事后他通过手写转达了对这位“聋子工程师”的谢意：感谢他构思出来的大会堂既庄重宏伟，又有磅礴的气势，一种可以雄踞百年的气势，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大会堂。

大礼堂修建初期的施工现场。这些照片虽因保存不当，而有所损坏，但却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张世轩 供图

张家德正是在这种时间急迫来不及完善全部方案的情况下，用这幅足以震撼人心的立面效果图，出奇制胜地赢得了三位开国元勋的一致赞识和鼎力支持，在众多的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不断完善，最终建成。

需要强调的是，张家德的方案之所以能被选中，绝非仅仅是外观上的壮美，而且有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对张家德而言，这既是一种政治热情的释放，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对于独具慧眼和远见卓识的大区领导人和其他受众来说，他们从张家德的方案中看到了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辉煌愿景；看到了新中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磅礴气势；看到了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崇高永恒；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欲以平等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信念。正是张家德的方案高度契合了作为当时文化主体的广大军民的群体心态，做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才能成为“用民族建筑形式歌颂新生政权的一曲壮美赞歌”。正如梁思成评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1950年代中国民族建筑形式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典型代表”，成为西南大区不朽的丰碑和山城重庆永远的标志。

张家德的方案中选后，他立即被调到大会堂工程处担任总工程师。1952年2月9日，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张家德同志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机关建筑师，专事大会堂的设计监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负责现场设计和管理。

正在修建半球形穹顶。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张家德手绘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半球形网壳结构计算简图，计算理论分析英文摘要及杆件节点内力计算结果举例。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Q：如此大体量的宏伟建筑，即便放在现在，建造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刚刚解放后的那个时代，它的设计建筑，经历了哪些坎坷？

A：建造的过程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肯定会遇到许多艰难曲折。这么复杂，这么宏大的工程，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34个月时间，确实不简单。在当时财力、物力和人力都很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人间奇迹。

首先是人手不足。张家德被任命为大会堂工程处总工程师的时候，其实是光杆司令一个。没有助手，段云兼任工程处处长，他亲自打电话给重大校长，要几个优秀毕业生。对方说，建筑工程系的学生还没到毕业时间呀！段云说：没毕业就提前毕业！直接调来几个学生，有建筑专业的，有结构专业，也有其他专业的，这样才组成工程设计施工组。

第二，施工力量也没有。当时为了节省资金，大礼堂没有包给专业的建筑工程公司，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从城市贫民、小商小贩中招收了一批人员。另从专业队伍抽调技术骨干，一边培训，一边上岗，相当于大会堂直属的施工队，也只有100多人。但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都踊跃参加义务劳动。施工高潮时，工地上有1700多人，热火朝天。

第三，开挖土石方没有相应的机具。贺龙亲自调来工程兵，200多人带着机具和炸药，啃下了这个挖山填沟、分层筑台、平整地基的硬骨头。

（上）从下往上看，修建中的钢屋架结构，如蛛网一般密集而复杂。

（下）1953年2月10日，中心礼堂钢屋架及其下部钢筋混凝土结构落成，参建人员合影留念。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穹顶钢构架总图及斜杆详图。此图为1997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修复工程中的复制图。　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供图

第四，设计上最大的难题 ，是支撑三重檐攒尖宝顶的巨型钢结构空间网架。张家德虽然知道世界上有这种结构形式，却没有关于它的计算原理、设计方法的参考资料。在方案审查时，张家德曾经提出他有把握把它设计出来，但需要有世界上几个实例加以印证。邓小平说：印证好，理论联系实际。你需要什么资料，开个单子，我们想办法去找。

张家德没有等靠要，生活拮据的他，从有限的工资里抠出一大笔钱购买原版外文书籍，不分白天黑夜，刻苦钻研。须知，那时张家德已有七八个孩子嗷嗷待哺，他真是把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但工期急迫，到时候拿不出图纸怎么办？甚至他的一些助手都出现了动摇。有人打算用其他结构形式来代替，但需要从外地购进大量钢材，不仅时间来不及，更主要的是与张家德最初创意，与实现三重檐攒尖宝顶与穹形钢结构完美结合的初衷相违背。代替方案遭到张家德的坚决反对，一时间闹得不可收拾。

（上图）张家德手绘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及附加木屋架设计简图。

（下图）张家德手绘钢网架连接节点详图以及实景图。《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 图

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段云给了他决定性的支持。这位曾经留学日本的革命老干部，深深地理解张家德要把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世界先进结构技术相结合的理念与创意。所以，他以工程处处长的身份，苦口婆心劝说其他人，要相信张家德的能力和信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终于，张家德带着他的助手到重庆大学，通过朱可善和吴惠弼等老师，在图书馆中找到了《美国建筑结构设计手册》，弄清了穹形空间网架的计算原理。

几乎与此同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实例的资料，也通过外交途径不远万里送到了重庆。张家德如获至宝，亲自手写，把相关的重要段落摘抄下来，晒成蓝图，订成小册子，发给搞结构的助手，人手一册，要求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有空就看。他本人更是爱不释手，刻苦钻研，并亲手绘制穹形空间网架的计算简图和主要节点大样。经过大家20多天的苦战，终于完成了钢结构穹形空间网架的浩繁计算和设计，并得出结论，只用当时重庆现有的5英寸小角钢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他们还不放心，除了与建成实例进行比对外，还专门做了模型试验。试验荷载按比例加至实际荷载3～5倍并持续3天，均未发现试验模型有任何变化。当检测人员宣布检测数据完全合格时，参试人员和参观群众都欢呼雀跃、兴奋不已。

第五，网架安装也是一大难题 。这个内径达46.33米的半球形钢结构室内网架，由36片经杆、19环纬杆、用75000多枚铆钉连接而成。底部支座还有能适应热胀冷缩的自由滑动装置，总重量达280多吨。经西南局办公厅多方协调，最后决定由西南铁路工程局承担网架的制作和安装任务。为此，西南铁路工程局从其所属的桥工队和重庆临时机械厂、重庆车辆段抽调50多人，组成网架的施工队，由何宗焯工程师总负责。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先在地面进行杆件与节点连接扳铆配试装，经验收合格后再拆掉。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何宗焯工程师发明了“纬杆悬臂法”，仅用了拔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把这个庞大而繁杂的巨形钢网架一次性成功稳稳地固定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拿下这个关键的项目。大家无比兴奋，并以它为背景合影留念，定格这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

除了以上难题 ，还有投资不足的问题。1953年，由于资金短缺工程搁浅。原来是200万元的投资，现在已经超过了。对于这么复杂庞大的工程，大家都没有经验，但又不能做无米之炊呀！

贺龙从朝鲜访问回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召集工程处开会，指示开动脑筋，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简化设计，重新上马，一定要把这个工程建成。

贺龙的指示成为大家技术革新的强大动力。难能可贵的是，所谓简化设计并没有影响工程设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创意，而只是简化了某些做法，降低了某些标准，取消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项目。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这些：

一是取消了大屋顶檐下纷繁复杂的斗拱，而在相应部位，用两层线脚代替，照样保持了“大式建筑”出檐深远、大气雄奇的观感。

初具雏形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二是圆形攒尖屋顶的瓦件，在传统上是从上而下，逐渐放大，呈放射状布置。这种瓦件，每一圈大小都不相同，都得制模烧制，工作量极大。张家德发挥聪明才智，将圆形屋顶分为八瓣，这样除分瓣处的脊瓦外，其余瓦件完全同一规格，省工省料省钱，又很美观。

三是望柱栏杆，原想用汉白玉制作，现在改为混凝土浇铸，表面涂刷收集来的废料白瓷片磨细成粉加上白水泥及胶水搅拌均匀的涂料，乍一看与汉白玉十分相似。

四是攒尖宝顶原来拟贴金箔，现改为黄铜皮，建成初期有黄金的色彩。后来由于铜片变色，维修时改金黄色琉璃饰件。2006年大修时再改为金黄钛金属板。

五是黏土砖和琉璃是大宗材料，自力更生，在江津瓦厂自行烧制。琉璃瓦工艺复杂，价格昂贵，经过反复试验，终获成功。其表面的琉璃质有半透明感，还有冰裂纹。我曾见过保留下来的少数藏品，比现在用的琉璃瓦观感还好。

六是也取消了一些项目，如旋转舞台、声学装修等等。对园林景观也作了简化，只按地形“分层筑台”形成绿化台地和梯道，广场则以夯土筑成，没有铺设石材和地砖。

仅这几项，张家德和工程处的全体人员，通过技术革新和自力更生的手段，既节省大量资金，而且简化了工艺，缩短了工期，但却确保了工程的质量。

几近完工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张世轩 供图

大礼堂工程能够在短期内完成，除了全体参战人员的努力，贺龙作为总指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大礼堂是歌颂新生政权的壮美赞歌，张家德无疑是它的谱写者，但要登台演出并且获得成功，则要归功于全体演职人员和他们的指挥家—三位开国元勋。这也生动地说明了任何建筑都是集体创作集体劳动的成果。

Q：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设计过程中有哪些技术上的创新之举？

A：大礼堂在技术上的创新之举很多，其实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一些。

但最大的创新还是三重檐圆形攒尖宝顶与半球形空间网架的完美结合。在这一点上，比广州中山纪念堂做得要好，支撑结构与外部形态、内部空间表里一致，非常贴切。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先进结构完美结合的典范，实现了张家德自读大学以来就矢志追求的理想。

（编者注：陈荣华打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指着图纸）你看，这个圆形三重檐攒尖宝顶的木构架是如何与半球形钢结构空间网架结合的？张家德在钢网架的相应节点上竖起一根木立柱，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木桁架，铺上梁板，盖上琉璃瓦，大屋顶自然而然就成了。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实施方案立面图（陈健、蒋容江根据仅存原施工图及大修前三维扫描成果整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 图

这里有三点需要特别指出：

一是所有的木构架的木立柱都落在钢网架的节点上，使钢网架的受力简单明确，其全部钢杆件不会因此产生附加的弯矩和剪力。

二是传统大屋顶都是抬梁式结构，为了形成“反宇向上”的曲面，还要有举折变化。但张家德用木桁架顺势而为，很省事，又自然。

三是每排桁架之间以斜撑相连接，实际上又形成了空间网架，整体性极佳，不易变形，有利抗震。

大家再看看这个三重檐攒尖宝顶，其实跟天坛祈年殿有很大的差异。祈年殿的三重檐除上小下大之外，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大礼堂三重檐因为是坐落在半球形空间网架上的，为了取得更好的配合，三重檐的距离就很不一样。上面两重距离较近，一重与二重之间就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在一重檐之上，又以木构架附加一层“平座”，有如室外环廊，上置栏杆，下有斗拱，不过这个斗拱不起承重作用，只是装饰构件，成为中心礼堂屋顶上的亮点和看点，这在祈年殿上是没有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以前的人很少关注，但我晓得，中心礼堂屋顶下方的32根大红柱，为了取得比例上的协调，直径很大。但当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圆木来做，怎么办？就是在真正起承重作用的直径较小的木柱外边，用木板条围成圆形，再抹上麻刀灰，再上油漆，既节约了材料，又减轻了自重，还达到了效果，一举三得。

Q：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建成之后，获得了国内外的许多殊荣，这与大礼堂在建筑艺术或者建筑文化上的创新是分不开的。您作为研究大礼堂的专家，你认为大礼堂取得了哪些建筑艺术或者文化上的成就？

A：大礼堂在建筑艺术或建筑文化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在大多数游客或观众主要是从外观上来认识大礼堂，如果我们仔细解读，会有更多的收获。

我曾写过一本书，叫《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在其中“建筑瑰宝的光辉”一章中，我曾经把这方面的成就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礼堂选址着眼全局，建筑朝向因地制宜”。

三位开国元勋之所以把大礼堂建在马鞍山上，一方面与西南大区办公区仅一街之隔，方便工作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大礼堂对外功能较强，又与对面的日常办公有所区隔；同时放在山上，居高临下，气势才出得来呀！更重要的，他们在决定修建大礼堂时，已经布局了文化宫和大田湾体育场馆。这样就形成了大礼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区的政治中心，文化宫加体育场馆的文体中心，以及解放碑周边的商贸中心，这就奠定了当时重庆主城渝中半岛的功能格局，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充分显示了三位开国元勋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久远，不足以谋一时”，这就是伟人的大战略、大智慧。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刚落成不久便迎来了第一个外事接待任务。1954年，朝鲜首次派出访华团来西南访问，全团百余人下榻大礼堂。访问期间，朝鲜代表团还在大礼堂进行了演出。此后，很多国家代表团来访时都指定要求下榻大礼堂。大礼堂因此也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建筑，蜚声中外。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作为人民的圣殿，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体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供图

建筑朝向呢，中国传统上，官方建筑特别讲究风水方位，通常是坐北朝南，也有坐西朝东的，但在两宋之后，逐渐式微了。如果不看风水，一般建筑都会朝向城市干道。但大礼堂都不是，而是朝西，一反传统！究其原因是用地所致，它有几个好处：一是开山挖石的量不大，所有的建筑都坐落在挖方区，地基都是石头，非常稳固，居高临下的优势显现出来了；二是大礼堂的中轴线指向城市道路的交叉口，入口牌楼就放在那里，中轴就被拉长了，使大礼堂有一个很好的观赏距离。如果将大礼堂面对人民路，则必然要多挖土石方，而且失去了居高临下的优势。如果要让大礼堂的高程不变，则建筑的很大部分将会坐落在填方区，会加大基础工程量。而大礼堂到人民路距离较近，失去合适的观赏空间。大礼堂建筑朝向的选择，显示了张家德不因循守旧而采取因地制宜的作法，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二是“气势营造超传统，三法齐施显奇效”。

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宫殿、寺观、陵寝建筑特别讲究气势营造，叫做远观为势，近观为形。张家德在建造大礼堂时，把马鞍山削去一个山头，分层筑台、填沟为场，整个建筑地基分成七级台地。中心礼堂放在最高一级，而进厅、南北楼则分别降低一级，回旋车道平台到广场之间又分成三级台地，这样中心礼堂本来只有52.9米高，但从广场上看，整个建筑高度达到了79.9米，一下子拔高了20多米，这种分层筑台、分部叠置、步步推进、层层拔高的作法，实际上借鉴了传统“因借山势”“山屋共构”的经验。

另外，还有“崇台高阁”。古代的宫殿大多坐落在夯土的高台之上，来增强建筑的崇高的气势。大礼堂也采用了类似的作法。你看中心礼堂的屋顶实际已具有“屋身”“屋顶”，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但它并没有放在地上，而是放在一个“高台”之上，但这个“高台”已不是以前的夯土实体，而是外方内圆的有四层观众席的礼堂大厅。步云楼亦是如此放在高高的进厅之上。(www.chuimin.cn)

此外，张家德还运用了高低、横竖对比的手法，中心礼堂居中高耸，南北翼楼水平舒展，越发显现出大礼堂的高大伟岸。

难能可贵的是，早在70年前，就已经把规划、建筑、地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和设计，把山地建筑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也把大礼堂的雄姿推高到极致。

三是“空间组织成序列，步移景异总关情”。

在这方面，张家德取得了前人所未取得的成就。中国传统建筑，以序列空间见长，但主要是通过院落套院落来形成的。大礼堂只是一个单体建筑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他通过牌楼-广场-台地-梯道-入口空间-进厅-楼座下-中心大厅，建构了一个连续的系列空间。运用开合、收放、高低、明暗、俯仰等欲扬先抑的手法，让人们在从远处瞥见，逐步走近，然后进入大礼堂的时空进程中，生命情绪不期然地产生转换共鸣，一种朝圣般的圣地感、圣殿感油然而生。这种手法也使张家德“人民至上”的设计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家德对建筑时空艺术的把握和创造。

四是“民族形式放异彩，人民至上是灵魂”。

大礼堂最耀眼的光辉无疑是来自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优美形象和永恒魅力。而其中蕴含的“人民至上”的思想使其更加伟大、垂范千秋。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实施方案剖面图（陈健、蒋容江根据仅存原有施工图及大修前三维扫描成果整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 图

落成时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气势雄伟。　重庆市美术公司 供图

张家德在解放前就已成名，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败前制造的“9.2大火灾”，烧毁了他的全部家当。是解放军找到了这位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聋子工程师”，把他安排在新组建的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做了一名组长。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现在面对新生政权形象表达的重大课题时，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集北京皇家建筑之大成，但采用全新的组合方式，构建一座西南人民“共商国是”的人民圣殿。深谙封建社会建筑制度等级森严的他，敢用古代皇帝祭天、状如天坛祈年殿的三重檐攒尖宝顶作为中心礼堂的“皇冠”，又把形似北京天安门的重檐歇式步云楼放在礼堂进厅的上方，而向前突出的南北翼楼则有故宫午门的架势，在这里却如巨人展开双臂，迎接前来开会、观演的人们，足见他对当今天子—人民大众的极大尊重和热忱。

大礼堂的总体造型，以纵轴为中心，严谨对称，主从相随。建筑主体居中高耸，气宇轩昂。在其前面，形式各异、大小不一、高低错落、远近有别的琉璃屋顶，有序排列，如众星拱月，突出了中心礼堂的主体地位。而水平舒展的南北翼楼，使其巍然之势得以强化，从而创造出气势恢宏、巍峨壮丽的总体形象。

在色彩运用上，红柱子、白栏杆形成基调，辅以驼灰色的斩假石墙面和基座，再配上孔雀绿的琉璃瓦屋顶及其檐下的青绿点金彩绘，整个建筑显得清新亮丽，金碧辉煌而又端庄稳重，威仪十足。创造了色彩学上多样而又统一、对比而又协调的最高境界。

仔细解读大礼堂，你不难发现，在体量组合平面布局、动线安排以及建筑技术上，张家德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建筑的经验，但在文化表现上则完全采用传统建筑的语言，因而创造出既有鲜明民族风格又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世界经典。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评价，“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1950年代中国民族建筑形式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是非常中肯的，至今仍是重庆不可超越的地标。

你知道，什么是当代世界建筑文化的总趋势？就是地域性文化因素与全球先进技术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张家德及其设计的大礼堂，早在70年前，就给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张家德如同设计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丹麦建筑师伍重，他俩的方案都经历了放弃不用又起死回生的过程，他俩都“只辉煌了一次，但这一次就成了一个传奇！（编者注：伍重墓志铭）”

现在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及其东楼。　张坤琨 摄

Q：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东楼是您主持设计的，当时您是如何考虑东楼与大礼堂的建筑关系的？

A：大礼堂建成之后，两翼配楼曾作为政府第一招待所，1979年后，改成人民宾馆。1984年，市政府决定将大礼堂背后一块约2500平方米的坡地利用起来，增建一处新楼，达到人民宾馆升级扩容的目的。

第二年的5月，市政府委托重庆市设计院负责人民宾馆的扩建工程的设计。我当时刚从施工单位转到市院不久，我所在的二所让我负责包括东楼在内的设计工作。当时工期很紧，又没有大礼堂的图纸资料，但我很快确立了东楼的设计思想，就是借鉴北京天安门城楼左右两侧观礼台的设计经验，“甘当配角”，突出大礼堂“主体地位”。

在平面设计上，我们将东楼置于大礼堂的中轴线上，完全遵循大礼堂严谨对称的格局。东楼与大礼堂柱廊之间，以车廊屋面相接，既消除了两楼之间的局促感，也使它们完全地连为整体。东楼南北两段，顺应人和街支路的线形，向东突出4.5米，使得大礼堂内空间趋于开阔，同时也为建筑形体的转折变化奠定了基础。

在建筑造型上，东楼沿用大礼堂的风格但略有简化。如屋顶主要采用盝顶，有利于控制高度，使中段最高的屋脊也限制在大礼堂“基座”顶部高度之下。在中段与南北段的转折处的屋面之上用了两组四个重檐方亭，如众星拱月强化了中心礼堂的主体地位。

在竖向设计上，充分利用地形高差，宾馆门厅及客房首层比大礼堂室外地坪高出150厘米，以上中段为四层，南北两段为三层，其下部为三个吊层，布置多功能厅、会议室、餐厅、桑拿娱乐及后场管理和设备用房。基本上解决了包括南北楼在内的整个宾馆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同时利用不同层面，组织不同人流车流的出入口。更重要的是，用建筑遮挡堡坎，彻底改变了中心礼堂立于裸岩破山之上的尴尬局面，使大礼堂东侧的形象和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是大礼堂“整体完形”的一次成功尝试。

东楼在色彩的运用上，一如大礼堂，但略有变化，采用了当时较为时尚的驼灰面砖和茶色铝合金窗，增加了时代气息。总体效果能与大礼堂统一协调，但也具有与老楼之间的可识别性。在细节上也反映了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时空差异感。东楼，从1986年开始设计到1989年投入使用，与大礼堂浑然一体，得到了各方面一致好评。2019年，又被列入重庆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从图纸上看，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东楼巧妙地运用了地形高差，与大礼堂主体建筑形成了一个整体。 《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　图

这份1952年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出具的文件，证明张家德拥有甲等建筑师资质，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处机关建筑师，负责设计监造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工程。　张世轩 供图

1954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即将完工之际，西南行政委员会对张家德进行表彰奖励。　张世轩 供图

张家德长子

张开源

Jiade Zhang’s eldest son

KAIYUAN ZHANG

他对建筑的痴迷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痴一样，他甚至比武痴还武痴。

1944出生，张家德长子。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1969年入伍，后在北京军区联勤部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高级工程师，退休。

张家德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籍表与毕业照。　张世轩 供图

Q：您能回忆一下您父亲张家德先生的求学经历吗？

A：我父亲生在农村，家境贫寒，但家里对他的要求很高。我爷爷要求他努力学习，以后报效国家。父亲把这些话记在了脑海里。从小学到大学，他学习都很刻苦，成绩很好，并且经常拿到奖学金。这些奖学金支撑了父亲完成学业。

父亲上的大学是当时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上大学后，他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课余时间几乎都去图书馆看书、翻资料、做笔记。节假日和寒暑假更是成天泡在图书馆，一翻开书就停不下来，全天就靠两三个烧饼打发。

那时，在大学里一般都只能选一个主攻专业。父亲却选了两个专业，建筑专业和结构专业。所以他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当时，有些同学还笑话他，说他贪多，自找苦吃，恐怕一门都学不好。

还有一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通常都是学生怕老师，但父亲读书时却有一些老师怕他，见到他要绕道走。因为父亲有太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连老师也答不上来。有一次，他提出希望老师以国外一栋著名大厦为案例给同学们上钢网架结构课程。事发突然，老师停顿了一下之后说，“抱歉，我知道的也很少”。

张家德大学时期的成绩表。　张世轩 供图

Q：张家德先生如此爱书，您还能讲讲他与书的故事吗？

A：我是1944年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陕西街。我记得，当时家里四面墙，三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和图纸。还有一些放不下的就堆在地上。有时父亲走进自己的书房，其实那也算不得书房，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专心致志看书和做设计的地方。一旦走进那里，他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经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我觉得他对建筑的痴迷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痴一样，他甚至比武痴还武痴。

重庆解放前，我们家发生了一次火灾，所有书都被烧得精光。当时他很痛心，后来便发疯似的到处寻找和建筑设计有关的书籍。这个疯狂的举动也伴随着他一生。

父亲刚工作时收入并不高。他经常穿一件破旧的衣服去旧书摊找书。只要是对设计有用的书，不管多贵，他都会买下来。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大多都用在买书上。母亲准备花几块钱给他添一件新衣服，他都坚决不同意。

张家德调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的任命书。张世轩 供图

Q：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张家德先生的代表之作，您了解大礼堂的设计和修建过程吗？

A：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修建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会堂和招待所。得到这个消息后，父亲很兴奋。他很快就完成了会堂的设计草图，紧接着就是画彩绘效果图。我记得父亲几乎是昼夜不停地画，一连画了十几天。画完后，父亲把图挂起来仔细打量效果，看得入神，一直不愿离开。后来，他的一个同事来找他，发现他已经靠在墙上睡着了。

记得有一天半夜，父亲把我叫醒，让我帮忙涂色。因为大礼堂设计了很多柱子，要一点点涂成红色很费事，父亲实在忙不过来了。那时我大概六七岁，也学了点绘画。能帮上忙，我非常高兴。只是我涂得不太均匀，有些柱子的颜色很亮，有的又比较暗。现在去看那张效果图，还能看出来。

刚落成时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内部。　重庆市美术公司 供图

做大礼堂工程时，父亲经常熬夜。因为他白天要到工地跟进工程推进情况，晚上回家还要赶施工图。有一次，我半夜起来，看到他还在桌子前工作，一只手还捂着肚子。父亲得过胃溃疡，常常犯胃痛的毛病，但他还是坚持着。

父亲在工地上的威望很高。每次我跟着他去工地，都会看到很多人停下手上的活，大声喊“聋子老总来啦，聋子老总来啦”。因为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工人们解决问题，常常早饭拖到中午才吃，午饭又变成了晚饭。

那年父亲刚好40岁，我印象中他看上去很瘦、很苍老，但却总是不知道累，不知道饿。

Q：“聋子老总”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

A：父亲耳聋是1939年的事。那时他在成都设计了聚兴诚银行。有一次，他去工地检查，突然遇到下大雨，全身淋透了，得了急性肺炎。连续高烧了很多天，烧退后就发现耳朵听不见了。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因为“听不见”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从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到施工监督，全程亲力亲为。我觉得，父亲热爱建筑艺术，并把它当成毕生事业在做，所以任何困难也改变不了他。他最大的追求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矗立在街头，扮靓城市。

Q：张家德先生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工地上曾经受过伤，是否与他耳聋也有关系？

A：是的。工地上情况复杂，父亲耳聋其实是不适合去的。有一次，他带着助手去工地检查，一块砖从高处落下，砸在一楼脚手架上，又弹起来，他反应不及，当场被砸得头破血流。

经过医院救治，父亲才转危为安。但他在医院只呆了三天，就要求出院养伤。回家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戴上一顶草帽，遮住还缠在头上的纱布，准备去工地。妈妈见状，坚决反对，但最终拗不过父亲。父亲还是去了工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父亲有一股想为国家做点事的热情，不管遭受多大损失和痛苦，甚至遇到生命危险，他都不放在心上。

Q：张家德先生一生执着于建筑。作为他的子女，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吗？

A：父亲生了十个孩子，他曾经风趣地说，我要把你们都培养成建筑人才，组成一个排，将来跟着我一起干。解放前，父亲就曾开过建筑师事务所，他希望我们能继承他的事业。

十个孩子中受父亲影响最大的是我。父亲常常带我下工地，我算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对建筑工程很感兴趣。后来，兄弟姐妹中只有我选择了与建筑相关的专业，我也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和骄傲。

1956年，国家文化部的一份公文记录了印度向中国提请借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设计图纸一事。当时印度方面准备以大礼堂为模本修建一座国家级大剧院。张世轩 供图

编者注：我们在北京采访张开源先生时，张家德的长孙张世轩，也专程赶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还带来了张家德的学籍卡等许多珍贵材料。以下是张世轩口述的主要内容：

我出生的时候，爷爷还健在。大约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见过我，而我对爷爷的相貌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我跟奶奶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她那儿听到很多爷爷的故事，也从我父亲、三伯、六姑等家里长辈的转述中，对爷爷有了很多了解。

在我看来，爷爷可算得上“最强大脑”。他9岁就跟着他的二哥离开内江，到成都求学。考大学的时候，虽然已被四川大学录取，但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又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入学考试当天，他没有带笔，一早去买笔，结果晚到半小时，不能入场。后来经过说明情况和学校特许，他才参加了考试。尽管晚到了半小时，他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设计大礼堂时，没有出过国，甚至也没有去过北京。他设计构思的灵感，包括天坛、天安门、美国的国会山、白宫等，都是他从书上学习得来的，而且大多数是从原版英文书籍里阅读到的。

大礼堂八角亭施工图纸曾不慎丢失，后张家德亲自补绘了八角亭图纸。这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大礼堂原始图纸。《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图

我自己也是英文专业的，但要叫我看技术专业的英文书，不一定能看懂。但爷爷是建筑专业，却能看懂专业性的英文原著，可见他的英文功底也相当深厚。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

爷爷晚年喜欢运动。我父亲经常给我提到爷爷坚持冬泳的事。每天早上，爷爷都要到离我们家两三公里远的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游泳，从春天一直游到11月。他特别擅长仰泳，能躺在水面上吹唢呐或者看书。

还有他的思想也很先进和前卫。他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很早就提出了要设计修建立交桥，大力发展快速路网的理念。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2011年，我去南京的时候，还专门去寻找爷爷的档案。先后去了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后来在南京大学找到爷爷入学的学籍卡、学习成绩单等材料。

我还收藏了爷爷留下的一些和建筑相关的遗物，包括大礼堂建成时重庆市有关方面赠给他的一本关于营造法式的书籍；一份爷爷当时正式成为大礼堂工程处机关建筑师的行政批文，以及爷爷调任北京的任命书。

我觉得，爷爷是一个很全面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做“文体两开花”。

工程师

沈明忠

Engineer

MINGZHONG SHEN

油漆、彩绘工艺，全是手工活，来不得半点假，只要稍微一点点做得不到位，效果就出不来。效果是不会骗人的。

1953年1月出生于四川营山县，1965年迁居重庆读书。1971年进入重庆市房屋修缮公司（重庆市住宅建设总公司前身）工作，后任重庆建工集团住宅建筑公司工程师，2013年退休。

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重庆三代一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Q：您参与过1997年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维修工程？

A：是的。那次工程是我们重庆市住宅建设总公司承接的，我是参与人员之一。大概是1997年2月，市里决定对大礼堂进行维修，并明确要求维修工程要在当年5月竣工，以保证市人大、市政协开会时能够使用。可以说是工期短、任务重，所以我们公司非常重视，各个部门通力合作，能圆满完成任务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其实，我们公司历史比较久，与大礼堂也很有渊源。1953年，公司的油漆工、木工、石工就参加了大礼堂的修建；1959年，大礼堂中修及油漆彩画、电路维修等，也是公司承担的；1964年，公司负责了大礼堂的大修工程。后来1971年的小修，1979年的大修，1987-1988年南北楼大修工程等，都是我们公司承接的。

可以说，我们公司对大礼堂有详细的了解。我们的施工经验、施工管理经验和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都很强。特别是油漆彩绘工艺，更是我们公司历代相传的传统工艺。

Q：这次维修工程主要针对什么问题呢？

A：1997年这次主要还是为保证大礼堂的结构安全进行检修，并在保持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做一些使用功能提升。整个工程涉及舞台、看台、卫生间、化妆间、各楼层顶棚和墙面、柱面、窗户等的维修，部分场地的水电改造安装，以及广场旗杆改造和附属用房部分修整等。

简单地说，就是给大礼堂做个体检，坏掉部分能修则修，不能修的就拆换，但实际操作起来工程量还是很大。比如门窗维修，先是对木门、窗框、窗扇、门窗贴脸、线板等一一检查；五金件锈蚀严重，影响美观和使用的，全部拆换；窗扇也全部增加了镀锌角铁；更换了破损的玻璃和旧纱窗；局部损坏的门窗进行掺钉、修理、矫正等处理。工艺流程也比较多，修补部分要先刮灰、砂布打磨三遍，再刷磁漆三遍。

舞台的维修和功能提升也是一个重点。我们给一二楼休息室、配电房等加盖了天棚；在一楼舞台左右两端增设了两根假梁，假梁是用基石做木龙骨，再刷两道防腐剂，面层用三层板封闭而成的；配电房靠舞台墙面拆除了木内窗，改为古铜色合金茶色玻璃窗，增加实用性；而风幕机处用木枋做了假梁、假柱，并做了三层包饰，更美观。

这次维修还对底层大门进行了清理和修复。我们对底层大门上的云朵彩画线进行退油漆、清理、修补处理；给云朵线和木格花窗之间的云朵墙面，画上黄色和白色的线子，再刷绿色磁漆三遍。所有流程都是严格按照油漆彩绘的传统工艺来做的。

1997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进行了全面修缮。　沈明忠 供图

Q：之前您就提到油漆彩绘工艺是贵公司的强势技术，在这次维修中还有哪些施展和体现呢？

A：墙面、柱面、天棚面以及梁面的维修都会用到油漆彩绘工艺，所有老化和褪色的漆面和彩绘都要进行处理，工程量还比较大。

从工艺流程上来说，第一步是用专业工具铲掉受损漆面，再补上石膏。第二步是刮油灰、刮腻子、打砂纸，把修补部分的表面打磨光滑，再用毛巾擦干净。第三步才是补漆。补漆是个很细致的活，绝对来不得半点马虎。哪个部分用什么颜色的漆，都要提前调配准备好。上漆之前还要分色，就是要把补漆部分一共有哪几种色分出来，因为补刷油漆一次只能上一种颜色。

不同维修部分，所用的漆也不一样。比如墙面维修是先刷一层抗碱的底漆，然后再刷两层乳胶墙面漆。木质门窗、梁柱就是用木器漆，也要刷三遍。

然后就是彩绘，这是非常讲究技艺的。官式建筑中的彩绘技艺都是老匠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很考手上功夫。绘制时要特别注意画面的匀称和工整，颜料调配的比例、色彩的明暗度都要拿捏得非常精准。一切恰到好处，整个彩绘的效果才能出得来，官式建筑特有的气质才出得来。这些都要经验老到的匠人才能完成。

大礼堂建成之后的历次维修都是我们公司在做油漆和彩绘修复。所以我们公司也保留了很多传统工艺手法。比如沥粉，这种工艺要用到猪小肚，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猪尿包。把颜料、胶水等材料按一定比例调成糨糊状，灌入猪尿包中，上面接一根细管子，通过手挤压来作画。猪尿包里的糨糊被挤成各种线条，附着在装饰画的表面。这种线条的粗细、走线的匀整度，全凭工人师傅的经验，工艺要求相当高。

1997年大修之前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内部。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供图

Q：除了工艺繁琐的细节修复外，这次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维修还有哪些难点呢？

A：这次修复最大的难度还是工程量太大，时间太紧。比如主会堂的内部维修，看台就有四层，每层的栏板、过道顶棚都要检修。单维修看台栏板一项，就要安排30～50名工人，分组分片地进行施工。

所有工艺都不能马虎，每道工序都必须做到位。比如过道顶棚的维修，工人先要铲掉顶棚的漆皮、涂料，把表面空鼓起来的石灰砂浆打磨平，周边剔成斜面。然后，用钢丝刷把浮灰刷干净，再刷上107胶水泥浆拉毛，之后粉刷一层混合砂浆。最后还要刷一层猪血石灰浆、一层白矾颗子胶水。新旧接缝处要用浸泡了乳白胶的白布条贴缝，以保证严丝合缝。修补好的棚顶还要刷三遍107胶水腻子，一遍白色抗碱封固底漆和三遍高级墙面乳胶漆。这样整个棚顶才算维修到位，你说复不复杂？

看台栏板的维修也很费心血。先要清扫、打磨、修补栏板的木盖板、铁扶手。栏板上金线的修复也是很重要，这会影响整个会堂内部的效果。修复金线要先刷一遍底漆，接着用铜金粉兑醇酸清漆刷三遍，再刷两遍金黄，最后用醇酸清漆再刷两遍。经过几道工艺之后，那个金色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些全是手工活，来不得半点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做得不到位，效果就出不来。效果是不会骗人的。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既是重庆最重要的代表性建筑，也是重庆建筑文化中最重要的财富。　图虫创意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