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纪念碑：重庆人的共同记忆

CHONGQING LIBERATION MONUMENT

人民解放纪念碑

建筑时间：

1947年建成“抗战胜利纪功碑”

1950年改名“人民解放纪念碑”

建筑类型：

构筑物、地标性建筑

建筑设计者：

黎抡杰

对重庆来说，“解放碑”是一个最为特别的存在。在重庆人心中，它是一座碑，也是一个片区，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作为一座碑，“解放碑”指代的是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交会的十字路口。碑体为八面塔形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分碑台、碑座、碑身及瞭望台，从地面到碑顶风标通高34.5米。历史上经历了三个时期：1941年为激发全民抗战而修建的“精神堡垒”是其前身，后遭炸毁；1947年在原址上修建起“抗战胜利纪功碑”，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1950年正式更名“人民解放纪念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要见证。

张坤琨 摄

作为一个片区，“解放碑”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成为了商业步行街、金融中心、时尚广场的名字。它是重庆人默认的一片特定区域，成为繁华时尚的象征。

建成至今70余年，“解放碑”伴随和见证了重庆的变化和发展，它早已成为整个重庆城市最具标志性和象征性的原点，也成为每个重庆人心中永续不灭的精神家园。

抗战胜利纪功碑设计者

黎抡杰

Architectural Designer of

Chongqing Anti-Japanese War Victory Monument

LUNJIE LI

黎抡杰（1912 — 2001），广东番禺人， 1937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1939年5月，黎抡杰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学系助教， 1940年3月前往重庆。在重庆期间，黎抡杰先后担任中国新建筑社事务所技师，《新建筑》杂志主编，重庆大学建筑系讲师、副教授等职，并受聘担任重庆都市计划委员会工程师 ，为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设计者。

历史学者

周勇

History Scholar

YONG ZHOU

解放碑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我家庭的记忆，更是城市的记忆、国家的记忆。

出生于1953年，中共党员。生长于重庆市渝中区。西南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党史专家、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技术带头人、重庆市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市人大常委、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政府旅游经济发展顾问团高级顾问、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学术著述众多，关于重庆的有：《重庆通史》《重庆抗战史》《记忆重庆》《重庆读本》《〈苦干〉与战时重庆》，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城市丛书》《重庆近现代城市历史研究丛书》等，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大后方》《城门几丈高》《沧浪万里长》等。

人民解放纪念碑的钟声是重庆人共同的记忆。　张一白 摄

Q：解放碑是重庆一个很特别的建筑。每个重庆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解放碑。

A：确实，解放碑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我们家庭的记忆。用一个最形象的表达，解放碑的钟就是我们家的钟，解放碑的时间就是我们家的作息时间。我家离解放碑就有这么近。

我1953年出生在解放碑地区的川东医院，就是现在的重医附二院。后来我在这儿长大。再后来又在解放碑旁的29中上学。1969年从这里去彭水下乡。1979年退伍回来，第一份工作就在这附近的市政养护管理处。那年，又从这里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1983年我又回到解放碑，结婚、生子。可以说，解放碑几乎占了我生命和记忆的大部分时间。

再往上追溯，我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从事青年运动就是在解放碑一带。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父亲他们当年在人民公园做抗日救亡宣传的照片。后来我父亲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是在解放碑的益民钱庄，后来是钧益公司。父亲也是在这里认识了我母亲。

至今，我们全家人的身份证号开头还是“510202”。可以说，我们全家都是正宗的解放碑人。

Q：您能说说“解放碑的钟就是我们家的钟”的故事吗？

A：其实，这是居住在解放碑片区的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20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临江路53号，离解放碑一箭之遥，每天都能听到解放碑的钟声。后来我们搬到临江支路21号，就是现在的会仙楼往小什字方向走一点。那个钟声很沉稳、很悠远、很亲切。“当、当、当……”，几点钟就打几下；“叮当，叮当……”这是时刻，15分钟一次。每天早晨是解放碑的钟声把我们叫醒，开启一天的新生活。

那个年代，有钟表的家庭不多。虽然我父母有手表，但家里是没有钟的。我们小孩子要知道时间，就是听解放碑的钟声，响几下就知道是几点了，应该做什么事了。那时整个城市都比较安静，不像现在这么喧嚣，钟声能传很远。可以说，解放碑的钟是整个解放碑片区家家户户的钟。

后来，我研究解放碑历史时，专门查找过解放碑钟的资料。这个钟也很有故事，从最初到现在一共换了五代。从解放碑的钟上，也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发展变化。

精神堡垒落成时的景象。　历史图片

遭炸毁后的精神堡垒仅剩下花圃与旗杆。　重庆市美术公司 供图

Q：经历五代更替，解放碑钟的历史一定与解放碑的历史紧密相连。

A：可以这么说，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解放碑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1939年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决定修建“精神堡垒”。1941年完工，是一座木质结构，外涂水泥的仿石建筑。高七丈七，像一座碉楼。当时上面是没有钟的。后来就垮塌了。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以及蒋介石60大寿，在“精神堡垒”的原址上修建了“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个碑的外形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解放碑一样了。八面的塔楼，高24米，塔上安装四面钟，塔顶有瞭望台。1947年纪功碑落成的时候，钟还没有着落。因为当时中国还造不出来这样的钟，去国外订购又赶不及。

重庆历来是一座坚韧的城市。　《永远朝天门》影像展组委会 供图

这时，大家就想起了真元堂的钟。真元堂是法国在重庆的天主教堂，位置在蹇家桥，就是现在五四路和临江路交叉口的中英联络处。教堂是19世纪修建的，里面就有一口钟，法国制造运送过来安装使用。1939年，日本飞机对重庆城第一次大轰炸，死了几千人。真元堂也被炸毁，但钟保留下来了。那天是5月4号。人们为了纪念“五四”大轰炸惨案，就把教堂前的街道改名为“五四路”。所以这个“五四路”和五四青年节是没有关系的。

当时政府派人去跟教堂神父沟通，神父征求教友们意见后，同意把钟捐献出来，挂在了纪功碑顶上。这是解放碑的第一代钟。

解放后，成立了新中国。1950年，人民群众要求把纪功碑改为解放碑。重庆市委市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报西南局批准。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笔题写“人民解放纪念碑”和“刘伯承敬题 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交由重庆市政府组织刊刻，这是解放碑的第三个时期。

从“抗战胜利纪功碑”到“人民解放纪念碑”，就碑本身来说，形状并没有变，只是改了碑名，去掉了碑文。第一代的钟也一直沿用下来。由于当时没有机械动力，就用绳子吊起铁铊，用下坠的力量作为动力来敲响大钟。每天拉一次，所以步调很难统一。经常出现有时响，有时不响的问题。所以老重庆有两句谚语：“解放碑的钟，不摆了”“解放碑的钟，各走各的”。

到20世纪80年代，解放碑换了石英钟，就准确多了。这是第二代钟。后来，重庆嘉陵集团捐赠了一台烟台塔钟厂生产的钟，电脑控制的，非常准确。那两句谚语也慢慢不流行了。这是第三代。2007年，瑞士劳力士公司捐赠的一套钟是第四代。到2018年，劳力士捐赠合同到期后，解放碑的钟又用回了我们国产的更精确的钟，烟台生产的瑞士天珺钟表。这是第五代。

Q：您对解放碑做了这么多研究，是什么促使的呢？

A：这要从我父亲说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父亲在重庆市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他发现很多人对“精神堡垒”、“纪功碑”和“解放碑”几个概念比较混淆，写的东西也比较混乱。因此，他写了一篇文章《话说精神堡垒》，讲清楚解放碑最早的前身是“精神堡垒”的历史。

这段历史他曾亲身经历过。1939年5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誓大会。父亲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了宣誓大会，当时他19岁。其实，他那时还是巴县县立三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被政府要求装扮成农民代表参加。因为国民政府举行宣誓大会，一方面是为鼓舞全民抗战，另一方面则是想造成“工农兵学商”社会各界都拥护国民政府的形势。“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还有“溶共、限共、反共”，宣传“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意味。出发前，学校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油绿色的服装、草鞋、斗笠，要求把袖子、裤腿挽起来。宣誓大会后，就确定了修建“精神堡垒”。这段记忆很深刻，父亲就把它写下来了。

进入20世纪后，又有一些人对解放碑提出质疑。说解放碑前身是抗战胜利纪功碑，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应该把解放碑恢复成抗战胜利纪功碑。那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这些质疑。我说，纪功碑改为解放碑真正原因是要铲除歌颂蒋介石的碑文，其实质是要荡涤旧中国的污泥浊水。这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它是新时代的标志。从旧中国跨越到新中国，我们的国体、政体都改变了，解放碑就是这种改变的标志。几十年以后，再把旧中国的那些东西拿上去，把新中国的东西拿下来，这是历史的倒退，开倒车，是不行的。

我研究解放碑算是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但我的研究与他不同。他是亲历者，是回忆录性质。而我是历史学者，更多地是从历史学角度，通过档案资料、文献资料来还原历史，解读历史。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关于解放碑又兴起一股舆论。有人提出把解放碑碑体两面刻字，一面是解放碑，一面是纪功碑。这时，我父亲已经90岁了，他觉得有责任站出来还原解放碑的历史真相。这次我是父亲的助手。经过大量研究，父亲写了《风雨沧桑解放碑》这篇文章，把精神堡垒、纪功碑和解放碑的历史连成一个整体来说。重点阐述了抗战胜利纪功碑所承载的两个意义，既纪念抗战胜利，又庆祝蒋介石六十大寿。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我们不能选择性地篡改历史。文章2009年在《红岩春秋》首次发表，就引起了很大反响。2018年后来又通过《炎黄春秋》再次面向全国发表，慢慢这股舆论就平息下来了。

1949年，重庆解放。解放军走过当时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新华社喻惠如 摄

但当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这个质疑又被重新提起。我觉得对解放碑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我就提出，要对解放碑进行一次实地踏勘，用真实的历史说话，让更多的史实发言，来回答这些质疑，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能由着这些人胡说。

Q：能讲讲您进到解放碑里探看的情况吗？

A：2019年11月23号，我和我们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几位专家，如原重庆市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晓东研究馆员，他是抗战遗址专家；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部主任胡昌健研究馆员，他是碑刻专家；渝中区政协常务副主席戴伶，她是影像史专家；还有渝中区文管所所长徐晓渝，重庆日报的记者等，一同开展的实地调查。

人民解放纪念碑内部。　罗星 摄

解放碑的门是朝着东边的，那是当年南京的方向，因为那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从门迈进去，里面并不大，一个螺旋形楼梯，一直绕到碑顶。进门左边的墙上有一块碑。经过70多年，上面一些文字都风化了。经过胡昌健的辨认，上面记录了建碑的两层含义，纪念“倭寇投降”和“蒋公六十大寿”。后面记录了碑的设计者、施工者等基本数据。这就是一个最为清晰的建碑缘由的历史证据。

另外，有些资料上讲解放碑楼梯上去的地方叫“胜利走廊”，悬挂了油画、抗日将领名字等。但我们进去时没有看到。只有沿着楼梯的墙上，有一根长城箭垛的纹饰。这象征着我们是沿着长城在往上走，它是新长城的寓意。新长城是什么？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的“长城”，也是人民，代表着人民抗战的历史。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见证。

还有记录曾说，当年建碑时把罗斯福赠送的手书卷轴放在一根钢管里，埋在纪念碑下。但我们反复查看，没有找到可信的埋藏地方。后来我又研究过这个事，也没有直接证据可以印证。所以暂且把它当成一种传说吧。

其实今天的解放碑只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剔除了旧政权强加于它的那些非抗战胜利因素的内容，并没有否定纪念抗战胜利的意涵。它保留了原来的形制、结构、气象，文物部门还专门刻制了一块大理石碑，记录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史实，以及它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的历史。

Q：刚才我们回顾了解放碑的历史，现在能谈谈新中国新时代下解放碑的变化吗？

A：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几十年来解放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后。1983年，重庆由一个省辖市变成计划单列市，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重庆也进入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沿，承载着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引向城市的使命。

这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之前，我们城市规划上有一条建筑高度的界限，就是解放碑地区建筑高度不能超过解放碑。是守住这条界限，还是打破这个界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时设计的第一栋超过解放碑高度的建筑是百货站大楼，就是后来的渝都大酒店。很多人反对，说这个不行，因为解放碑是重庆解放的标志，是重庆人的精神家园，其他建筑怎么能超过这个高度？

我当时刚大学毕业不久，在市委党校工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我坚决投票支持新建筑超过解放碑的高度。我觉得过去我们维护的是解放碑的物理高度，但今天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解放碑的时代高度。解放碑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高度一起成长。其实，渝都大酒店设计为一栋圆柱形高层建筑，上面是旋转餐厅，外形和解放碑多像啊。我就叫它“重庆新碑”—新重庆的新解放碑。

最终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是打破界限，让城市向空中拓展。这就是思想解放，重庆新碑立起来了，重庆城市大大地长高了，长壮了。思路决定出路，我们打破了这个思维定式，解放碑地区就大发展起来啦。

Q：正如您所说，解放碑不会一成不变，那么它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A：改革开放前，解放碑是重庆政治活动的中心。政治意味和象征更重一些。从1950年到1971年，重庆最重要的政治集会都少不了在解放碑举行，包括抗美援朝誓师、上山下乡集结等等，而且每年五一、国庆，解放碑都会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我小时候最多的记忆就是在解放碑看游行，更梦想着自己哪天也能参加游行。结果1963年我小学四年级时，这个梦想就成真了。当时我入选了少年宫的诗歌朗诵组和鼓号队。那年国庆我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和爸爸妈妈特别给我买的黑皮鞋，系着红领巾，拿着队号，参加了国庆游行。那天阳光明媚，游行也很成功，回家后父亲好好表扬了我一番。第二年，我又参加了国庆游行，这个记忆就更深刻了。因为国庆那天风雨交加，游行经过解放碑时正是雨最大的时候。但我们哪管那么多，还是很有激情地吹号。因为雨太大，庆典结束回到家里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的白衣白裤都变了，又是红、又是黄的，原来是队号的号旗被雨水冲掉了色，让我们成了“花花绿绿英俊少年”。

当然，那时解放碑也是重庆的文化、商业中心。小时候，父亲每天晚饭后就会带上我和姐姐去解放碑逛书店。解放碑有很多书店，如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外文书店等等。后来，我就读的29中有个别称，叫“霓虹灯下好学校”。因为它处在解放碑这个花花世界中。学校对面是大众游艺园，就像上海大世界，是全市最集中、最大的游乐场。左边是山城曲艺场，演曲艺，右边是胜利剧场，演越剧。再过去一点是实验剧场，演京剧。周围还有三八商店、群林市场、友谊商店、华华公司、和平电影院、五一电影院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这时，解放碑就从政治活动中心变成了商业活动中心。解放碑地区也变成了步行街，是中国西部第一条步行街，成了繁华时尚的代名词。我们见过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但都觉得比不上我们解放碑。大型庆典活动依然在解放碑，但现在更多的是音乐会、时装周、听新年钟声等。庆典的变化就能看出解放碑的变化。

在不同时代，解放碑的精神内涵有所不同，但它所处的地位和高度却一直没变。这就是解放碑独特的地方。

Q：不变的解放碑对于重庆这座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A：一是城市的地理标志，这是不变的。二是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高度是不变的。举个最浅显的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地人到重庆一定要去解放碑，就跟到了北京必定去天安门一样。现在也是这样。而在重庆人自己心中，解放碑永远是“城里”，一说去解放碑就是“进城”。无论现在观音桥、杨家坪这些商圈有多火，但重庆人还是觉得解放碑是城里。

往深层次说，解放碑一直是重庆的标志，一直是重庆和重庆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大解放碑的概念。而具象的解放碑，就这个碑本身，它是民族解放纪念碑，也是人民解放纪念碑，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纪念全中国解放的纪念碑。所以说，这个碑在中国、在重庆、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是永远的解放碑。

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日。我和解放碑一起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把解放碑做上了重庆参加天安门游行的彩车。2019年3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准备国庆彩车。重庆市委成立了彩车设计创意组，任命我当组长。我们征集了一百多个设计方案。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方案，基本创意是“一座山、一座城、一座碑，两条江”。为什么一定要把解放碑设计到彩车上？因为它是唯一的纪念全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它和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同等重要的。我希望在国庆70周年的时候，重庆的彩车载着解放碑走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让它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一起构成新中国70周年的新图景。我的愿望，实现了。

20世纪80年代，解放碑群林市场。

一件是在国庆之夜在解放碑下接受全球直播的采访。10月1日晚上，中国新闻社以融媒体的方式，串联全球华文新媒体搞了一场国庆24小时联播。他们对我的采访安排在解放碑，话题也是解放碑。时间是19：30-20：00，把我在解放碑的采访与天安门广场上的联欢会直接相连。这是国庆当天，解放碑与天安门第二次相连。这让我再一次体会到解放碑的价值。

重庆的“解放碑”，既是纪念民族解放的纪念碑，也是纪念人民解放的纪念碑。既是重庆城市历史的丰碑，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记忆之碑。铭记于心。

抗战胜利纪功碑建造者

罗星　摄

傅本澄

Building Manager of

Chongqing Anti-Japanese　War Victory Monument

BENCHENG FU

傅本澄（1910-1992），重庆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曾在国民党军队励志社担任英文教师，后回到重庆创办天府营造厂。

1946年11月26日，重庆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为抗战胜利纪功碑工程举行了开标仪式，有洪发利、天府等7家营造厂竞标，最终天府营造厂以最低标价夺得工程标的。1947年10月，抗战胜利纪功碑竣工，而天府营造厂却因资金问题破产。

在其子女的回忆中，傅本澄曾表示，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即使亏损也要拿下这个工程。

傅本澄长子(www.chuimin.cn)

傅承祖

Bencheng Fu’s eldest son

CHENGZU FU

傅本澄四子

傅承德

Bencheng Fu’s

fourth son

CHENGDE FU

傅承德（左）、傅承祖（右）

1939年出生，重庆人；1961年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毕业，进入内蒙古林业厅直属乌拉山林场任技术员；1964年调任内蒙古林业厅种苗处任科员；1971年进入内蒙古五七干校学习，两年后留校任职；1978年回到重庆，进入西南农学院园艺系任教，1983年转入该学院食品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9年退休。

1937年出生，重庆人；大专三年学习采矿专业，1963年进入永荣矿务局双河矿生产科工作，后调永荣煤矿学校任教师。1980年调至永荣局科技处任工程师，曾获先进工作者称号、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1987年调至中梁山矿务局科研科任科长工程师。1995年退休。

20世纪70年代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王定浩 摄

Q：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天府营造厂建造的，这是你们父亲经营的公司？

A：傅承祖

是的。纪功碑，也就是现在的解放碑，确实是我父亲修建的。但父亲曾多次说过，这个事情不要再去提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解放碑是我们家公司修建的。

A：傅承德

对于修建纪功碑这件事，最开始我父亲是骄傲的。但解放后，他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件太光彩的事，因为是给国民党树碑立传，所以他一直不愿说这件事。就算亲朋好友问到，他也避而不谈。直到后来，大形势有所变化，他才跟我们简单地说一说。

当然，这是时代变化的问题。其实，我父亲年轻时也是进步青年。他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读的中文系，还在上海工学院进修了建筑学。大学期间，父亲还是鲁迅真自由大同盟的盟员，也是共青团员。毕业后，他在国民党军队的励志社担任英文老师。后来，回重庆才创办了天府营造厂。

Q：天府营造厂是怎么接下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个工程的呢？

A：傅承祖

精神堡垒改建设计图。　重庆市设计院 供图

父亲接下纪功碑这个工程是在1946年，那时我11岁。我记得那年端午节，父亲公司的员工和家属们都聚在我们家吃饭。在饭桌子上，有两个工程师争吵起来了。一个是罗光楷，他说：“老板，这个标的太低了，工程完不成的。”另外一个是卢纪龄，他说：“还是有可能完成的，看怎么做。”

他们争论的就是纪功碑这个工程。最后还是我父亲站出来，说承包这个工程不是为了赚钱。他想的就是要修好这个碑，这是纪念抗战胜利的大事，即使亏本，哪怕亏损一半以上也要做。大家听我父亲这么说，才没有再争论，又开始继续吃饭。

A：傅承德

当时，这个工程是国民政府公开招标的。我父亲确实是以很低的价格中标。父亲跟我说过，一共是5家公司竞标，其中就有当时重庆排名第一的建筑公司洪发利。我们能拿到工程，一方面是报价低，另一方面还是公司建筑方面的实力比较强。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建筑公司能做的都是砖混平房，或者最多做三五层高的楼房。建纪功碑要求做成钢混结构，高度达到20多米，很多公司是不会做的。那时，大家还习惯把水泥叫做水门汀，把钢筋叫做钢骨。

所以父亲的公司中标也赢在建筑实力上。为了承接这个工程，公司还配置了滚筒搅拌机，好像是特意从美国订购的。

Q：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具体修建过程，你们经历过吗？

A：傅承祖

我们小时候经常去工地玩，看着那些机器工作，提升啊、搅拌啊。当时我们都还小，很调皮，又是老板的儿子，所以在工地爬上爬下，也没人说我们。

工地就在以前精神堡垒的位置。当时，精神堡垒已经没有了，就是个街心花园。工人们把花园铲了，地基挖好，就开始做碑。

虽然纪功碑是设计师黎抡杰设计的，但我们拿到的就是外观设计、效果图，也就是平、立、剖三张图。真正要把纪功碑做出来，还需要结构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这些都是父亲公司的工程师们做的。当年，父亲公司那些设计师都是很帅的，平时西装革履，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我想应该是学识和技术都过硬的人。

工程前期进度很快，但到了后期，公司资金跟不上了，就减慢下来。一方面是之前报价确实是亏损的，另一方面当时国民政府也是摇摇欲坠，通货膨胀厉害，物价飞涨，而且修建纪功碑的材料又很难买到。单是水泥就是个大问题。当时的水泥标准和现在不一样，普通水泥含铁比较高，干了之后是黑色的。修纪功碑需要白水泥，得从上海买回来。

A：傅承德

后来我父亲就到处借贷，先是找亲戚朋友，后来就是找相熟的老板借钱。等碑建成后，为了躲债，我父亲就悄悄跑了。这个消息传出来，所有债主就找上门来追债。所有的设施设备、机器器材都变卖了来还债，公司倒闭了。我们住的房子也被抵债了，连我妈妈的金银首饰都拿出来变卖抵债。最后勉强把债还上了，我们一家人搬回乡下，舅公给的一个小院子住。

那一段生活还是很艰苦。我父亲直到解放前几个月才又回到重庆。解放后，他在西南革大学习了半年时间，遇到革大修建教室、校舍，被留在学校基建处工作。我们家情况才慢慢好一点。

Q：关于抗战胜利纪功碑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难忘的事呢？

A：傅承祖

还有一个人，我们兄弟几个都很怀念他。他叫李玄剑，是个美术家。纪功碑顶上的几块浮雕就是他做的。当时公司的人喜欢叫他“画师”，因为他留一头长发，平时话不多，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但我们小孩子都特别喜欢他。他会画画、会做浮雕，我们都爱跟他学，而且他还经常给我们讲游击队、抗战的故事，还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我们长大了才想到，他说不定是个地下党员。

那几块浮雕就在我们家4楼的露台做好的，从绘画设计，到做泥胎，再到倒模成型，都在那个露台上。当时，我们家住在来龙巷，是带院子的房子，一半住家，一半做公司，所以解放碑上的那几块浮雕算是我们看着做出来的。

人民解放纪念碑上的四面浮雕。 分别是海陆军（左上）、空军（右上）、农民（左下）、工人（右下）　 罗星 摄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下暴雨，把他做好的一块浮雕泡坏了。浮雕上掉了一个小角，雕刻的图文也冲模糊了些。其实，这款浮雕已经接近完工了，他二话不说全部重新做过。

解放之后，画师就离开重庆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还挺想找到他的，但却找不到联系的途径了。

Q：你们如何看待父亲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件事情呢？

A：傅承祖

抗战时，我们住在沙坪坝山洞乡下躲空袭。我记得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我们那儿时，大家都高兴地涌到街上，吹口哨，把帽子抛上天，用一种狂欢的姿态。

我父亲觉得承接纪功碑工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八年抗战这么艰苦，需要纪念和铭记。虽然当年因为这个工程，我们家破产了，后来父亲和我们家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但我想如果重来一次，我父亲还是会选择即使亏损也要拿下这个工程，也要修好纪功碑。

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典礼拍摄者后人

颜笑竹

Descendant of the photographer of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Chongqing Anti-Japanese War Victory Monument

XIAOZHU YAN

1935年出生于江苏镇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家人迁徙至重庆；

1951年抗美援朝参军；

1958年复员后进入国营重庆无线电厂，工作至1989年退休。

颜寿彭先生在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当天拍摄的照片。　颜笑竹 供图

Q：这张老照片是在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典礼当天拍的吗？

A：对，是我父亲颜寿彭在1947年10月10日拍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国庆节是10月10日，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纪念日。纪功碑的落成典礼就在这一天。我们不是应邀代表，进不去典礼现场。但我家就在附近做生意开店，典礼散场后，我们就过去了。你看照片上，人还是很多，还有穿长衫的。这里拉了横幅，很热闹。

拍照之后的第二天，父亲就带我上到纪功碑顶楼上了。那时候纪功碑也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只是我们就住在旁边，纪功碑修建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过去看，也拍照。父亲和管理的人关系比较熟，才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那时候规定所有楼都不准比纪功碑高，能爬上那么高的地方，我很高兴。我们在最顶上，从四面窗子都朝下拍了照。现在留下来的只有3张，一张是国泰电影院的，一张是民族路，还有一张是现在的邹容路，以前叫苍平街。督邮街那张找不到，遗失了。

Q：您还记得当时抗战胜利纪功碑内部的样子吗？

A：当时我只有十二岁，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很肯定走进去后，看到墙上、地上都陈列得有东西，但记不得具体是什么了。楼梯是贴着墙壁旋转上去的，中间是空的。还有一根杆立在中间，好像是可以从顶上顺着杆滑下来。

我还记得落成典礼的时候，纪功碑上还没有钟，可能是还没来得及装，而且底座花台周围的路灯也没有完全装好，有几个灯是不亮的。

还有一个，虽然当时纪功碑是最高的建筑了，但爬上去也不费劲。毕竟当年我还小，碑也不算太高。

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第二天，颜寿彭先生登上纪功碑碑顶，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街景。可以看出，当时纪功碑是该片区最高的建筑。　颜笑竹 供图

Q：您是重庆本地人吗？

A：不是，我们是抗战时候迁过来的，从江苏镇江。我父亲之前在镇江是排字工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7年，日本人进南京之前，我们就开始搬家。父亲帮他的老板押运印刷器材，运器材的船走到南京就被炸了。后来我们到了武汉。老板买了4张船票，准备跟朋友一起到重庆。结果他朋友一直没来，老板就把这两张船票给我父亲。于是，我们一家人才到了重庆。

像我们这样从各地迁移过来的人很多，重庆那时有很多同乡会，各地的都有。我们也参加了江苏的同乡会。还有很多外国人也到重庆来了。父亲在会仙桥开名片店的时候，旁边有个皇后餐厅，里面有个皇后舞厅，很多美国大兵在里面跳舞。

Q：迁移到重庆后，你们就一直住在会仙桥附近吗？

颜寿彭先生拍摄的正在修建中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颜笑竹 供图

A：最初我们住在临江门。那边半坡上有个印刷厂，父亲继续做他的老本行。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人搞轰炸，我们在临江门的家被炸垮了。父亲工作的印刷厂也解散了。他和几个工友分到了一台印刷机。是那种比较小，直接放在桌上，手动印刷的。我们家的名片店还很特别。有人要求印英文名片，我父亲认识英文字母，可以按客人要求来做。当时整个重庆就只有我们一家可以做英文名片，宋子文都在我们这边印过名片。我们店印的名片质量好，价格也合理。

Q：刚才提到了临江门的家被炸垮了。您能回忆一下大轰炸那段历史吗？

A：那段记忆太深了。日本大轰炸我基本是全程经历了的。最初的时候，父亲把我们几兄妹送到农村避难，是在渝北石坪场。那个地方日本人不会来轰炸，但飞机会经过。有一次，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了，落在石坪场。很多老百姓去看，我也去了。有人说，日本人好坏，有七个老婆。因为飞机上贴着七张美女照片。我现在想来，肯定不是的，贴美女照片估计是为了提精神。我还记得，他们把飞机拆了，用箩筐抬走。我还去抽了一根铝管来玩。

后来父亲就把我带到重庆，就开始躲防空洞。我们家还在临江门，就在来龙巷里的一个防空洞躲空袭。那时候，躲空袭还是很苦的。有时一夜夜都不解除警报。日本人如果是轰炸重庆，那么炸了就走。但如果是经过重庆，往成都或其他方向走，那就不能解除警报。因为万一回来的时候又炸你呢。所以就一直要躲在防空洞里。等飞机回来，又响紧急警报，最后等它离开了，才能解除警报。因为这趟离开，它肯定就不得回来了，因为它没有油了。

我们算幸运的，没有去躲较场口那个防空洞，要不就活不到今天了。那个防空洞空气太差，人又多，那次空袭警报很长，就闷死了很多人。我看到过卡车一车车地拉尸体出来，很难受。

那次事情后，其他防空洞就采取了措施。配了那种木头做的手摇风扇，很大的风扇，用齿轮来传动。手摇来给防空洞通风。我都去摇过，躲防空洞的居民自己摇，自己为自己服务。我当时6岁的样子，也摇得动。

Q：大轰炸历时5年，那段时间在重庆生活是怎样的？

A：乱，肯定很乱。大家都是过一天算一天。但轰炸过了，该生活还是生活。我7岁的时候开始读书的，那时还在躲防空洞。有个老师看我还没读书，就让我去他们学校上学，免费的。在夫子祠附近—新生活运动小学，是宋美龄举办的，算是公益学校吧。

Q：您经历过大轰炸，那么对抗战胜利纪功碑的情感是否更不一样？

A：是。纪功碑是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修的，那当然是高兴的。后来很快就解放了，之后才改成解放碑的。

对我们老一辈人来说，懂得到的，晓得它是抗战胜利纪功碑。对年轻人来说，只晓得解放碑。像我给他们说，这个解放碑是1947年建造的，他们都惊奇，怎么解放前就把解放碑做出来了哦。他们就不懂这段历史，他们认为我是在乱说。他们觉得解放碑就应该是解放后才修的，怎么可能解放前就修好了呢。

其实，以前是胜利纪功碑，后来才改的解放碑。我也想通过我父亲的照片和你们这本书，让更多的年轻人晓得这个城市这么一段历史。

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永远朝天门》影像展组委会 供图

1977年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永远朝天门》影像展组委会 供图

20世纪70年代初的人民解放纪念碑。重庆三代一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彭世良 摄

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民解放纪念碑。重庆三代一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1994年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孙须 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邹容路与青年路路口。　 彭世良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