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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湖广会馆的修复:经典建筑重现

【摘要】:HUGUANG GUILD HALL OF CHONGQING重庆湖广会馆修复时间:1986年发现遗址1998年进行保护研究2003年正式动工修复2005年修复完成并开放建筑类型:会馆建筑、古代建筑修复保护设计师:张兴国重庆湖广会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是禹王宫、广东公所、齐安公所等清代古建筑群修缮及仿古修复建筑群的统称,是目前全国城市中心区现存最大古会馆建筑群之一。当时,渝中区财力有限,根本没有能力对湖广会馆进行居民搬迁和古建筑的修复。

HUGUANG GUILD HALL OF CHONGQING

重庆湖广会馆

修复时间:

1986年发现遗址

1998年进行保护研究

2003年正式动工修复

2005年修复完成并开放

建筑类型:

会馆建筑、古代建筑

修复保护设计师:

张兴国

重庆湖广会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是禹王宫、广东公所、齐安公所等清代古建筑群修缮及仿古修复建筑群的统称,是目前全国城市中心区现存最大古会馆建筑群之一。

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群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因“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而起,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又不断扩建、新建和改建,一度达到鼎盛。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鳞次栉比,既融合了多地移民建筑风格,又结合巴渝山川地貌,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风貌。而后历经岁月沧桑,建筑群逐渐失去联络同乡、寄托信仰、商贸交易等会馆功能,又因年久失修毁损严重,最终衰败为市民居住、货物仓储的棚户区。

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发现了重庆湖广会馆。2000 — 2005年重庆市和渝中区两级政府投资上亿元对会馆核心区建筑群进行居民搬迁,对历史建筑及街区环境作保护规划,对禹王宫、广东公所和齐安公所遗址进行文物修复,并根据原有布局和规制新建部分仿古建筑,形成约7500平方米的会馆建筑群和约5000多平方米的传统街区。

如今,重庆湖广会馆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重庆母城历史见证的一张靓丽的优秀传统文化名片。

文化学者

何智亚

Cultural Scholar

ZHIYA HE

几百年来,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血缘、不同民族的历史大融合中,奠定了巴渝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当今重庆人耿直热情、坚韧顽强、吃苦耐劳、胸怀开阔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祖籍重庆长寿,1978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86年10月从重钢四厂调至渝中区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2003年底调至市政府机关,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2006年任重庆渝富集团董事长。

何智亚长期致力于巴蜀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工作。主持、参与了多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与修复工程。著有7部著作。其中《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一书,是何智亚参与对湖广会馆保护、修复、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古建筑修复工程技术实际运用价值。

Q:重庆湖广会馆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是怎样的状况?

A: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在渝中区东水门长江边发现了湖广会馆。当时,会馆内外已成为一片棚户区。整个湖广会馆核心区一共住了300多户居民。当时我进入考察拍摄,看到的是一片破败景象:戏台上,戏台下,包括厢房、大殿,全部住满了居民和进城打工者,许多房屋和天井用旧砖、木板,甚至纸板隔成若干小间就成了一家。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天然气,会馆内大大小小几个天井摆满了灶台,最多的一个天井内摆了十几个灶台和煤炉。

尽管非常破烂,但穿行其中,还是能够感受到这座古建筑曾经的辉煌。那些雕梁画栋、流金溢彩的装饰图案,那些形态各异的飞檐挑角,以及大殿里面各种精美的构件,包括驼峰、雀替、挂落、额枋等,虽然蒙上了厚厚的灰垢和油垢,还是在顽强地透露着它曾经的风采。

当时,我在渝中区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第一次去看湖广会馆就被震惊了。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有责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保护并争取修复湖广会馆,再现历史的辉煌。

Q:那么重庆湖广会馆的修复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A:其实,当时湖广会馆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毁损严重,加之乱搭乱建,到处住满了人,根本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历史建筑规模;另一方面当时对湖广会馆的价值远远认识不够,也是在研究调查过程中逐步推进提高的;再者面对几百户居民、单位的搬迁和修复的资金也是望而却步。

现在我们都知道,湖广会馆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大背景之下的产物,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这些会馆见证了清代重庆作为繁华商埠的历史,也是重庆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和建筑文化的重要标志。而这些重要性在当年是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湖广会馆从1986年被发现,到1992年被列入重庆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中间经历了6年时间。对湖广会馆的认真调查起始于1998年成立的“两江办”,而修复工程真正开始是在2003年。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到修复工程真正开始,前后经历了约11年。当然,这11年并不是空白,其间开展了大量的看不见的前期工作,过程也非常曲折。

Q:您能谈谈重庆湖广会馆漫长的修复前期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吗?

A:1992年湖广会馆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后,最先发出保护呼吁的是渝中区政协。当年10月,区政协向区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保护开发湖广会馆的提案,但实际上保护工作的推进还是很缓慢。

说实话,当时大家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还不够。湖广会馆曾好几次面临被拆除的危机。我记得1993年前后有家房地产公司看中了湖广会馆片区,想在这里搞开发,也准备修复小部分古建筑。所幸当时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关注湖广会馆,而且相关管理部门也没批准,最后还引起市政府领导的关注,这才使湖广会馆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

此外,湖广会馆自身还存在非常大的火灾隐患。原本就已经残破的建筑群,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1993年我任渝中区政府副区长,相对来说,可以更多地为湖广会馆做一些事情。我曾带过很多人去到现场,包括一些上级领导和驻渝的领事馆总领事,也不断联合更多层面的专家学者推进修复保护工作。

到1997年,湖广会馆引起市政府的重视,被纳入《重庆城市总体规划》和《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998年,市政府成立了“重庆市渝中区两江沿线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两江办”),我兼任两江办主任。湖广会馆成为两江沿线历史资源的重点调查对象。这期间,我们就把会馆的历史沿革、保存状况、居民数量、损毁情况等,都做了完整统计。但那时,湖广会馆的修复保护工程还是没有正式列上启动议程。

Q:也就是说,1998年算是重庆湖广会馆修复保护工作推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后还遇到过哪些困难呢?

A:筹集资金就是一大难题。当时,渝中区财力有限,根本没有能力对湖广会馆进行居民搬迁和古建筑的修复。所以我们只有先从测绘做起,只要有了完整的现状图纸,以后修复重建就有希望。

重庆湖广会馆内居民搬迁前的生活景象。 何智亚 摄

保护修复前,重庆湖广会馆残破的风火墙隐匿在拥挤的旧城区中。 何智亚 摄

1999年,我们邀请了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组织师生进行现场测绘。市文化局非常支持,划拨了10万元资金。虽然钱并不多,但师生们很理解,也很支持我们。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做了四次测绘,把整个湖广会馆比较详细的建筑资料都测绘下来,包括精美的雕刻图案。

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接下来怎样联动更多的资金和力量来做这件事。我认为湖广会馆未来一定会是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所以找到市旅游局汇报工作,得到时任局长孙逸民的支持。2000年,市旅游局、渝中区政府共同筹集了110万启动了湖广会馆核心区修复设计。设计由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的,反复修改评审,也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但要依据设计启动修复,谈何容易!当时会馆里还有近300户居民,以及几家仓库,里面有堆积如山的货物。当时经过测算,拆迁费用大致需要6000万,而修复工程费用大概需要5000万。整体预算超过1亿元,筹集资金难度确实太大,会馆修复工程又有些停滞不前了。

保护修复前的齐安公所山门。 何智亚 摄

2000年前后,我们通过多方努力,上下沟通,报送了不少资料文件,争取到世界银行500万美元的贷款预审批,本以为这是启动修复的一个好契机,但最后区里放弃了这笔贷款,修复工程又被搁置下来。

Q:重庆湖广会馆修复工程最终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启动的呢?

A:2002年,我调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我觉得这是个帮助推进湖广会馆修复工程落实的好机会,能更好地联动市区两级领导来关注这个事。

融合了山地建筑特色的风火墙。 何智亚 摄

当时有个很好的契机。2003年2月15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时任市文化局局长王洪华、副局长王川平陪同下考察了湖广会馆。单霁翔认为湖广会馆是西南地区移民历史的见证,是重庆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展开实质性保护修复。随后,2月19日,时任市委书记黄镇东、副书记邢元敏到湖广会馆考察。3月2日,邢元敏副书记约请市长王鸿举到湖广会馆考察。王鸿举市长查看现场后,当即明确了立即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启动拆迁、筹集资金等具体工作。最后,王鸿举市长确定拆迁和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政府共同承担,并指示由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周慕冰协助我提出资金计划并负责落实到位。我提出了包括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商委、市旅游局、市文化局等多个部门都参与资金筹集,并分别明确了具体金额。经过市文化局和渝中区共同努力,湖广会馆修复项目也被纳入了世界银行前期技术咨询支持项目。

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湖广会馆修复保护工程终于在2003年12月28日举行开工仪式,进入实施性建设阶段。我有幸被任命为修复工程总协调人。在这期间,大到面向全国征集古建筑队伍、协调中外专家在修复保护理念上的冲突,小到配合工匠确认木材油漆、协助专家调试外墙色彩,我几乎参与了修复的全过程。那时每周都要跑一两次现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修复完成后的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群。 马力 摄

2005年9月湖广会馆修复完工。之后我又花了近两年时间,写了25万字的《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并正式出版。希望通过我的研究与实践,把“湖广填四川”移民历史和重庆移民会馆的保护修复过程与古建筑修复的思考记载下来,并为其他类似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Q:您参与了重庆湖广会馆修复的全过程,也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能再谈谈湖广会馆的历史吗?

A:之前说过湖广会馆是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背景下产生的。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 一次是元末明初,一次是明末清初。关于清代这次移民运动的历史记载比较多,很多史书、家谱都记载了因为战乱频繁,导致川渝地区出现十室九空,百里无人烟的惨状。

为了恢复川渝地区生产生活,清政府发起了移民运动,从康熙年间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前后约130年。全国十几个省区迁徙过来的移民,奠定了整个川渝的根基,带来了经济的恢复,社会的振兴。

禹王宫山门设计图。 重庆湖广会馆 供图

移民初期有“插旗入户”“插占为业”的说法,也就是移民来到重庆后,在任何一片荒地插上杆子,就表示占有了这块土地。然后,披荆斩棘、开荒种地,逐渐站稳脚跟。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便开始筹资修建同乡会馆,并以会馆为基地,联络乡梓、协调官府、酬神祭祖、举行庆典。在兴盛时期,会馆起到了商会、公会、办事处的作用。会馆还会参与当地的修路修桥、扶困济贫、兴办学校、捐赠灾区等公益事务,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直到民国时间,会馆开始走向衰落,会馆的作用逐渐消失。其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管辖权力以及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力更强;另一方面,外来移民在重庆延续数代后,逐渐被当地同化,祖籍观念相对淡漠;还有一个因素,民国时期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组建的各种工商联合会,冲击了同乡会、行帮公所和会馆以地缘为纽带的藩篱。

当年赫赫有名的“八省会馆”已不复存在,但幸好湖广会馆、齐安公所和广东公所留存了下来。

Q:您认为重庆湖广会馆对于重庆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A:湖广会馆见证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血缘、不同民族几百年来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奠定了巴渝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也形成了当今重庆人耿直热情、坚韧顽强、吃苦耐劳、胸怀开阔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同时,就湖广会馆建筑本身来说,它是全国范围内现存的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群,不仅融合了多地建筑风格,又独具重庆山地建筑特色,也是难得一见的建筑遗产。

国家对保护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优秀历史建筑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独特的巴渝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传承,而湖广会馆就承载了这些历史文化,并记录了重庆城市发展的一段历史。

如今,湖广会馆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重庆的一张重要历史文化名片,需要我们继续去关注、保护、研究和发掘。

建筑师

张兴国

Architect

XINGGUO ZHANG

重庆湖广会馆包容创新的建筑空间形态,构成了巴渝地域建筑的风格特征和独特魅力。

重庆大学人居环境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建筑城规学院院长,《室内设计》杂志社社长,建筑城规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院长、院长等职。1985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曾获四川省突出贡献的优秀硕士生称号。长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教学及研究工作。

1999年主持湖广会馆前期调研测绘工作、设计工作,以及中期的实际建设工作等,一直到2005年整个修复竣工。

重庆湖广会馆建筑信息模型。 重庆湖广会馆 供图

Q: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重庆湖广会馆的修复工作?

A:最早接触湖广会馆是在1998年。当时,我们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一批大四的学生自发地选择了湖广会馆作为测绘课题。我很支持他们这么做。1999年,渝中区委托我们对湖广会馆进行测绘,学校便组织了整个年级的学生及历史教研所老师,总共130多人,展开全面测绘工作。

历史建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尽管它修得非常精美恢弘,技术、空间形态也很讲究,但缺少图纸。因为古建筑基本是靠工匠的记忆、工匠的传承来做的,而真正要用现代技术去处理的话,就必须要了解它的平面功能、立面功能,空间构造技术甚至连装饰雕刻的细节,都要记录下来。所以修复湖广会馆测绘工作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Q:您能讲一讲当年测绘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吗?

A:当时,整个会馆遗存下来的木构建筑大概有6000~7000平方米。对于古建筑来说,这就是规模非常大的建筑群了。测绘工作量很大,我们130多人用了近两个月时间做现场测绘,后期又花了一个月时间绘图,最后绘制了1000多张测绘图。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艰难的。

不仅如此,当时渝中区主管部门经费很紧张,只能拿出10万元测绘经费。说实话,这10万元解决师生餐旅费都成问题。不过,好在我当时作为院长,还能调动学校的一些科研经费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些补贴。

给湖广会馆做测绘,我们面临最大的隐患还是安全问题。湖广会馆建筑群破坏很严重,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它历史上是个什么样子。按理说,测绘前应该先在建筑外搭建起脚手架保障安全,但经费不允许,硬件跟不上。我们就只能凭经验和细致,本着重建文物建筑、再现历史遗迹的信念,一点点地去做。

齐安公所修复设计立面图。 张兴国 供图

我们在给禹王宫做测绘时就发生了一次惊险。禹王宫内部空间很高大,但当时完全看不出来,因为里面已经被隔成了一间间仓库,堆满杂货。殿内二层的楼板已经腐朽了,我还在提醒学生注意安全,结果自己就一个踩空,差点掉下来。幸好我反应快,双手架住旁边的楼架支持起来。如果掉下去,楼下全是折断的木板、生锈的铁钉。想想都还有点后怕。不过,这个事情的发生也给大家敲了警钟,最终顺利地完成了测绘。

测绘完成之后,我迅速带领20个研究生用40天做出了一个保护规划设计,主要谈到了对建筑如何保护以及如何带动周边发展。这个规划设计得到各个层面认可,也最终得到执行。

Q:重庆湖广会馆修复设计遵循了怎样的原则?

A:湖广会馆是一个古建筑群,同时,它也是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它的修复设计就必须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文物保护的原真性。所谓原真性,指的是古建筑修复一定要保留原来历史的材料、历史的构造。这也是从梁思成那代人就提出的“修旧如旧”概念。

传统戏楼都会用精美雕花作修饰。 西德尼.甘博(美) 1921年摄于重庆

我理解的“修旧如旧”是要保护它原汁原味的样子,要保护历史建筑的信息价值。但现在很多古建筑的修复则是把新换上去的东西做旧。这只是在形式感上修复了原貌,但其实破坏了历史建筑原有的信息,以假乱真。对于文物修复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此,在湖广会馆的修复设计上,我们又加上了一条“可识别性”原则。也就是说,历史存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尽可能恢复其原貌,而补修或新建的东西要和历史有差异,让别人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很重要。

重庆湖广会馆中部分木质雕花的测绘图。 张兴国 供图

Q:那么原真性和可识别性在重庆湖广会馆的修复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A:“原真性”是湖广会馆修复中的一个大原则,基本上所有修复工作都能体现这一点。其中,我觉得“表面处理”工程最能体现这一点。“表面处理”指的是把建筑表面恢复原本的样子,比如木质雕花的清洗、梁柱漆面的恢复、墙砖石墩的表面还原。因为湖广会馆经历了几百年,表面蒙尘或涂上了好几层其他涂料。我们通过化学材料将外面清洗干净,但不损坏最原始的那一层,显现出原来的色彩。这是最麻烦的一项工作,在工艺上我们也做了很多创新。(www.chuimin.cn)

修复完成后,重庆湖广会馆的飞檐翘角。 罗星 摄

另外,我们这次修复没有采取古建修复中最常用的“落架”修复方式,也是基于原真性的考虑。“落架”就是把原本的建筑结构拆卸下来,修复后又重组上去。这对古建筑破坏性非常大,对建筑历史价值有一定损毁。

当时齐安公所的一具抬梁被虫蛀空,然后施工队伍就提出必须落架。我反复观察后,判定不落,古建筑结构是环环相扣的,落架牵扯的不只是一根梁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结合了国外的“可识别性”加固理念,国外的做法通常会用钢梁、钢柱加固。我们在梁的内部加上了工字钢,解决承重的问题,再用木头补上,外观还是木结构,这就是采取的现代技术,整个湖广会馆的修复都融合了中方西方标准、现代古代结构。

但即便同为“可识别性”原则,中西方标准还是有差异。比如齐安公所的一对“雀替”(编者注:指建筑梁枋与立柱相交的短木构件),其中一个破损,另外一个是完好的。我们在修复时也考虑到了“可识别性”问题。当时,意大利咨询团队建议,直接保留残缺的样子,或者用光木板作出原有形式,以示识别。但我没有采纳,因为这和中方传统的审美观念有冲突。后来,我做了一个改进。修复的“雀替”还是做了雕刻,但雕刻的内容与原来不一样。这样既保留了可识别性,也符合中国传统审美。

Q:您刚提到西方审美和东方审美之间的冲突,能具体谈一谈吗?

A:湖广会馆修复工程中,邀请了意大利团队来做战略咨询。意大利的文物比较多,而且他们进入国际研究领域比较早,所以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我们也汲取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概念。

但是在文物修复的实际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差异。西方建筑,石结构比较多,比较大气磅礴。像古罗马的斗兽场,修复后依然保留了它的残缺,看起来还是很美。但像我们东方建筑多是木结构,比较精致,讲究对称、完整。就如刚才说到的“雀替”,如果完全保留残缺的样子,我觉得没有人会接受,它不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

这就是审美差异,西方的残缺美和东方的完整美。所以在我们修复的过程中,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有时我们的争论还是比较激烈,但是我肯定要坚持我的意见,最后意大利方还是接受,我们在文化差异中共同探讨新的适合的修复方式。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禹王宫的戏楼。原本的戏楼已经毁坏,修建了一个五层楼的现代住宅。如果按照西方的保护修复设计,那就必须保留这栋现代住宅楼。但这势必会破坏禹王宫大殿的观感。于是,我们根据残留的柱桩判断出这里应该是一个戏楼,再参照就近的建筑重新设计了戏楼,并且为了防火做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虽然是新修的仿古建筑,但却从根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空间格局。当时这件事争议也很大。但是现在来看,再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形式了。

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我们跟意大利方有很多分歧,但是正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更要在大的原则上有所坚持,我们要结合自己的文化去调整、去适应。

观音兜。
重庆湖广会馆 供图

对于新技术、新思想我们也接受,带着一种包容接纳的态度。其实,重庆乃至四川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湖广会馆是巴渝的历史建筑,它是在大移民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从古至今都不断地在吸收外来文化,这些文化进入再和当地文化有了新的创新结合,这一点我们从湖广会馆建筑里就能够看到。

Q: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的融合和创新体现在哪些地方?

A:比如湖广会馆里的风火墙,这种形式也叫“观音兜”,源自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但湖广会馆的风火墙又异于这些地方。湖广地区的风火墙都是很规矩的半圆形,湖广会馆的则是曲线形、连续不断的。它结合的正是重庆的山地特色。利用空间环境来进行组合,这就是它的一大创新。

齐安公所的天井体现了重庆湖广会馆的建筑创新。 重庆湖广会馆 供图

齐安公所的天井设计也是一个创新。天井上对应的屋顶做了一个抬高,这样雨淋不进来,也不影响采光。这是很具有本土特色的创造,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抱厅”。这个创新是为了适应巴蜀地区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不但增加了使用空间,还活跃了空间形式。

另外,最能体现融合的算是木质雕刻。其实,全国的戏楼戏台都是有雕刻装饰的,但多为传统纹饰或历史故事。湖广会馆的雕刻内容就特别丰富,吸收了不少外来的东西,也融入了本土文化。比如齐安公所戏台上的木质雕花,雕刻的就是重庆的山水、建筑,而非传统纹饰,这就是把当下的风貌融入了传统雕花中。

还有一个细节,湖广会馆牌楼门的斗拱也很有意思。传统“如意斗拱”构造是很简单的方格,层层堆叠。但是湖广会馆就用得非常特别,它做得更古朴,更粗犷,尺度更大,体现了重庆人比较豪爽的性格。

接受外来文化,并加以改良为我所用。我觉得这就是创新。放在建筑领域上,我认为这就是重庆巴渝山地建筑的创新精神。会馆建筑有很强的精神象征,为了满足精神需求,那时候的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往最大尺度去创造。不管是湖广会馆的修建,还是后人对湖广会馆的修复,都是重庆人的一种精神体现。

湖广会馆修复工匠

叶乐亭

Heritage craftsman of Huguang

Guild Hall of Chongqing

LETING YE

经历保护修复后,湖广会馆实现了它的第二次多元文化融合。

北京人,1973年就读于北京市房管局技校,1976年至1987年,担任北京房修二古建处瓦工,1987年至1990年任北京房修二古建处工长。

2003年参与湖广会馆修复二标段瓦片修复和四标段表面处理。

修复前,重庆湖广会馆已变成了一片棚户区。 褚东竹 摄

Q:您是以什么身份参与重庆湖广会馆修复的?具体情况如何?

A:2004年,北京房修二古代建筑有限公司中标了湖广会馆修复项目的二标段和四标段工程。我是二标段的项目经理。大约是当年4月,我们团队来到重庆,与项目设计团队沟通,并且开始修复的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会馆里还住了一些居民,也堆了很多垃圾。整个场地都很乱,根本分不清房屋的入口和出口,跟迷宫似的。我们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来清理场地。这个期间,设计团队还在做前期普查工作,我们也根据现场情况提了一些修缮建议。大约在五月份时,修复工作才正式开始。

Q:你们主要负责修复了重庆湖广会馆的哪些部分?修复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难点?

A:“二标段”修复的是禹王宫,也是湖广会馆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四标段”则是会馆建筑的表面处理。开始施工后,我们先做的拆除工作。因为古建修缮不是新建,得先拆开才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比如梁柱朽了、盖瓦的“领子”断了。查清楚后,才能有针对性地修复。

(上图)修复前的雀替,虽然保存完整,但上面已满是岁月的痕迹。 褚东竹 摄
(左图)修复后的雀替,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了岁月的味道,也焕发出新生。 罗星 摄

从整个施工工艺来说,难度并不大,关键问题在于材料。比如修复禹王宫大殿的梁柱,工艺是最常见的“墩接”,就是把朽腐的部分锯掉,换成新木材,然后打上箍连接起来。但所需的落叶松木材重庆没有,得从北京运过来。火车运载木料最多不能超过12米,而禹王宫的梁柱很高,所以我们就把两根木材接成一根来用。另外,当时会馆内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供我们做拼接工作,我们只能在马路上拼接好再运进会馆。就这样一点点地做,换了十几根梁柱。

同样,禹王宫角翘的修复需要储存时间较长、含水量低的楠木。因为如果楠木含水量太高,做出来的角翘容易变形和脱漆。这种材料在重庆也很难找,最后我们是在浙江和上海找到,运回来的。

除了木料之外,一些传统工艺所需的特殊用料,准备起来也比较麻烦。比如屋面防水的“灰背”工艺,需要“白灰”、“青灰”和“麻刀”。“白灰”就是石灰,这个好找。但“青灰”是煤窑里烧出的那层黑灰,“麻刀”则是用麻制出的纤维材料。这两样材料我们在重庆没找到,也是从北京运过来的。

还有确定表面处理用的“大漆”也费了不少功夫。“大漆”就是土漆,需要用漆树的汁液进行调制。因为南北工艺有些不同,我们特意到四川找了一位80多岁的老师傅来把关。单是做调漆和刷漆的实验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站在禹王宫正殿二楼望出去,对面便是戏楼。 黄祖伟 摄

Q:您提到南北工艺不同,具体体现在建筑上是哪些方面?

A:地域差异造成了南北建筑的不同,所以南北建筑工艺上自然也有所不同。我们在修复禹王宫屋面的时候,就发现南方建筑用于支撑瓦片的木构件“领子”普遍较细,直径只有三公分左右。而北方建筑的“领子”就比较粗,大概十公分。并且北方建筑盖瓦时常用“灰背”工艺或用“筒瓦”来防水,而南方建筑用的则比较少。

因为这些不同,修复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专家组要求禹王宫屋面增加防水功能。我们决定用“灰背”工艺来做。也就是在盖瓦的“领子”上增加望板,望板上做“灰背”防水,然后再盖瓦。但这样屋面的重量会增加,相应就得采用更粗的“领子”来做支撑。这就需要更换禹王宫原有的较小的木构件。一些专家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文物“修旧如旧”,不能更改原本的结构和构件。我们最初按照这个意见沿用了小木构件,但大约一个月时间屋面的“领子”就弯了。后来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将小的木构件换成大的木构件。

另外,北方建筑多是抬梁式,木柱上面放梁,一层层码起来。而南方建筑则是穿斗式,柱子开口,横梁从中间穿过去。那么在修建和修复过程中使用的工艺也就不同。

Q:在会馆建筑修复过程中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A:湖广会馆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并且融合了多地的建筑风格。所以当年的修复队伍不止我们一家。我记得当时是四家公司一同在做修复工作,大家分工负责。

一年一度禹王宫前举行的禹王祭祀典礼是重庆湖广会馆最重要的活动。 重庆湖广会馆 供图

前面我提到“表面处理”只说了重新油漆这一个环节,其实在此之前还有表面清洗的工作。因为会馆从建成到现在几百年了,又经历了损毁、改作他用,很多立柱漆面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满是污垢和破损。当时,意大利专家把几家公司都邀请到一起摆了个擂台。在同一个建筑中用布帘隔出几个区域,几家公司各自清洗一个区域,然后比谁清洗出来的效果好。最终是西安文保中心的队伍做出来的效果最好。我们特别服气。因为他们不仅清洗工具更讲究,清洗的效果有目共睹,原来的底层一点都没破坏,连里面的贴金都洗出来了。

后来,我们还开了个研讨会,介绍各自的施工方法、施工工艺以及施工理念。虽然相互较劲,有冲突,有争执,实际上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Q:正如您所说,重庆湖广会馆最初就融合了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而这次重新修复是否可以说是会馆又一次的文化融合?

A: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湖广会馆的修复邀请来了天南海北的古建修复队伍。我们作为北方的代表,将北方建筑的一些工艺和技术融入到了这座南方古建筑中。同样,来自其他地域的队伍也将他们独有的一些元素融入了进来。

这里不仅有不同地域文化上的一种融合,还有不同时空文化上的一种融合。我们用越来越多的科学新技术融入到文保上,同时也保留了老一辈的传统手艺。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影响和变革。经历过这次修复后,湖广会馆又实现了它第二次多元文化的融合。

重庆湖广会馆馆长

杨路

Manager of

Huguang Guild Hall of Chongqing

LU YANG

传承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当你置身会馆,看到这些历史痕迹,这个过程就是传统文化的传递。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与现代管理方向研究生,1992年参加工作,2016年担任重庆湖广会馆博物馆馆长、重庆移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会馆是移民们联络乡情、聚会议事的地方。 西德尼.甘博(美)摄

Q:都说重庆湖广会馆是重庆移民文化的代表,什么是移民文化?这种文化又如何在会馆得到体现?

A:我觉得移民文化首先是移民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坚守。移民是不是成功,不单是人口的迁徙和繁衍考量,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的人、精神层面的人的信息和属性的传承和复兴。这个讲起来有点抽象,但我们想象一下,那些移民过来的先民们修建起会馆,在会馆里极尽所能地用周全的礼仪进行祭祀,表达的就是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和与生俱来的传承的使命感。

农耕民族移民是很悲壮的,他们会抱着自己祖先的牌位,甚至把亲人的骸骨携带迁徙。他们必须很妥帖地去安放这些东西。会馆往往就承担了公共祠堂的功能。同时,那个年代本地的政府机构还没建立完善,会馆通过这样的族群教化,通过血缘去管理,推崇以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来教化族群,建立起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秩序。

不是所有移民都能做到这一点。像美国的移民,他们到了西部以后,骑在马背上,失去了独立宪章、法律的束缚,解决问题就靠掏枪。而我们的移民在这里,因为有祖先这样的精神支柱存在,有教化场所的同步建立和完善,那么我们的文明延绵不绝没有中断,而且还不断在提升。这是移民文化最高的层面。

五湖四海的人来到重庆,因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肯定会导致分歧,但是有了分歧不代表我们就要产生分裂。就比如说度量衡,八个省的会首们集合在会馆里,通过吃“讲茶”(编者注:即喝茶议事的方式)共同沟通制定了整个城市统一的度量衡,并讲究交易中的诚信,这个是很不简单的。那么它中间体现出来的这种开放交流的心态,这样海纳百川豪爽的心态,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重庆。

从我们的博物馆以及古建筑群场景再现中,游客可以看到、体会到我们城市“坚韧顽强、乐观勇敢、开放包容、慷慨互助”的鲜明人文性格。会馆它不仅是种建筑,更是一条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形成了我们城市最基础的文化底蕴。

Q:是否可以说会馆在当年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并因此开创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大局面?

A:是的,它在职能上行使了很多政府该干的事情。比如之前我提到的统一度量衡,还有很多公益事务方面,如哪里河道拥堵或者要修路架桥,它会邀约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解决。不管大家来自哪里,只要到了这,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乡,好好去开辟,去建设,而不是各自为政。然而,它却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这个属性让它在行使这些事务时少了强制性,更多地源于自觉和自发。因此,在会馆这样的组织推动下,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理念构建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基础,是人间教化和社会治理的高级智慧。

1929年左右的渝中半岛全景图。 重庆三代一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从上图放大的局部细节中,能清楚地看到位于东水门的会馆建筑群。

1901年,位于禹王宫旁边的江南会馆。从牌匾上写着的“乡贤祠”可以看出会馆在当时主要承担着公共祠堂的作用。 GETTYIMAGES 供图

从文化层面上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点。比如川剧,这个剧种就是在移民以后产生的。我们每个会馆都至少有一个戏台。最早,每个戏台上演的都是各地移民带来的家乡戏,比如京剧、楚剧、昆曲、山西梆子、豫剧等等。但要让大家都能听懂各自唱的是什么,这就开始融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川剧其实是融入了京剧、高腔、昆曲等多种元素的一种创新戏种。当然,这种融入也没有一味地排斥和摧毁本土文化。川剧绝活变脸其实就是对本土文化的一次融合和弘扬。变脸可以追溯到周武王伐纣,源自巴人戴着百兽面具敲着巴渝战鼓打先锋的历史。

川剧表演和祭祀活动的恢复,是重庆湖广会馆对文化礼仪的传承与弘扬。重庆湖广会馆 供图

还有川菜其实也是一个融合菜系。我们的川菜里有糖醋味的东西,这是典型的江浙菜味道。我们的火锅,因为辣和丰富而闻名世界,但辣椒其实是一个外来物种,它从南美洲传入中国,又经由移民带到我们川渝地区。

这些融合都是移民文化带来的,也是会馆文化带来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从顶层文化结构来构建我们的城市性格,铸就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信仰,甚至我们的饮食,这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巴渝文化。

Q:如今,重庆湖广会馆经过修复重启,它承担的职能是否有了新的转变?

A:如今整个湖广会馆在大的定义上是一个遗址类博物馆。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会馆内的建筑群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它各个区域的功能,都在讲述移民历史和文化的融合。虽然传承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当你置身会馆里,看到这些历史的痕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传递。

另外,博物馆是除了学校之外最重要的教育场地。因此,我们开辟了移民文化博物馆。通过现代化的展呈,希望小学三年级以上的所有人都能看懂“湖广填四川”,明白建立城市之初的艰辛,甚至不通过讲解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以往会馆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酬神、祭祀,到今天酬神祭祀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礼仪文化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场“禹王祭祀”,想把它做成城市古典礼仪标杆性的东西,让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将传统道德水准的高度外化于行,内化于心。除了完整地表达我们对文化的传承和敬意,也要符合当下的观念,尤其年轻人的审美,引导他们爱上传统文化。

都说重庆是座粗犷的城市,但我觉得不完全,其实重庆人是守大礼而不拘小节的。我也想通过“禹王祭祀”这样一场最精美、最正确的传统礼仪文化活动来证明这一点。

Q:作为重庆湖广会馆的管理者,您对会馆未来的发展是如何看待的?

A: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利用,国家提出的大方向是“让文物活在当下”。我觉得非常到位,这也是我们不断探索的事情。我们除了从讲述历史的层面告诉大家这是一栋怎样的建筑之外,更要让它为当今社会所用,这才是更高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尝试着做了一些创新。比如在会馆古老的戏台上举办青年民谣歌会。我们已经连续做了好几年,很受欢迎。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把民谣歌会做到了线上,吸引了一两万人在线观看。我们甚至在禹王宫做过一场电音PARTY,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我们还举办了一些成人礼、婚礼、开笔礼,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使用这座会馆,而不是和它渐行渐远。

我记得有个国外生长的华人在参观会馆后,非常感慨。他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重庆人这么勇敢、慷慨了。他能在会馆中感受到这种性格的来源和传承。仿佛重庆人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存放在这里,湖广会馆就像重庆人的干细胞库,DNA基因,他们始终都不会忘记,不会丢失。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在会馆中找到这种感受。我们会继续创新,让会馆更好地融入今天的城市精神生活中,让更多的人爱上会馆、享受会馆,自发地去感受历史,自觉地去理解这片土地,去敬畏传统文化,安放内心中一些至高无上的念想。

禹王宫前的电音PARTY,是古老与现代的一次融合。 马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