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大亨赫斯特的传奇之路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赫斯特是媒体大亨这一新品种的典型。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竞相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还虚构故事，伪造照片，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黄色办报作风”。赫斯特的出名之举是在1898年通过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暴行来煽动反西班牙情绪，帮助扭转了公共舆论，使其支持对西班牙作战。美国对西班牙提出指控，两国的战争就此打响。开办新报纸只需要由一个商人或企业家出一笔不大的投资。

办得好的1 便士报纸非常赚钱。1835年一年，戴的利润就达到2 万美元。报社老板因此而有了现金用于投资和扩张。随着1便士报纸的销量不断增加，创办新报纸的成本也在稳步上升。戴开办《太阳报》只用了很少的资金，贝内特在1835年仅用500 美元就创办了《先驱报》。1841年，格里利以2000 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000 美元的印刷设备创办了《论坛报》。10年后，新的1 便士报纸《纽约时报》开办的成本达到了7万美元。在伦敦，由一位名叫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迅速蹿红的记者兼作家担任编辑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于1846年创刊，成本是10 万英镑。1896年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创刊费用达到50 万英镑。出版报纸成了一项集中化的、资本密集的产业。

报社老板成为强有力的人物，对他们的读者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有些报社老板还亲自竞选公职。《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帮助创办了短命的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结为同盟，格里利自己也成为1872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过他没有赢）。随着一些报社老板开始组建庞大的出版帝国，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用电报把多家报纸连在一起，使各家报纸能够分享新闻报道，也使报纸的主人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美国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英国的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德国的利奥波德·乌尔施泰恩（Leopold Ullstein）和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都采用了这种策略。

赫斯特是媒体大亨这一新品种的典型。他从哈佛大学辍学后，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World ）工作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办报的生意。赫斯特在1887年用他靠开矿发了财的父亲的钱买下了旧金山的《考察家报》（Examiner ）。他的办报手法采用了普利策手法的夸张版——有关于人生百态的报道，有丑闻和犯罪的报道，还有维护劳动者的慷慨陈词。赫斯特使《考察家报》转亏为盈后，买下了《纽约晨报》（Morn in Journal）^[1]，随即和普利策展开了一场恶战，使得各自报纸的销量首次超过了100 万份。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竞相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还虚构故事，伪造照片，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黄色办报作风”。

赫斯特的出名之举是在1898年通过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暴行来煽动反西班牙情绪，帮助扭转了公共舆论，使其支持对西班牙作战。据说，赫斯特派到古巴的记者因为那里一切平静，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想从古巴回来，赫斯特对他说：“你给我图片，我就给你战争。”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但赫斯特乐于使用报纸给予他的力量，这一点千真万确。当美国的“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爆炸后，战争终于爆发。爆炸的原因可能是不小心引爆了军舰上的弹药库，但《纽约日报》声称它是“敌人所为”。美国对西班牙提出指控，两国的战争就此打响。赫斯特的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是“你觉得《日报》的战争怎么样？”

赫斯特也千方百计想要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他当过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员，1904年曾竞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还竞选过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州长和副州长，但都没有成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名声不好，因为有人指控他旗下的报纸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唆使无政府分子在1901年9月刺杀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尽管麦金利总统领导美国赢得了美西战争，但《纽约日报》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他，那年早些时候曾发表过一篇社论，称“如果只有通过杀戮才能摆脱坏机构和坏人，那就只能杀戮”。（赫斯特坚称，对那篇社论的发表他并不知情。）1906年，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在一篇演讲中严词批评赫斯特，说他是个“言不由衷、只顾私利、蛊惑人心的家伙”。这等于断送了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的前途。最终，赫斯特控制了美国30 家大报，收集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与名人和政治家过从甚密，还成了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原型。

19世纪末的报纸因此而与世纪初的报纸迥然不同。1800年，大多数报纸都比较简单，经常是一个人集编辑、出版人、印刷者和写作者于一身，用请愿书、演讲词、社区成员来信和从其他报纸那里抄来的报道填满报纸的版面。开办新报纸只需要由一个商人或企业家出一笔不大的投资。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报纸上的文章由专业记者撰写，外国新闻通过电报发来，资金主要来自广告商，印刷报纸使用的是昂贵的蒸汽印刷机。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18世纪时可以轻轻跨过，19世纪后期却随着所有权和写作者的日益集中而扩大成为巨大的鸿沟。(www.chuimin.cn)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发表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u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对这一转变惋惜不已。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欧洲出现的咖啡馆、沙龙、文学刊物和自由报刊构成了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公开地讨论问题。这些公共领域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虽然实际上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精英，妇女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且基本上在政治上没有倾向。因此，它们提供了对法律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场所，并开始对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形成了制约。但是，哈贝马斯说，随着19世纪中叶销量巨大的报刊一类的大众媒体的出现，这个脆弱的公共领域土崩瓦解。

整个19世纪期间，报纸从手制的地方性刊物演变为庞大、有力、赚钱的产业。在此过程中，它作为社区内讨论问题的平台的职能大为消退，变为几乎完全单向的媒体。受一小撮人控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经营的大型媒体集团主导了媒体环境，为它们的主人提供了影响公共态度的有力手段。在此过程中，媒体成了被动消费的产品，不再是可以主动参与的环境。然而，尽管19世纪发生了巨变，但20世纪将迎来更大的变化，使媒体环境的集中化进一步增强。

【注释】

[1]后改名为《纽约日报》，即下文提到的《纽约日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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