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报刊与自由性-社交媒体简史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即使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仍非常乐观地相信自由的报刊能够激发全国对话，促进民主和自由。布里索认为，报刊是“人类的伟大论坛”，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总结并发表公共舆论，以此确保参加大会的领导人与选举他们的人民保持一致。当局实行了军事管制，社会圈倡导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在保守的当局眼中成了危险的激进思想。孔多塞坚持，报刊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尽管他自己的处境显示并非如此。

即使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仍非常乐观地相信自由的报刊能够激发全国对话，促进民主和自由。18世纪早期，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法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小城市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小城市中，所有公民才能聚集在一处进行讨论，并集体作出决定。但英国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和美国革命期间对报刊的有效利用表明，印刷提供了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它可以把意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使讨论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如法国哲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所说：“印刷术使现代政体得以达到先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地。有了印刷，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就有了和小城居民同样的自由……只有靠印刷机，一个伟大的人民才能真正进行讨论。”换言之，印刷带来了自由。

当时的出版商和政治家普遍同意这种观点。布里索写道，只有有了报刊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大国才能重建古时城邦的公共论坛；只有通过报刊，才能同时向几百万人传授同一条真理；只有通过报刊，人们才能对这真理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冷静地作出决定，发表意见”。布里索认为，报刊是“人类的伟大论坛”，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总结并发表公共舆论，以此确保参加大会的领导人与选举他们的人民保持一致。同样，米拉波写道：“报纸建立的沟通交流必然导致感情、意见、计划和行动的协调一致，这是真正的公众力量，是国家真正的保障。”1790年，一位作者在国民会议上宣称，报纸和小册子能使法国的2800 万人民“实质上参加这个庄严大会的会议，如同亲自到场一样”。这话出自艾蒂安·勒奥代·德·索尔谢弗勒伊（Etienne Lehodey de Saultchevreuil）之口。他创办了《纪实报》（Journal logographique）来如实报告大会上的所有讲话。他相信，报刊可以把政府的所作所为转告给人民，再把人民的意愿反馈给他们选出来的政府。

有人甚至说，1788年至1789年间小册子的大量涌现说明，大革命的爆发应归功于印刷。而且，要传播1789年国民会议发布的《人权宣言》中所载的自由平等这些大革命的理想，也必然要靠印刷。“祝福发明印刷机的人。”政论作家路易-查尔斯·德·拉维孔泰里（Louis-Charles de Lavicomterie）宣称，“我们这场伟大的革命全要归功于他。”布里索写道，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讲法语就好了，“报刊很快就能把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

布里索、孔多塞、拉维孔泰里等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宣传大革命的理想，他们显示了报刊通过使大批的人共享信息，能够多么有效地推动讨论，综合公众的意见。1790年，这三位和其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圈”的组织。社会圈举行公开会，出版新闻信札和小册子，旨在为政治对话提供一个广阔的、包容性的平台。它的巴黎总部的门上有一个叫“铁嘴”的信箱，谁有意见想发表都可以把信件、备忘录或演讲稿投进去。“铁嘴”得名于信箱前脸的一个狮子铁雕，狮子的嘴就是信箱口。投来的各种意见印发在社会圈的新闻信札《铁嘴报》（Bulletin de la Bouche de fer）上，报上还登载法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在社会圈的公开会上演讲的总结。公开会每周五晚上在巴黎召开，与会者动辄几百人，有时达数千人。

社会圈的一位创始人宣称：“社会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全力鼓吹人民的声音。”社会圈和法国各地的其他政治俱乐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在巴黎以外的几个城市开设分部。它决心提供一个全国人民都能参加的政治讨论论坛，并一度取得了成功——《铁嘴报》在1791年的头几个月跻身于法国国家级大报的行列。社会圈甚至试图在别的国家成立分部，以建立覆盖全世界的网络。它的1791年2 月的新闻信札宣布：“社会圈不是俱乐部……它是全球公民的社团。”社会圈也印刷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写的小册子和托马斯·潘恩作品的法文译文；那时潘恩住在巴黎——其实就住在孔多塞家里。但是，尽管社会圈大谈包容所有人，但它的成员大多数是家境富裕的知识人士。到了1791年7 月，路易十六企图出逃未果，触发了政治危机，社会圈的宏大实验也就此夭折。当局实行了军事管制，社会圈倡导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在保守的当局眼中成了危险的激进思想。

借印刷之力分享信息最终会使得真理和自由赢得胜利，对这一观点最乐观的阐述是孔多塞的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这部皇皇巨著把人类历史描述为向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胜利进军。书中表现的乐观使人联想到今天关于“互联网自由”的种种乌托邦式的狂喜预测，但孔多塞是在藏匿期间写成该书的，因此他的乐观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社会圈的领导成员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吉伦特派的开明理念紧密吻合，但到了1793年，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领导的山岳派占据了革命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够激进。虽然孔多塞是共和党人，但因为他认为不应处死国王，只要判他强制劳动就够了，所以被定为叛徒。

孔多塞坚持，报刊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尽管他自己的处境显示并非如此。他在《纲要》中写道，印刷机刚发明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它带来自由的力量，这真是大幸，“因为教士和国王必定会联起手来把这个将要揭露他们的伪善，把他们从宝座上拉下来的大敌扼杀在摇篮中”。然而，一旦魔鬼出了瓶子，“报刊即无限地增多，不用花多少钱，任何著作……事实和新发现不仅传播得更广，而且更快……过去只有少数人读的东西，现在全体人民都能读到……公共舆论已经形成，它力量强大，因为支持者众；它充满活力，因为它借以生成的信息为全体人民所了解，虽然他们彼此相隔万里。建立起了推崇理智和正义的论坛，它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在它的探究下任何事情都无所遁形，它作出的判决无法逃避……新的谬误甫一出现即受到抵制，对其穷追猛打，不给它们散播的机会和荼毒人们心灵的时间”。

至于长期存在的误解和谬误，孔多塞写道：“现在已无法阻拦对它们的讨论；无法防止对它们进行审视，予以拒绝。它们无法抵挡真理的进步，而随着新的真理的不断出现，最后一定会把它们的荒谬舛误大白于天下……简言之，难道不是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吗？”压制为权威所不喜的真理几乎已不可能，因为只要在世界上有印刷机的某个地方有一份印刷本，就可以进行复制，确保它的生存。(www.chuimin.cn)

地球上只要有一个地方允许自由出版就足够了。出版物种类繁多，印刷量十分巨大，人的思想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紧闭真理之门，不留一丝缝隙让人窥探呢？如果在只须把某项真理或意见禁止数年即可使其永世不能翻身的年代里，仅仅是销毁杜绝手稿的抄本已经如此困难，那么现在更是需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放松，这岂非更加困难，到了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吗？

然而，就在孔多塞写下这些字句的同时，他的四周放眼皆是在一个混乱失序、无法无天的环境中不受限制的报刊的各种弊端。到1793年，小册子作者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已不再辩论政治，而是干脆公开要求处死他们的政敌。马拉因煽动针对吉伦特派的暴力而遭到审判，获得无罪释放后被一个同情吉伦特派的人暗杀。与此同时，坊间充斥着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以及其他贵族的各种“传记”，这些“传记”极尽渲染，充满仇恨，无一例外地指控传主阻挠革命。奥尔良（Orléans）公爵被指控企图趁乱自立为摄政王；他和路易一样，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别的贵族据称阴谋勾结外国入侵法国，或策划政变。王后的罪名则是把各个革命领导人收为情夫，好操纵他们，还策划炸毁国民会议大厦，把巴黎变成一片火海，自己篡夺王位。有些传记还提供据称是传主自己写的信作为“证据”，信里很方便地包括了恰好证明他们有罪的内容。

所有案子的基本情节都完全一样：高高在上的人策划反革命阴谋，企图夺走人民来之不易的自由。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被指为使革命遭受种种挫折的罪魁祸首。在关于她生平的众多记述中，有一本宣称：“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灾难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在革命起伏跌宕的乱局中，这样的解释使人心安，也为以后处死她铺平了道路。同样的污蔑手法也用来辩解对某些革命领导人的处决，有时在他们死后才开始败坏他们的名声。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就是这样的遭遇，米拉波也是身后被诬，虽然他在1791年是因病而死的。他们都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操纵事态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这些谎言最终被诚实的革命者揭穿了。比起大革命前的攻讦来，这些诽谤之辞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嬉笑嘲弄，只有厉声怒骂；不再用荒淫的故事来突出攻击对象的放荡无耻，只强调涉及金钱的不正当行为，如盗窃、作弊、拒不还债和设法自肥。

孔多塞躲过了断头台，但那只是因为他1794年死在了狱中，死因神秘不详，可能是服毒。法国革命者在理论上乐观地认为报刊能促进自由，现实中报刊却被用来进行谴责和控告；孔多塞的命运就是这一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的活生生的体现。约翰·亚当斯在他手中的那本孔多塞的《纲要》的页边写下的一连串笔记就提到了这一点。孔多塞声称，报刊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它对激情的管制比较宽松，但永远牢牢地掌握着理性”。在这些字句旁，亚当斯写道：“报刊对激情的管制在马拉那些人手中比恺撒·博尔吉亚^[1]还要专横。”孔多塞说：“新的谬误甫一出现即受到（报刊的）抵制。”亚当斯却回应道：“过去10年间由报刊传播的谬误比过去100年都多。”至少在法国大革命中，报刊在促进暴政和谬误方面与促进自由和真理同样有效。

事后看来，问题在于米拉波、布里索和孔多塞这样的革命领导人认定，一旦取消了对报刊的限制，公共舆论暗中固有的一致性就会表现出来。但实际上，报刊只是揭露并放大了各革命派别之间的分歧。在美国，自由的报刊帮助呈现了赞成独立这个根本性的一致，但在法国，它突出表明人们对用什么来取代君主制意见不一。法国革命者坚信，国家团结一致才能稳定。他们并不想看到法国变得像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样，有不同的政党互相竞争，各有党派性极强的报刊为其鼓吹。他们把对手看作必须予以消灭的敌人，而报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拿破仑上台后，最终驯服了报刊，给它们立下了规矩。据说拿破仑说过，1000 把刺刀都不如4 家怀有敌意的报纸可怕。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自由的媒体系统，但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是，无人管理的自由媒体系统不一定能带来自由社会。权人物。

【注释】

[1]恺撒·博尔吉亚（Cesar Borgia），专制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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