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1789年法国出版现象！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到1788年底，出版了1500 多种小册子，1789年头四个月选举三级代表期间又新出版了2600 种。与此同时，一位皇家审查官发表小册子，声称国家有权用审查制度来维持治安。当时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作家阿瑟·扬1789年6月逛了一次“小册子店”后说：“每小时都有新出版。今天出版了13 本，昨天是16本，上周出版了92 本。”政府规定，除了经许可的报纸，其他出版物除非得到三级代表大会的直接授权，否则不得报道大会的情况。

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陷入了危机，债台高筑，三分之一的债务是因为支持美国革命而欠下的。平民的税赋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又不愿意削减自己的巨额开支，于是决定提高教士和贵族原本很轻的税赋。但贵族在他们控制的省级地方法院中反，对并拒绝执行这一新法律。他们坚持，新税法的实施必须得到由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代表大会的批准。破产迫在眉睫的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同意。1788年，政府取消了新闻审查，以便利在次年召开三级代表大会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进行政治讨论。

审查制度甫一放松，小册子即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到1788年底，出版了1500 多种小册子，1789年头四个月选举三级代表期间又新出版了2600 种。截至1789年5 月，一年内印刷的小册子总册数可能超过了1000 万册。这造成了空前的全国性大辩论。人们在小册子中对财政和政府制度提出建议，赞扬某人或攻讦政敌。上至学者，下至百姓，人人都就政府应如何改革畅所欲言。这股小册子的洪流中有几本谈到了新闻自由，包括一本对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翻译。译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政治家兼小册子作者奥诺莱·米拉波伯爵。他在译文前加了一篇长长的导言，攻击审查制度的支持者，坚持新闻自由是正确的道路，并指出了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产生的有益成效。其他作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坚称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使三级大会的代表充分了解选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一位皇家审查官发表小册子，声称国家有权用审查制度来维持治安。但负责书籍贸易的官员普瓦特万·德·迈塞米（Poitevin de Maissemy）在1789年5月承认：“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现在要阻止这些小册子流传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当时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作家阿瑟·扬（Arthur Young）1789年6月逛了一次“小册子店”后说：“每小时都有新出版。今天出版了13 本，昨天是16本，上周出版了92 本。”

三级代表大会一开始，马上出现了数份报纸报道开会的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法国爱国者报》（Patriote français）和米拉波的《三级大会日报》（Journal des Etats-Généraux）。布里索和米拉波都清楚地知道新闻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都大声疾呼实现新闻自由。布里索听说了《常识》在影响公共舆论方面的作用后，认为《常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报纸上得到了转载和讨论，因此而传到了广大民众当中。他宣称：“没有报纸，美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但法国新出现的几家报纸马上遭到政府查禁。政府规定，除了经许可的报纸，其他出版物除非得到三级代表大会的直接授权，否则不得报道大会的情况。布里索回以一本呼吁新闻自由的小册子；身为贵族却当选为第三级代表的米拉波想出了一个妙招，以信件的形式报道大会的情况，那些信作为小册子出版，题为“米拉波伯爵给他的选民的信”。他说，他只是以印刷的方式给他选区的选民写信，向选民报告情况。极个别的代表也如法炮制。但是，他们都只提供对会上辩论的干巴巴的总结，不作任何解释或评论。要想知道三级大会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莱顿公报》仍然是不二之选。它自信地告诉读者，没有必要费神去读新创办的那些报纸，因为它们只是“报道会议的假象”。

然而，残余的一点对新闻的限制并未维持多久。三级代表大会没有如政府所愿，迅速批准新税法，却马上陷入了关于它自身组织和权力的争论；结果第三级的代表和一些同情他们的贵族以及大多数教士代表脱离了三级代表大会另起炉灶，并改名为“国民会议”。由于担心国王会出动军队关闭国民会议，巴黎人民涌上街头进行抗议，1789年7 月14日，人群攻破了受人痛恨的巴士底狱，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市政府。接下来的几周内，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都学习巴黎，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的官员领导的市级政府。旧政府的权威崩溃了，随之崩溃的还有新闻管控。特权和垄断权同任何执行新闻审查的企图一起烟消云散。7 月28 日，布里索重新开办了《法国爱国者报》，打出的口号是“自由的新闻是人民永保警惕的哨兵”。和他的报纸一起开办的有几十家新期刊：1789年巴黎创办了140 多家报纸，1790年有335 家，不过大多数只出了一两期即告停刊。(www.chuimin.cn)

媒体的形势和政局一样，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到1789年底，发表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和报纸已经是种类繁多，体裁也五花八门。有的对国民会议的辩论作出冷静的评论，比如，周报《村庄报》（Feuille villageoise）是面对乡村读者的，它就国民会议讨论的问题提供背景情况，并作出解释。像在美国一样，包括著名的《观察家报》（L 'Observateur）在内的许多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刊载读者来信，为读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反应。但报纸和小册子之间的分别十分模糊。许多报社发布小册子作为对报纸的补充，如果某期报纸销路特别好，就可能把它印成小册子重新发行。比较固执己见的报纸没有多少新闻，更像是一系列辩论小册子。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写了一连串小册子呼吁建立共和国，不要米拉波和其他温和派支持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写的《人民之友》（Amidupeuple）是一系列煽动人心的演讲，不是对最近事件的报道。他痛斥与他意见不合的代表，指控他们暗地里支持贵族或没有担负起代表选民的责任。新闻媒体对国民会议发出无情的批评，说它只牟私利，拉帮结派，一事无成。马拉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不够激进；保王党人也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对国王不够尊敬。在国民会议内部，代表们抱怨说，不受限制的新闻媒体势力太大，总是发表不满，应该予以限制。虽然作出了一些努力来重新对报刊实施控制，但效果不彰。出版自由毕竟是革命最明显可见的成果之一。

由于竞争激烈，加之政治环境不断变化，能维持下来的报纸为数不多。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任何一段时期，通常有25 到30 家刊物经营较好，剩下的都在苦苦挣扎。让印刷商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纸张和油墨经常缺货，熟练的印刷工为了得到更高的工资经常跳槽。印刷工人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报纸要通宵工作。需要印的份数太多，有的报纸一天卖数千份，得安排多架印刷机同时印刷同一份报纸，因为一架印刷机一天只能印1000 份左右。《晚报》（Journal du Soir ）需要5 架印刷机，《巴黎记事报》（Chronique de Paris）需要7 架，《全球公报》（Gazette universelle ）需要10 架之多。《国王之友报》（Amiduroi）的编辑和出版商闹翻后各自开办了一份刊物，都叫“国王之友”，互相争夺保王党读者。有五六份彼此竞争的刊物都叫“杜歇老爹报”（Père Duchesne），里面的文章借民间传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评论时事，用语简单直白；每一份刊物都自称是正牌货，谴责其他同名刊物冒名顶替。记者在刊物上彼此谩骂：德穆兰办的反保王党报纸——他称为“极端批判性的日报”的《法国及布拉班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和它的对手——保王党的报纸《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展开了无休止的论战。出版商若是在革命各派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他们的印刷机可能就会突然被没收或销毁。随着革命各派之间的斗争日渐暴烈，许多作者和出版商被送上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做出版商时时心情振奋，永远身处险境，有时还要搭上性命。

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1789年法国出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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