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的故事-社交媒体简史与印刷业

1690年9 月25 日，北美殖民地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大事记》（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的创刊号面世。老板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是当地的印刷商，还开了一家咖啡馆。他原住伦敦，因出版了未经许可的材料惹祸上身，这才移民北美。他的报纸许诺向读者“介绍我们了解到的大事”，发行期“每月一次（如发生的事情太多还会增刊）”。这份报纸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保证若有报道不实之处，下一期一定改正，任何散播虚假谣言的人都将被点名斥责以纠正“我们中间盛行的撒谎之风”。创刊号报告了当地的各种新闻，包括一场火灾、天花疫情的爆发，还有英国殖民者和法国人在北方作战的最新战况，作战双方都有印第安部落的支持。哈里斯认为帮英方作战的印第安人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痛斥他们是“卑鄙的野蛮人，而我们对他们过于信任”。他这个批评，加之他顺便提到关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同自己的儿媳有染的传言，触怒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理事会。四天后，理事会成员发表宣言以“表明并宣布他们对该小册子严重不满，禁止它的发行，命令将其停售并收回；以后严禁任何人未经许可出版刊物”。所有未售出的报纸全部被销毁，《大事记》自此销声匿迹。它的创刊号也成了收刊号。

当局不满于哈里斯未经许可就出版报纸，这其实不应令人惊奇。自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于1620年创建之后，对出版物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开始时是为了确保宗教的一致性。1686年，詹姆斯二世（James Ⅱ）任命爱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为新英格兰总督时，给他的指示说：“因你治下的王国领土上的出版自由可能带来巨大不便，故你须发布一切必要命令，禁止拥有印刷机或未经你本人特许及事先许可而出版任何书籍、小册子或其他材料。”北美的其他殖民地也是同样的情况。1685年，宾夕法尼亚开印刷厂的威廉·布莱德福（William Bradford）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一本年鉴，但管事的贵格会教派并不喜欢。他们告诉他：“除理事会批准的以外，不得印刷任何东西。”弗吉尼亚更是干脆禁止印刷，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解禁。1671年，弗吉尼亚的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写道：“我感谢上帝，没有自由学校，没有印刷；我希望这状况能维持几百年，因为知识造成不服管教，导致异端邪说，给世界带来邪教教派。印刷则传播邪说以及对最好的政府的诽谤。上帝助我们远离它们。”结果，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保存的。

然而，殖民地对印刷的控制无法防止信息从远方传来。信息仍然传播，不过是靠通信罢了。牧师们组织成非正式的信息分享网络，把沿海的城镇与内地的乡村联结起来。牧师都识文断字，受过良好的教育，与社会联系紧密，对自己所在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如，1675年到1676年间，里霍博斯（Rehoboth，普利茅斯湾殖民地的一部分）一位名叫诺亚·纽曼（Noah Newman）的牧师向其他牧师报告了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一次冲突的详细情况。他占有了解情况的地利，因为由梅塔科米特（Metacomet）带领的士兵就在里霍博斯集合，准备去和纳拉干西特人（Narrangansett）及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作战。纽曼根据同当地居民及军官的交谈和与他们的通信，给普利茅斯的牧师小约翰·科顿（John Cotton Jr.）写了数封内容详尽的信。信中包括交战的具体时间和情况、详细的伤亡名单和战斗结束后目击者的叙述：“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的妻子怀着身孕，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在穿过田野向军队驻扎的地方去的路上被敌人追上，敌人杀死了她，却放过了她的孩子。发现她尸体的时候，估计那孩子在死去的妈妈身旁已经站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科顿的通信网非常广泛，与很多通信人交流新闻，他把这些报告传抄给波士顿和朴次茅斯的联系人，他们又转给别人。科顿的一个通信人是他在波士顿的外甥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作为与内地传来的消息的交换，马瑟从他收到的信件、与商人的谈话和《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中收集欧洲的各种消息，然后送给普利茅斯的科顿。科顿则根据他每一个通信人的兴趣挑选具体的报道，再加上别的新闻后转给他网络中的联系人。比如，科顿1696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就转抄了从马瑟那里收到的来自伦敦的一则消息，说有人企图暗杀国王。信中还有当地新闻和家人的消息：一场暴风雨造成迪尔岛（Deer Island）上一些居民受伤；当地的一个水手被绳索绊倒甩出船外，险些淹死；一位邻居家生了个女儿。科顿报告的这些当地消息是他从三位访客、两封来信和他自己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交信息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报告并抄录有意思的新闻，选择要报告的消息并加上自己的评论，然后写信转告给别人。

随着更加有组织的邮政制度取代了早期殖民地非正式的邮递，各城镇的邮政局长成为这种新闻网络中重要的节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管理着信件的递送，而且也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来收集和总结各种消息。1702年被任命为波士顿邮政局长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给当地的商人和官员写新闻信札，其中载有从伦敦的报纸上搜集到的消息的总结。他身为邮政局长，寄信不用付邮费。1704年，坎贝尔把他手写的新闻信札变为一份印刷的周刊《波士顿新闻信》（Boston News-Letter）。它是北美殖民地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发行量很快就达到约250 份。它的格式与《伦敦公报》几乎一模一样，头版是皇家公告和国际新闻，然后是其他殖民地的新闻，最后是当地新闻。坎贝尔靠和水手、旅行者、当地官员，以及来邮局办事的顾客聊天来收集新闻，他的另一个消息来源是别的邮政局局长写的新闻信札。不过，《波士顿新闻信》的大部分报道是从伦敦各报纸那里抄来的。

坎贝尔坦承他的大部分新闻都是二手的。他的目的只是要增加可靠新闻的流通，虽然“少数绅士和商人可能了解全部或部分新闻，但此地和邻近地方的大部分人民并不了解，他们听说的经常是虚假不实的消息”。坎贝尔决心提供充分的国际新闻，甚至把一期登不下的报道留到下一期登载。结果造成积压的报道越来越多，最终《波士顿新闻信》的国外消息报道几乎滞后一年之久。坎贝尔认为，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系列不间断的历史性报道，而不是最新的消息。他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报道当地的政治新闻不感兴趣。为了不致陷入麻烦，他把《波士顿新闻信》的每一期内容都事先呈报给总督办公室批准。

《波士顿新闻信》对城里的订户送报上门，对远处的订户则通过邮寄。订户又把里面的内容，有时甚至是整份报纸，通过他们的通信网络传给别人。波士顿一位名叫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的牧师定期通过他的通信网给散布在新英格兰各处的牧师送去新闻摘要，现在他开始把《波士顿新闻信》夹在信中寄出。有时他会在一封信中夹寄三四份同一期的《波士顿新闻信》，以便收信人自己留下一份后，把其余的再寄给别人。《波士顿新闻信》的出版意味着休厄尔在自己写的信中可以集中报告当地新闻和家庭消息，并作出评论和分析，因为重大新闻已经在报纸上登了。他和其他的牧师都曾写到新闻报道对他们的教堂和社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影响。约翰·坎贝尔甚至准许订户选择用整张纸而非惯常的半张纸印刷的《波士顿新闻信》，以便订户在那空白的半张纸上写下自己的评论。在地方报纸刚刚出现、流通量尚小的那个时期，报纸和信件都是人们用来交流的工具；它们彼此依靠，互为补充，对来自信件、交谈和其他印刷品的消息兼容并蓄。人们就靠因此而产生的印刷和手写新闻的流通来彼此联系通气。

1719年，波士顿出现了《波士顿新闻信》的一个竞争对手——《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别的地方也出现了效仿者，包括费城的《美国信使周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和《纽约公报》（New-York Gaze tte）。这些报纸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愿意冒犯当局，文风平淡乏味，对当地的政治新闻避而不报。1702年到1715年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非常不得人心，但从波士顿的报纸上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北美的报刊慢慢地开始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对抗性。1700年到1706年间，塞缪尔·休厄尔、科顿·马瑟和其他人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就基督教与奴隶制是否相合的问题进行争论。1707年，作为马瑟家族和达德利总督长期权力斗争的一部分，马瑟家族在伦敦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讲述达德利对殖民地如何治理不善，指控他违法同法国人做生意。这两本小册子流传到了新英格兰，其中一本——《记述新英格兰的可悲现状》（A Memorial of the Present Deplorable State of New England）——在波士顿得到翻印。但达德利自己写了一本小册子予以反击，题目是“对一份新出小册子的根据和动机之质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Grounds and Occasions of a Late Pamphlet）。在小册子中，达德利一反常态，沉着自信、文笔雄辩地对马瑟家族的指控一一反驳，击败了马瑟家族想要使他被召回伦敦的努力。

1720年，波士顿的两位政治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小册子之战，他们是小伊莱沙·库克（Elisha Cooke Jr.）和约瑟夫·达德利的儿子保罗·达德利（Paul Dudley），争吵的问题是受国王任命的总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侵犯殖民者的权利。库克和继约瑟夫·达德利之后担任总督的塞缪尔·舒特（Samuel Shute）闹翻了，他首先发难，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总督对马萨诸塞州议会决定的否决权。保罗·达德利受丹尼尔·笛福的讽刺作品的启发，在回击库克的小册子里虚构了一个叫“因撒尼亚”（Insania）的小岛，岛上一位高尚的总督受到了想造成混乱、煽动不满的愚蠢的“乡巴佬”的攻击。库克接着写了一本小册子还击，小册子的形式是“乡村绅士”和“波士顿绅士”之间的一场对话，争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服从国王还是热爱国家的问题。库克和达德利双方都有其他的小册子作者助威。这场争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舒特总督甚至于1723年回到英国去要求上司对他的权力范围予以澄清。这场小册子的交锋——库克在一本小册子里说，“全国传遍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是殖民地反对伦敦手伸得太长的初期表现。(www.chuimin.cn)

1721年，波士顿爆发了天花疫情，这又引发了一场舆论大战；人们就接种疫苗这一当时仍具有争议的新治疗方法争论不休。科顿·马瑟从他的奴隶那里得知了这一做法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倡接种疫苗，文章以手稿的形式在当地的医生中间流传。（那时接种疫苗的方法是在病人臂膀上弄一个小伤口，故意使它感染天花病菌，以增强病人对天花的免疫力。）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开始给病人接种疫苗，此举得到了马瑟和几个清教徒牧师的支持。在对接种的益处持怀疑态度的医生看来，这是对他们专业领域的干涉。《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上开始出现支持和反对接种的来信，此外还有用多个笔名发表的一系列小册子表示支持或反对。1721年8 月，站在反接种派前列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医生甚至在波士顿新创办了一家报纸——《新英格兰新闻报》（New-England Courant）——来宣传他这一方的论点，批评反对他们观点的清教徒。

这家新报纸与《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公报》有所不同，出版前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它不是乏味的时事报，而是走伦敦《旁观者》杂志的路子，像《旁观者》一样更重争论，更具有倾向性。报纸的总编是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助手是他的弟弟兼学徒本杰明（Benjamin）。《新英格兰新闻报》发表了一连串反接种的宣传文章。早期北美的报纸罕有正式的社论，而是通过刊登读者写给编辑的信来发表意见，虽然在有些情况中，读者来信是编辑自己用笔名写的。这样，地方报纸成了读者和编辑发表意见的论坛。如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新英格兰新闻报》中所说：“兹邀请每一位有余暇、有意愿、有能力的人自由、理智、温和地发表意见。敝报将无任欢迎各位的大作。”当然，报纸刊登哪些文章实际上完全由他来决定。即使在那个时候，使用笔名发表文章有时也让人发现真相后大吃一惊。本杰明·富兰克林初次涉足报纸写作是冒充一位名叫默默行善的寡妇一连串写了14 封信，寄给《新英格兰新闻报》。他的哥哥不疑有他，高高兴兴地在报纸上全发表了。当16岁的本杰明承认是他写了那些信的时候，詹姆斯大怒。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本杰明的聪明和写作能力，还表明当时的报纸对任何人的投稿都开放接受，只要投稿中表达了有意思的观点。这样的报纸内容基本上全是翻印的信件、演讲和小册子，因此而提供了一个人们分享并讨论观点的平台。简言之，早期的报纸就是一种形式的社交媒体。

1721年全年，关于接种疫苗的争论在波士顿的报纸和小册子上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提出宗教、法律和医学的论据，出示病人的证词，还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一次，马瑟痛斥《新英格兰新闻报》是“臭名昭著、造谣中伤的报纸……充斥着胡说、粗野、叫骂、亵渎、失德、傲慢、诬陷、谎言、矛盾等等，都是为了挑起争吵，分裂人心，为了污染腐蚀新英格兰人民的心灵和举止”。我们现在知道，马瑟和支持接种疫苗的人是对的，持反对意见的医生们错了。1721年波士顿的10500 居民中，约6000人得了天花，死了900人，死亡率为15%。相比之下，在做了接种疫苗的286 人中，死亡率只有2%。

当局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詹姆斯·富兰克林因第二年发表了下面这段看似无害的文字而惹了麻烦：“我们从波士顿听说，马萨诸塞政府正在装备一条船，由彼得·帕皮永（Peter Papillon）船长指挥去追击海盗，据说如果风向和天气条件允许的话，他将于本月起航。”这条讽刺性报道的含意是，当局并不真正决心打击新英格兰沿岸的海盗。结果詹姆斯被监禁了三个星期，直到他道歉为止。在此期间，本杰明代替哥哥主持《新英格兰新闻报》。

再下一年，詹姆斯又触犯了当局，这次是因为发表了一封侮辱教士的信。当局告诉他，他若想继续出版报纸，就必须和波士顿的其他报纸一样，事先把每期的内容都呈请批准。但詹姆斯在这项决定中发现了一个漏洞：决定没有说别人不能未经批准出版报纸，于是他把出版人的名字改为本杰明，自己躲了起来。后来，本杰明回忆说：“在我哥哥藏匿期间，我管着报纸，大胆地刺了当官的几下。”这个闹剧一直延续到1723年末，富兰克林兄弟各奔前程的时候。两年后，《新英格兰新闻报》关门结业。它关于接种疫苗的立场是错误的，但它率先利用报纸进行论战和宣传，并开创了更引人入胜、更有文学气息的文风。最重要的是，它为别的报纸，如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每周公报》（New-England Weely Gazett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做出了表率，激励它们也拒绝在出版前向当局申请批准，并敢于批评殖民地当局。到1730年，一切执行出版许可制度的企图都无疾而终，给予殖民地总督的授权对此也不再提及。

然而，如果印刷商、小册子作者和作家出版的作品触犯了当局，还是会遭到起诉，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就是例子。他是印刷商，1733年有人出钱让他开办一份新报纸——《纽约周报》（New-York Weekly Journal）——来揭露纽约的新总督威廉·考斯比（William Cosby）的滥权行为。考斯比的劣迹包括选举造假，给和他要好的朋友发放丰厚的退休金，要求在他尚未自欧洲抵达的那段时间内代理事务的官员把薪俸给他一半。抵制他的首席法官被他解职。考斯比认为，只要手中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过去任梅诺卡（Minorca）岛的总督时，曾非法扣留了一艘葡萄牙船只，企图把船上的货物据为己有。曾格的报纸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日益激烈的读者来信，批评考斯比的所作所为，指控他威胁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滥用职权。考斯比找不到这些攻击他的来信的作者，就下令逮捕了曾格。曾格拒绝说出写信者的名字，结果被关了八个月，然后因煽动诽谤罪送交审判。

曾格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是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律师，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可能就是富兰克林请他为曾格辩护的。汉密尔顿的辩护策略出人意表。根据英国的法律，真实性不能用来为诽谤罪辩护，所以读者来信中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属实完全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曾格到底有没有印刷那些信件。汉密尔顿一开始就承认曾格确实印了，似乎是认罪了，但他接下来说，是法律本身不合理，并请陪审团的成员自己评判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准确，宣称：“除非那些指控是诽谤，是虚假不实、造谣污蔑、煽风点火，否则我们就是无罪的。”陪审团认同汉密尔顿的辩词，宣布曾格无罪；这使所有人惊异不已，气得考斯比七窍生烟，轰动了北美的各个殖民地。此案表明，陪审团不愿意因煽动诽谤给人定罪，这就去除了殖民地总督控制出版的最后一招。作者和出版商终于可以自由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东西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此中助了一臂之力，先是《新英格兰新闻报》率先不经许可即行印刷，然后是（也许）请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他后来为新闻在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传播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1737年，他得到了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的机会。前任是费城另一家和他竞争的报纸的编辑，那个编辑担任邮政局局长时管理不善，还不准邮递员递送富兰克林的报纸。“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发现它有很大的好处，虽然薪水不多，但它便利通邮，这会使我的报纸办得更好。”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成果斐然，使他在1753年被晋升为北美邮政总局副局长。他在这个职位上重新安排了邮递路线，精简了工作程序，因此而提高了邮政服务的可靠性和频繁度。从纽约到费城的邮递次数从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三次，邮局还首次实现了盈利。同样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允许报纸通过邮递在各殖民地内部和彼此之间自由流通，正式确定了各城镇的报纸转印重要的报道和信件的做法。富兰克林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公报》的出版商和印刷商，鼓励各种方式的新闻流通自然符合他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信件、小册子和报纸的流通也促进了北美殖民地新兴的信息生态系统的活力、生机和整体性。到18世纪60年代，邮政服务已发展为一个强大、开放的社会平台，用以探讨观点、宣传思想、交换意见。当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开始解体、邮政这个媒体系统本身受到课税的威胁时，它的力量和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