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奥尔登堡已成为您的朋友！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奥尔登堡声称，自己在外国“有幸认识许多聪明的朋友”，意思是说他与欧洲许多顶级科学家经常通信。奥尔登堡单枪匹马，成了科学新闻的情报交流中心。这样，奥尔登堡使无法出席学会会议的人得以远程参加学会的讨论。通过印刷期刊来汇报皇家学会最近的讨论和奥尔登堡通过信件了解到的科学方面的其他消息，有几方面的好处。

咖啡馆不是17世纪中叶出现的唯一进行学术讨论的新平台，还有一个同样鼓励讨论和合作的新场所，不过讨论和合作是远距离进行的；这个新场所是科学期刊。这方面的关键人物是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他和其他几个人做“情报员”，撰写大量信件，利用广泛的社交关系网把17世纪的欧洲科学家联结在信息分享的网络中。奥尔登堡声称，自己在外国“有幸认识许多聪明的朋友”，意思是说他与欧洲许多顶级科学家经常通信。他生在德意志，有几年的时间在欧洲四处旅行，以当家庭教师为生，其间接触到很多人。后来，他定居在伦敦，自皇家学会成立伊始就参与了学会的活动。他有几十个通信人，包括发现了土星光环、发明了钟摆的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因编制了月面图而闻名的波兰天文学家约翰内斯·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著名的荷兰哲学家贝尼迪克塔斯·德·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还有住在牛津、靠奥尔登堡通报伦敦科学界最新发展的罗伯特·玻意耳。

奥尔登堡单枪匹马，成了科学新闻的情报交流中心。他把通信人寄来、载有值得注意的新内容的论文和信件提交给皇家学会，在会上宣读，再写回信给通信人，简要报告伦敦和全欧洲最近发生的事情。1664年奥尔登堡写给玻意耳的一封信可作为典型，信中总结了皇家学会一次会议的情况，说会上宣读了沃尔特·波普博士从意大利写来的描述特大风暴的信；制定了计划，要在圣保罗大教堂建造一个巨大的钟摆；还讨论了煤矿矿井中有毒气体的性质。这样，奥尔登堡使无法出席学会会议的人得以远程参加学会的讨论。奥尔登堡和其他早期的“情报员”，例如英国的塞缪尔·哈特立伯（Samuel Hartlib）以及法国的尼古拉-克洛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和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通过收集和再分配信息，使他们网络中的关系人得以在称为“无形的学院”的非正式组织中共同工作。

但这意味着一切都要用手写。1662年，奥尔登堡的一位通信人写信给他说：“我一直纳闷你为什么从来不屑印刷你的通信，那是最近新出现的方便办法。”既然印刷的新闻可以作为信件寄出，而不必费劲手写一条条新闻，科学通信何不也如法炮制呢？巴黎的另一位通信人提供了进一步的启发，他写信告诉奥尔登堡说，有计划要出版一份印刷期刊，介绍“欧洲在哲学和政治知识方面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书评、著名人物的讣告、图书馆和大学的消息、对科学新发明和艺术新成就的介绍，以及值得注意的法律裁决。因为奥尔登堡人脉极广，所以他请奥尔登担任这份新期刊在英国的记者，为它撰稿。这份志向大得惊人的出版物是《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1665年1 月初版。奥尔登堡受到了启发，决意也办一份类似的期刊，但只集中于报道科学工作。他对一位通信人解释说，他的目的是“告诉好奇的人们在知识和哲学界发生的事情”。

通过印刷期刊来汇报皇家学会最近的讨论和奥尔登堡通过信件了解到的科学方面的其他消息，有几方面的好处。一个好处是，奥尔登堡可以更高效地向伦敦以外的人传播最新的科学动向。和几十位科学家保持联系，给他们写详尽无遗的信，这些事情使奥尔登堡不堪重负；若是把他对会议的总结以及信件和论文全文印刷出来，像新闻那样更加广泛地传播，那就简单多了。确实，英国内战后，印刷材料在英国仍然背着粗鄙而不可靠的名声，但皇家学会有王室的授权，信誉非同一般。无法出席皇家学会会议的人将能读到会议的情况，在其他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研究，然后提交他们自己的论文在会上宣读，并在期刊上发表。新期刊既扩大了接受皇家学会通信的人群，还为学会的活动，因而也为科学知识的进步，提供了永久性的记录。

至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期刊的渠道进行讨论的人们看来，这本期刊是一个中立的公共论坛，供科学家抢先宣布自己的工作。正如奥尔登堡在给玻意耳的一封信中说的：“对首个实验者的嫉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自告奋勇，愿意登记下您，或任何人，通报的新成果。”撰写大部头的科学著作令人尊敬，但在印刷的小册子里公布某项新发现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自己是第一发现者却被视为粗俗和自夸。然而，写信给皇家学会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在学会的期刊上发表，这是一种比较合适、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确保消息传达给大量受众，而且比给许多人单独写信效率高得多。因为期刊要有学会的许可，所以奥尔登堡请学会的理事会审查每一期的内容，这是“同行审查”做法的起源。它意味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学会的明确认可。期刊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提醒读者出版了哪些新书，并提供总结和书评。以文献目录、内容总结、书评等方式提供关于书籍的信息，这种做法（和在诗文杂集或摘记簿中记下有用的只言片语一样）是知识人士发展起来的一种手段，用来应付印刷造成的信息超量。

奥尔登堡的期刊叫作《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第一期出版于1665年3 月。从内容来看，它通信网络的前身清晰可见，因为大多是来信或对多位作者来信的总结，另外还有重大的科学发现（胡克发现了木星上的大红斑）以及新闻上的常见消息（汉普郡出生了一头怪物牛犊）。奥尔登堡写了一篇简短的导言，说他认为“应当用印刷这个最合适的手段来满足”希望跟上最新科学发展的人们。这将确保可以“邀请并鼓励痴迷于并精通这类学问的人士去搜寻、尝试和发现新事物，把他们的知识传与他人，并对于增加人对自然的了解，改善一切哲学艺术和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一期还刊载了对玻意耳的新书《热与冷的实验》（An Experimental History of Cold）的概述和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的讣告，其中列举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及其内容简介。

此后，这份刊物每月出版。每刊印大约1250 份；其中奥尔登堡拿50 份寄给他的各个通信人，余下的分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书店出售。虽然《哲学学报》是在皇家学会的批准下出版的，但允许总是手头拮据的奥尔登堡把它作为私人的商业活动来经营。奥尔登堡希望自己因此能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新刊物才出了5 期，就因1665年7月伦敦爆发的瘟疫而耽搁了印刷和分销。第二年的伦敦大火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尚未出售的刊物和许多书籍为了保险都存在圣保罗大教堂，随着大教堂的烧毁而葬身火海。奥尔登堡还因定价和分销的问题与印刷商无休无止地扯皮，为使刊物能继续出版，多次被迫减少他在销售收入中应得的份额。

到1667年，情况更是不妙。奥尔登堡因被怀疑是间谍而遭到监禁。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日记中写到，奥尔登堡“因为写信向一位经常与他探讨哲学问题的法国学者报告新闻而被关进伦敦塔”。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在所谓的“遗产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但科学家认为自己超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琐屑争吵之上，奥尔登堡获得了和欧洲的科学家保持通信的特许，条件是他同意让政府官员截留并检查从欧洲给他寄来的信件，然后再交给他。显然，奥尔登堡没有意识到，他向欧洲寄出的信件也在截留范围之内。他在一封信中批评了政府同荷兰共和国的战争，随即被投入伦敦塔，为的是教训他不得滥用他的特权。他被关押了两个月后获释，乖乖地学到了教训。(www.chuimin.cn)

尽管困难重重，但奥尔登堡坚持了《哲学学报》的出版。它并未如奥尔登堡所愿，能带来滚滚财源，反而让他忙得更加精疲力竭。但是，《哲学学报》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法国的《学者杂志》原来雄心勃勃，计划要包括知识人士感兴趣的一切内容，但很快即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抱负，按照奥尔登堡办刊物的路子变成了一份科学期刊。奥尔登堡向国外宣传《哲学学报》，提高了皇家学会的国际声望和权威，使外国的科学家愿意提交论文在《哲学学报》上发表，到伦敦旅行的知识人士也以一访皇家学会为快。1668年3月，奥尔登堡写信给玻意耳说：“学会在国外享有极高的声望，访客纷至沓来；自从今年3 月以来，我已经接待了二三十位外国来访者。”至此，奥尔登堡的财务更加吃紧，到1669年，皇家学会决定给之前一直义务做秘书的他支付薪水。

作为讨论问题的场所，科学期刊不如咖啡馆或学会会议那么快速直接。但虽然它在速度方面有所欠缺，它涵盖的地理范围却大得多。不过这造成了一个新问题：怎么才能确定从遥远的外国寄来论文的科学家值得信任？或他的研究成果不是编造出来的？由于皇家学会无法对通信人作面对面的询问，所以要求新的通信人得到学会知道并信任的人的担保。通过这样的办法，学会可凭个人推荐一环一环地扩大它的网络。比如，1673年，奥尔登堡在荷兰的一位关系人赖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写信向学会介绍了使用显微镜的先驱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信中附上了列文虎克关于他的观察的第一份书面报告。这封信和附上的报告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学会会员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个不知名的业余研究者的情况，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父亲康斯坦丁（Constantijn），请他去拜访列文虎克，对他的工作和性格作出评价。尽管英国又和荷兰共和国打起了仗，但老惠更斯还是去了，并很快回了信，说列文虎克是一位辛勤努力的研究者。然后，列文虎克就被邀请成为皇家学会的正式通信人，他后来一直把自己的研究发现送给《哲学学报》发表，直到他于1723年逝世。

同样，1682年，在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工作的荷兰医生威廉·坦恩·赖恩（Willem Ten Rhijne）写信给皇家学会，就痛风病的治疗提出了一些看法，还介绍了日本人对针灸的使用。学会成员想就此了解更多的情况，但首先需要确定坦恩·赖恩是可以信任的。赖恩早想到了这一点，在信中建议学会去找他的朋友约安内斯·格勒内费尔特（Joannes Groenevelt），他是位住在伦敦的荷兰医生。学会的两个会员于是去拜访了格勒内费尔特，一周后向学会报告说，坦恩·赖恩在东印度群岛居于很高的医官职位，曾是学会所熟悉的化学家弗朗西斯库斯·西尔维斯（Franciscus Sylvius）的得意门生。这下学会放心了，于是把坦恩·赖恩加进了联系人网络中，并开始在《哲学学报》上发表他的研究发现。

奥尔登堡继续出版《哲学学报》，直至他1677年去世，一共出版了136期月刊。他逝世两年后，胡克努力争取使他自己办的期刊被承认为皇家学会的官方刊物，致使《哲学学报》的出版一度中止。但胡克的期刊失败了，于是《哲学学报》在1683年复刊，之后再没有停过。（皇家学会于1753年正式接管了《哲学学报》。）《哲学学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学会会议上的讨论反而不如在《哲学学报》上的讨论重要。奥尔登堡不比牛顿、胡克和哈雷，他的名字今天鲜为人知。他本人不是科学家，但他创办了第一份现代科学刊物，创立了国际科学合作的平台，确定了至今仍在沿用的模式；因此，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科学刊物是对咖啡馆那种海阔天空、随意交谈的气氛的提纯，把咖啡馆里的交谈格式化了，使其通过出版和邮寄越过国界，创立了科学家的一个虚拟群体。18世纪晚期，咖啡馆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家中喝茶喝咖啡而开始衰落。一些咖啡馆变成了私人俱乐部；其他的改为酒馆，或索性关门大吉。

不过近年来，咖啡馆那种生气勃勃、随意率性的精神又重新出现，悸动于互联网论坛的讨论中和社交媒体的平台上。这些场所像它们之前的咖啡馆一样，为辩论和探讨提供了自由开放的空间，但在有些政府看来，在遭受网上的批评或谩骂的人的眼中，也许自由开放得太过了。还有一点也和咖啡馆一样：互联网论坛最初是为学术界服务的。在瑞士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91年创建万维网的时候，目的是要改善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像咖啡馆一样，原来由科学家占据的社交空间证明它的吸引力广泛得多，由于社交媒体使得不同思想得以多次交汇混合，这个空间成了技术和商业创新的熔炉。

亨利·奥尔登堡已成为您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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