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国王对议会报告的传播熟视无睹。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一份叙述,一个新闻信札写家雇用了5 个抄写员,每人每星期二抄写16 封信,每星期四抄写13 封信,每星期六抄写15 封信,以满足100 多个订户的不同需求。订购新闻信札十分昂贵,这也许是政府没有试图控制它们的原因。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新闻信札的手稿供人购买。有时,新闻信札的写家利用收信人之间的社交联系作为传播手段。......
2023-11-19
17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的一项发明改变了西欧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环境,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在愉快的气氛中阅读并讨论各种不同的问题。对这种新的社交场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有些人担心,在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信息丰富的环境里,各种琐碎的信息、流言蜚语和虚假不实之词源源不断,令人听之成瘾,使人无法集中精力做更有效益的事。然而,另外一些人衷心赞成这个人人平等的新的知识空间——咖啡馆——并认为它“有益健康,培养节制,所费不多,教人礼貌,还激励聪明才智”。咖啡于15世纪末开始在阿拉伯世界流行,公元1600年左右流入欧洲,那是欧洲首次接触含咖啡因的饮料。它先是得到欧洲的植物学家和医生的青睐,但由于它能提神醒脑,很快为整个社会所欢迎。与咖啡豆同时而来的还有咖啡馆的习俗,咖啡馆在阿拉伯世界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和消息来源地。160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威廉·比杜尔夫(William Biddulph)注意到:“他们的咖啡馆比英国的啤酒馆还多……有什么新闻都在那里谈论。”欧洲的第一批咖啡馆于17世纪40年代在威尼斯开业,英国是50年代,荷兰是60年代。在欧洲,特别是清教徒的英格兰,咖啡馆很受欢迎,被认为比小酒馆更体面。咖啡馆不供应麻醉头脑的酒精,而是出售使头脑清醒的咖啡。小酒馆通常光线暗淡,里面有时还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咖啡馆却灯光明亮,陈设着书架、镜子、镀金框的油画和高质量的桌椅。喝咖啡被认为是有品位,乐于接受新思想。1672年,一位小册子作者说,咖啡“名气如此之大……不是绅士的人才不喝它呢”。咖啡迅速成为科学家、知识分子、商人以及职员钟爱的饮品。咖啡馆也成了信息交流的中心,在那里可以读到并讨论最新出版的小册子、单张新闻纸、公报和新闻信札。1667年一首流行的韵体诗题为“来自咖啡馆的消息”(News from the Coffee-House ),是这样说的:
你们喜欢风趣和嬉笑的人,你们渴望听到消息的人,
来自四面八方的荷兰人、丹麦人,还有土耳其人和犹太人,
我让你们去一个聚会地,那里能听到最新的东西:
去咖啡馆吧——此言绝对无虚……
全世界从国王到老鼠,任谁做了什么事,
不分日夜都能在咖啡馆里听到消息。
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伦敦接受咖啡馆最快也最热情。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由帕斯夸·罗塞(Pasqua Rosée)在1652年开办,他是亚美尼亚人,曾给一位英国商人做过仆人,在中东旅行期间喜欢上了咖啡。他的咖啡馆一炮而红,引得当地的酒馆主人向市长大人提出抗议,说罗塞无权和他们抢生意,因为他不是伦敦的自由民。最终,罗塞被迫离开英国,但咖啡馆这个主意扎下了根。到1663年,伦敦已经有了83 家咖啡馆。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许多咖啡馆,但又建起了更多。到17世纪末,光是伦敦就有约550 家咖啡馆。有感于土星每绕太阳一圈需要27年的时间,一位小册子作者在1675年写道:“自从我们初识咖啡馆以来,土星尚未完成轨道上的一圈行程,但咖啡馆已经枝繁叶茂,不仅在我们的城市里,而且在大学,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城市和大镇里都为数众多,这不能不令人惊叹。”法国的情况也一样。自从巴黎的第一家咖啡馆“普罗科佩咖啡馆”于1686年开门以后,巴黎咖啡馆的数目迅速扩大,1720年达到了380 家,1750年是600 家,1800年达到800 家。
大城市的不同咖啡馆通常根据所在地的主要活动专门讨论不同的题目。在伦敦,圣詹姆斯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周边的咖啡馆是政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咖啡馆的顾客则以教士和神学家为主。同时,文学界人士在科文特加登的威尔咖啡馆聚集,在那里,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他圈子里的同行对最新的诗作和剧作进行审评。皇家交易所周围的咖啡馆则挤满了生意人,他们定时在某个咖啡馆出现,以便生意伙伴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他们用咖啡馆作办公室、会议室和交易地点。在交易所路的乔纳森咖啡馆,顾客根据墙上张贴的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表从事买卖。商人和船主在劳埃德咖啡馆碰头。法庭巷的曼咖啡馆出售书籍,伦敦咖啡馆搞拍卖。医生上巴斯东咖啡馆,科学家去希腊咖啡馆,律师则群集乔治咖啡馆。同样,在巴黎,诗人的聚会地是普罗科佩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知识界人士去布雷咖啡馆,演员喜欢英国咖啡馆,音乐家通常去亚历山大咖啡馆,军官则集中于西班牙军械咖啡馆。盲人咖啡馆同时也是妓院。(www.chuimin.cn)
有些人是多家咖啡馆的主顾,选择去哪家要看他们的兴趣。比如,一位商人也许每天在金融人士常去的咖啡馆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去一家专谈波罗的海或西印度或东印度船运的咖啡馆。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涉猎极广,要知道他对多少题目感兴趣,一个办法是看他的日记;他自己在日记里说,17世纪70年代他光顾了伦敦大约60 家咖啡馆。有些咖啡馆与特定的题目联系得密不可分,1709年在伦敦创刊的《闲谈者》(Tatler)杂志甚至用咖啡馆的名字作主题文章的标题。《闲谈者》的创刊号宣布:
所有关于骑士风度、消遣、娱乐的报道都置于题为“怀特的巧克力馆的文章”下,诗歌属于题为“威尔咖啡馆的文章”,学问在希腊咖啡馆题下,圣詹姆斯咖啡馆文中可找到国外和国内的新闻。
无论涉及什么题目,在咖啡馆主要做的事都是分享和讨论新闻和各种观点,有口头表达的,有手写的,也有印刷品;咖啡馆的顾客除了喝咖啡、吸烟,还想了解吸收信息。客人一踏入咖啡馆,就会有人透过浓厚的烟雾招呼道:“有什么消息吗?”然后客人就走到一张堆满各种纸张的大桌子旁寻找空位坐下。据1682年一位作者的介绍,进到咖啡馆里面,会看到“一张巨大的桌子,放满了烟斗和小册子”。咖啡馆订有期刊并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有的咖啡馆还有外国日报和公报,或订有手抄的新闻信札。1707年的一份叙述说:“咖啡馆特别适宜随意聊天和悠闲地阅读各种新闻出版物、议会开会时投票的情况、每周一次的刊物以及任何其他刊物。”
客人在桌旁坐下后,付一便士买一浅杯咖啡,那种杯子也叫碟子;接下来就阅读或者和别的顾客讨论最新的消息和小册子,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有时,一个顾客会大声朗读一篇文章,中间不时停下来作出说明或与人讨论。咖啡馆的气氛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一套印刷而成的咖啡馆规则规定:“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都不必为地位高的人让座。”17世纪的一首韵体诗解释说:“绅士贵族,贩夫走卒,都一律欢迎;大家共坐一处,人人高兴。”讽刺作家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写道,卖咖啡的“不承认人有高低贵贱,绅士、工匠、贵族和流氓混在一起,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这里是纯粹交换信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畅所欲言,对各种思想反复斟酌,根据其是否合乎道理或被人接受吸收,或予以摒弃。
咖啡馆及其言论自由的习俗如此大受欢迎,查理二世甚至担心它们会成为阴谋造反的中心,1675年曾企图予以取缔。一份皇家宣言宣布,咖啡馆造成了“至为邪恶危险的结果……因为在咖啡馆中……编造并传播各种恶毒的污蔑不实之词,中伤陛下的政府,扰乱王国的和平安宁”。宣言一发表,舆论立即大哗,因为此时咖啡馆已经成了伦敦商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角色。咖啡店主由托马斯·加拉韦(Thomas Garraway)领头,组织了请愿团进行抗议。财政大臣也站在他们一边,他提请国王注意,咖啡馆出售咖啡、茶和巧克力,给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国王的一些顾问也对这一禁令是否合法提出了疑问。于是国王很快收回了成命。1675年12 月29 日发表的宣言到1676年1 月8 日就撤回了。作为替代,宣布说如果咖啡馆店主付500 英镑,宣誓忠于国王,尽力“防止并阻碍一切污蔑政府或大臣的报纸、书籍或诽谤材料进入店中,或在店内朗读、浏览或传播”,他就可以继续开业6 个月。不过,500 英镑的费用和6 个月的时限这两项要求很快也撤销了,也不再不切实际地要求店主审查顾客在店里看到的材料的内容,大家一切照旧。咖啡馆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管控,捍卫了自己作为自由谈话和交流思想的场所的宝贵地位。
这些有咖啡因提神的中心增加了信息在社会中流传的速度和效率。咖啡馆给当时混乱的媒体环境带来了秩序,它们按题目分拣资料,使人更容易找到具体类型的信息,以及与之讨论某类信息的人。用现代的用语说,小册子和人都变得更“容易发现”。咖啡馆给过去传输信息的无形的社交网络赋予了实体的形状,使人更容易与其建立联系。比如,谁若想知道伦敦的科学家在谈论什么,走进希腊咖啡馆就能听到。咖啡馆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混在一起,使思想得以跨越英国阶级制度的界限,像作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就称赞“咖啡馆的现代优势……过去人们除了自己的亲戚或圈子内的人,不知如何结交新相识”。谁写了新诗或新的小册子,只需把副本留在咖啡馆,就一定有人看。各类小册子作者,包括有名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都从咖啡馆的讨论中汲取了丰富的材料,用于他们机智聪敏的讽刺作品。咖啡馆不仅是读新作的场所,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写新作的地方。1695年新闻管制彻底垮台后,出现了一批新期刊,包括奈德·沃德(Ned Ward)的《伦敦百态》(London Spy)、笛福的《评论》(Review)、斯威夫特的《考察家》(Examiner)、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的《闲谈者》,以及斯梯尔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合办的《旁观者》(Spectator)。有些咖啡馆甚至发行自己专门的新闻信札,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伦敦一家咖啡馆内部,人们在里面阅读、讨论,(有时)还写小册子。(藏于玛丽·埃文斯图像图书馆)
1680年建立了伦敦便士邮政制度后,咖啡馆经常被人用作通信地址,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信息流动。当时,门牌号码尚未实行,咖啡馆又已经确立为信息中心,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收发信件的地方。关于18世纪初的一段叙述描述了这一制度的运作:“城里有近500家店铺和咖啡馆接受准备寄出的信件和包裹,邮差各有固定的路线,从各家店铺和咖啡馆里收集信和包裹,送往邮局。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大部分地方,邮差每小时巡回一次,在最远的地方,每两小时一次。伦敦附近的镇子邮差一天去两次,再远的地方只去一次。”咖啡馆的常客每天会去一两次,喝一杯咖啡,听听最新的消息,查看有没有给自己的信。咖啡馆里新闻、信息和流言川流不息,不知什么时候就有新消息,自然成为分享信息的诱人的社交平台。
有关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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