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1年英国大爆炸：政治变革的起点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640年，查理万般不情愿地重新召开议会会议，但议会拒绝为查理提供出兵的费用，尽管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了英格兰北部。1641年7 月，议会通过法令，要求废除星室法庭，国王无奈之下只得批准。此图为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时查理一世发表的一份小册子，里面对议会发表的另一份小册子作了回应。1642年，伦敦涌现了一大批新闻周刊，1643年，官方的皇家新闻书《宫廷信使报》在查理的大本营牛津创刊。1640年到1660年，出版物总数约为4 万种。

查理一世从1629年到1640年间撇开议会，自己治国。他的支持者称这段时期为“国王亲政”，他的敌人则叫它是“十一年暴政”。查理想出了种种聪明的办法来自己筹措资金，不求议会帮忙，比如，他重新起用了一项早已被遗忘的法律，要求富有的地主出席国王的加冕礼；查理一世起用此项法律时他的加冕礼已经过去了四年，但他以该法律为由，对那些当时没有出席的人课以罚款。这一措施以及其他的税收措施虽然不得人心，不过查理因此可以不必仰议会的鼻息，他只要不花钱打仗，靠通过此类措施收上来的资金就可以凑合度日。但是，1637年，他和受人痛恨的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企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强制实行宗教的统一，此举铸成大错，激起了苏格兰的叛乱。1640年，查理万般不情愿地重新召开议会会议，但议会拒绝为查理提供出兵的费用，尽管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了英格兰北部。议会还弹劾并监禁了查理的两位亲密的谋臣，斯特拉福德（Strafford）伯爵和劳德大主教，此事彰显了国王力量的弱小。1641年7 月，议会通过法令，要求废除星室法庭，国王无奈之下只得批准。此举大大削弱了国王个人的权力。由于劳德被关进了伦敦塔，星室法庭又遭废除，管控新闻的机制倏然消失，而此时正值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造成对新闻的巨大需求之际。结果是新闻的大爆炸。

政治和讽刺性的小册子开始从伦敦的印刷厂中喷涌而出。印刷商第一次敢于出版过去只以手稿形式流传的演讲词。到1641年11 月中旬，议会开始担心，认为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限制这种毫无约束的出版”。议会废除星室法庭本来只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但此举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作用是去除了对新闻的管控。随着议会和国王的分歧日益加大，议员们认为，把自己对国王的不满公布于众对自己有好处。议员的不满归总为《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里面列举了204 条对国王统治方法的抗议；议会先是同意把《大抗议书》以手稿形式散发，后来又同意印刷出版。与此同时，在议会的非正式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的默许下，《议会每日记事或辩论题目》（Diurnall Occurrences or Heads of the Proceedings）也可以印刷出版了；那是对议会议事过程的详尽笔录，自17世纪40年代开始每周汇编并以手稿形式流传。从1641年11月末开始，这份政治大事录有了印刷版，每周发行，总结议会前一周的工作。这些称为“新闻书”的出版物是报告国内政治新闻的头一份。经过几十年的禁止、阻挠，政治活动突然可以公开进行、公开讨论了。

此图为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时查理一世发表的一份小册子，里面对议会发表的另一份小册子作了回应。（藏于伦敦图书馆）

这一点在1642年初国王和议会之间的信件往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信件采取小册子的形式；双方都努力争取舆论的支持，说明他们都承认舆论的重要性，舆论的力量因此而得到加强。《大抗议书》的出版促使国王发表了一本题为“陛下对请愿的回答”（His Majesties Answer to the Petition）的小册子作为回应，当时国王已经离开伦敦去了北方。在小册子中，查理对《大抗议书》的印刷版已经流传到外地表示惊讶，并对《大抗议书》的内容作了回答。双方就这么一来一回了好几个月。议会的声明在伦敦印刷，国王的回应则是在约克郡印刷，两者在其他地方再得到翻印。这是一场当众进行的对话，国王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标题是“陛下对议会两院的宣言（也供所有热爱他的子民考虑），回应1642年3月9 日在纽马克特向他提交的呈文”。不过国王也表示，他只是出于无奈才进行这样的公开对话的：“一反往日之传统，所有印刷机一起开动，任意惑众，朕现利用一切合法之手段发表正义而必要之回答，无疑仅为小小之例外。”换言之，查理之所以当众发表他的立场，只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比起世纪初对政治文件的严密控制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辩论的公开意味着其他人也能参与其中。支持议会的一位出庭律师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写了几本影响广泛的小册子评论国王的回答，其中一本的标题是“对陛下最新的回答和表述的几点意见”（1642年）。帕克的小册子引起了他人的回应，然后帕克又对那些回应作出回应。这样的交流最终产生了议会于1642年6月提出的《十九条建议》（Nineteen Propositions），建议在议会和国王之间重新分配权力，让议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查理断然拒绝，英国内战就此爆发。

那场冲突既是战场上的争斗，也是媒体上的较量。17世纪60年代记录当时事件的理查德·阿特金斯（Richard Atkyns）叹息道，新闻管制崩溃后，印刷商“使国家充斥各种书籍，给民众的头脑灌输互相冲突的思想，这些纸弹成了和子弹同样危险的东西”。国王和议会的支持者都利用无人管制的媒体环境为自己的行为辩白，攻击对方，争取舆论的支持。1642年，伦敦涌现了一大批新闻周刊，1643年，官方的皇家新闻书《宫廷信使报》（Mercurius）在查理的大本营牛津创刊。议会马上回击，创办了《英国信使报》（Mercurius Britannicus ）。和这些新闻书一道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宣言、小册子、书籍、叙事诗、单张印刷品等，发表各种宣传、消息、编造、分析和评论。

17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每年平均出版624 种出版物，但到了164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2000 多种，1642年更是达到4000 种以上。1640年到1660年，出版物总数约为4 万种。假设每种书的平均印量是1000 册，这就等于每年印出4000 万册，而那时英国大约才有500 万人口。印刷品如此大量的涌现使路德的运动都相形见绌。自从路德以后，欧洲发生的其他危机也催生过小册子的成批出现，但数量较少。比如，在1566年到1584年的荷兰叛乱期间，出现了大约600 种政治小册子，1614年到1617年间的法国政治动乱产生了约1200 种小册子。对于英国发生的重大转折，当时伦敦的一位书商乔治·托马森（George Thomason）知道得最清楚。他自1641年起开始收集印刷品，到1662年，他已经收集了2.2万多册，相当于前20年所知印刷品的一半以上。今天，他的收藏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为17世纪40年代的媒体大爆炸提供了宝贵的记录。(www.chuimin.cn)

出版自由既增加了出版物的数量，也增加了它们的种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体裁、新声音和对印刷品的新应用，它们建立在前60年的发明创造的基础之上，回过头去看，可以说是始于16世纪80年代马普莱雷特的小册子在文体和内容方面的巧妙发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散文写作中正式的、西塞罗式的文体逐渐让位于更口语化、更通俗的体裁。新闻、历史和作者的意见随意地混在一起，以各种格式呈现给读者。小册子作者找到了对无名的受众发表意见的有效办法：尽力设想对自己观点的反对意见，在小册子中对这些可能的反对意见事先作出回应。最令人注目的是，17世纪40年代的小册子存在于一个相互联结的网络之中，彼此经常互相提及、引用或呼应，与今天的博客非常相似。一本小册子的切入点经常是回应、补充、批评或赞扬另一本小册子。比如，164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国王的12个决定：痛斥对三本小册子的反驳，该反驳假借维护议会的荣誉为查洛纳先生的演说辩护（该演说题为‘公开的演说’，为它的辩护毫无道理）”。这本小册子回应的是某个对三本小册子的回应，而那三本小册子本身又是对某篇演讲的批评，这么看来，这本小册子和所涉的问题隔了四层。小册子封面上的冗长标题使在书摊浏览的读者得以了解多位作者之间讨论的脉络，并把新出的小册子和他们过去读过的联系起来。

小册子之间彼此交锋或提及的方法多种多样。一种形式是信件，这是古代抄写人使用的格式的逻辑演变，也适用于叙事或争论，可以写给（或假装写给）某个具体的收信人。这样的信式小册子采用这类的标题：“从当地的一位绅士写给他伦敦朋友的信中发现的军队的意图”，或“城里的一位绅士写给在乡下的朋友的信”。信式小册子开篇通常假装回答先前其实并不存在的来信，别人对这类小册子的回应也可能采用相同的信件格式。一种较为直接的对抗性的办法是用斜体字或以括号的方式引用对手写的小册子中的大段文字，对引文逐段予以反驳，这一手法在现代的博主手中得到了重新起用。对于引文的进一步评论也可能写在书页的旁边。比如，1645年劳德大主教被处决时，《英国信使报》翻印了他在断头台上的演讲，旁边附有仔细的分析。劳德那篇临刑前演讲也印了许多版本的单行本。有选择性地引用某篇文章的内容可以影响读者对该文章的解读，也是一种给对方拆台的商业手段，使读者不必去买对手写的小册子原文。然而，这个办法也可能无意中传播、推广了对手的论点，尤其是当自己的反驳不能服人的时候。

别的回应办法包括：把所回应的文章全文印出，在后面作出回应；印出要回应的文章，中间以斜体字加入批评，如同不停地打断一个人的讲话；印出对手文章中的某些段落，再把它们和那个对手自己说过但意思相反的话列在一起，以突出该人自相矛盾。还有一种办法是印出某篇演讲或某本小册子的节选，后面以二人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其中的对与错，或借他们的口发表长篇大论；人物可以是真人，也可以是像“和平”、“真理”这类的虚构人物。164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当年因叛国罪被处决的托马斯·本斯特德（Thomas Bensted）的头（挂在杆子上）和另一个没有身子的头讨论政局。这种“戏耍型小册子”集新闻和讽刺于一身，用途特别广泛。

五花八门的新声音和新格式使人茫然无绪，很难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一位观察家在1641年11 月说：“出版的许多东西说的都不是真的。”另一位作者在1642年抱怨道：“我们每日目击大量夸张煽情的小册子，它们（作为虚惊蛊惑）要么危言耸听，我们一看之下惊骇万分，要么巧舌如簧，骗得我们以为一切平安；我们被这些廉价的货色蒙蔽了双眼，判断事物时无法摆脱偏见这个真理的大敌。”不仅当时的人感到迷惑，将来的读者也会不知所以。僧侣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批评说，小册子“向许多无辜人的脸上泼泥水，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干了但泥巴永远洗不掉……当今的各种小册子（因为没有控制）都可能被作为历史，我们现在所嘲笑的事情，我们的后代却可能信以为真”。约翰·拉什沃思（John Rushworth）在1659年写了一部英国内战史来纠正新闻中的各种不实报道，他说：“人们的想象力比手更忙碌……印出从未发表过的宣言，叙述从未发生过的战役和从未夺取的胜利，散播当事人从未写过的信件……后世的人靠我们时代不加控制随便印出的小册子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历史，这促使我……在事件记忆犹新之时力陈真相，去伪存真。”

对“毁谤和虚妄的小册子”的抗议之声越来越大，一篇论文说它们发表的是“混杂着谎言和诽谤的谣言”。这促使议会在1643年恢复了出版许可制度。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为此大力游说，因为它想重新得到它过去的特权，恢复它在监管新闻方面的作用。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批评“许多人……自作主张在各处设立杂七杂八的私人印刷厂，印刷、出售、发表并散播书籍、小册子和文章”。新作品不再需要主教批准，但必须得到由议会任命的官员的批准，然后才能登记注册，付诸印刷。没有许可证的印刷机被宣布为非法。但是，新规则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因为当时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国家的大片地方在议会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且军事问题比新闻审查更紧急。新闻出版的肆无忌惮继续引得人们怨声连连，无人控制的媒体环境中这场震耳噪音几乎持续了10年之久。

1641年英国大爆炸：政治变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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