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需求饥渴，社交媒体简史

2023-1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国王对议会报告的传播熟视无睹。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一份叙述，一个新闻信札写家雇用了5 个抄写员，每人每星期二抄写16 封信，每星期四抄写13 封信，每星期六抄写15 封信，以满足100 多个订户的不同需求。订购新闻信札十分昂贵，这也许是政府没有试图控制它们的原因。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新闻信札的手稿供人购买。有时，新闻信札的写家利用收信人之间的社交联系作为传播手段。

英国对印刷品的控制不断加紧，部分是由国王和议会之间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促成的。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原来是担心印刷会被用来挑起宗教动乱，后来扩展为对印刷可能用于政治目的这一范围更广的担忧。由于有出版许可规则，一般人无法印刷出版，于是英国的政治新闻开始沿现存的手稿交换网络大量流传，以此来满足人们对非官方新闻的日益增加的渴望。

官方规定，以任何形式向外报告议会开会的情况均属非法，就连议员也只能在议会大厦以及各个委员会中谈论政治。公开讨论政治是绝对不允许的，认为老百姓有资格了解政治消息被嘲为荒唐可笑。然而，实际上，从政的人经常把自己的演讲稿送给朋友和关系人传阅，议会开会的情况也经常被简要地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这样的议会报告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开始流传，到17世纪早期，随着政治紧张的升级大大增多。国王有权截留并审查信件，但很少这样做，因为政治统治阶层，包括为国王出谋划策的枢密院成员，需要了解最新的政治动向。所以国王对议会报告的传播熟视无睹。手抄文件与印刷文件不同，不算公开文件，通常认为它们只在精英阶层流传，而精英是可以放心任其掌握政治消息的。

演讲和议会报告的手稿会作为“单行本”流传，又称“袖珍手稿”。和诗歌一样，它们从一个人手上转到另一个人手上，其间有的人读了手稿后自己也抄下来一份。手稿的交换在各个社交关系网中进行，比如宫廷圈、教士圈、学术界、宗教派别、政治党派等等。有时，政治内容的单行本会批量生产：有些单行本有多达50 份手稿被保留至今，这说明可能雇用了文书或抄写员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抄写多份手稿。17世纪初遗留下来的许多演讲稿文体严谨，措辞精练，不可能是原话的记录。这些演讲稿可能是演讲人自己散播出去的，可能与实际的演讲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演讲）。以手稿形式散播演讲稿是自我宣传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手段，这一点与古罗马时代别无二致。

到公元1600年，又出现了一种了解政治形势的方法，那就是定期出版的新闻稿，又称“新闻信札”，由伦敦的政治消息灵通人士编写，再送给外地的收信人。开辟这一体裁的是人脉极广、身价雄厚的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他为朋友打听、收集伦敦的新闻和流言，然后写信向他们巨细无遗地报告最新的情况。张伯伦的许多信件被留存了下来，并被视为对詹姆斯一世治下伦敦风貌的精辟而客观的描绘。张伯伦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财富，因此不必工作。他写那些信是为了自娱，从不要求别人付钱。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地有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通报人；后来其他写类似信件的人，如约翰·珀里（John Pory）和埃德蒙·罗辛汉（Edmund Rossingham），开始为愿意付钱的顾客提供每周一次的通信服务，价钱是每年5 到20 英镑。这在当时价格不菲（相当于今天的600 到2400 英镑，或约1000 到4000 美元）。一个新闻写家若是有几十个订户，日子就能过得非常舒服了。

那时，收集新闻的最好场所是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人们每天在那里碰头，交换新闻和流言。1692年发表的一份对这种“保罗行”的描述是这样说的：“里面的噪音如同蜂群，是一种奇怪的嗡嗡声，杂以不断走动的靴子声或脚步声；那是一种低沉的吼叫，大声的耳语。这里是一切谈话的场所，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地方。”在教堂里干这种事似乎有些奇怪，但圣保罗大教堂自从1561年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尖顶后就一直失修，人们尽管仍然用它做教堂，但也把它当作市场和聚会的场所。教堂管理方多次试图阻止人们为了非宗教的目的使用教堂，均告失败。圣保罗大教堂还是伦敦书籍买卖的中心，院子里设有许多书摊，附近有许多书店，出售新闻叙事诗、书籍和小册子。这些材料，加上和店主以及前来买书的顾客的闲聊，也都是新闻信札写家的消息来源。另外，在议会大厦周边，在作为伦敦商业中心的皇家交易所，从泰晤士河上的船夫（相当于现代的出租车司机）口中，在小酒馆里，从位居高职的朋友那里，都能打听到更多的消息。新闻信札的写家还想方设法拿到演讲稿的抄本，有时能直接从作者那里得到；他们还搜寻议会开会情况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有时来自在会议厅中记下的笔记的总结，有时是汇集了从各处听来的口头报告后写成的。

这一切消息都写进新闻信札里，各种消息通常加上“据说”“他们说”“我听说”等前缀，以此强调信中的大部分新闻是口头性质的。写家写给不同顾客的信也略有不同，力求信的内容能满足具体顾客的需要和兴趣。有时他们自己并不亲手写出全信，而是把所有信中都有的大部分内容交由抄写员抄写，然后再亲手加上评论和点缀。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一份叙述，一个新闻信札写家雇用了5 个抄写员，每人每星期二抄写16 封信，每星期四抄写13 封信，每星期六抄写15 封信，以满足100 多个订户的不同需求。即使新闻信札的大部分内容是抄写员写的，但仍然保留着客套话，好像它是两位绅士之间的私人通信，不是商业交易。(www.chuimin.cn)

订购新闻信札十分昂贵，这也许是政府没有试图控制它们的原因。通常认为这些信只在有钱人的小圈子内流传，但其实它们流传的范围超过了这个小团体。有些订户和邻居分担订购费，共享寄来的新闻信。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新闻信札的手稿供人购买。新闻信札经常被“连环抄录”，自己抄完后再把原文或抄本送给别的朋友去抄。17世纪20年代做过议员的斯丘达莫尔子爵（Viscount Scudamore）收集朋友们送给他的新闻信札；作为回报，他似乎把自己订的约翰·珀里的新闻信札的抄本也转送给朋友。有时，新闻信札的写家利用收信人之间的社交联系作为传播手段。一位英国政治家西蒙兹·迪尤斯爵士（Sir Simonds D'Ewes）从伦敦写了一封新闻信札给他的朋友威廉·斯普林爵士（Sir William Spring），但他没有把信直接寄给他，而是先送给剑桥的约瑟夫·米德（Joseph Mead），米德读完后转给他的朋友和赞助人（住在剑桥以东萨福克郡的达尔汉姆的）马丁·斯塔特维尔爵士（Sir Martin Stuteville），再由他转给（住在更东边的巴肯汉姆的）他的朋友斯普林。米德自己也订了珀里的新闻信札，根据新闻信札的内容和得自其他来源的消息定期写出新闻摘要呈交给斯塔特维尔，给这位比他年长的赞助人提供最新消息，正如凯利乌斯为西塞罗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也会把他们收到的信件或信件的摘要同其他朋友分享。

在许可制度下，新闻还是允许印刷出版的，只要不触及国内政治和宗教这类敏感的题目。报告奇迹、灾难、谋杀和怪胎的新闻特别受欢迎。在英国，16世纪60年代初次报道这类消息时，采用的是单页新闻叙事诗的形式，到了80年代，单页叙事诗变成了多页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经常带有描绘生动的木刻插图，隐晦地表达对道德滑坡或社会动荡的担忧，或暗示这些是深层次的政治或宗教问题的表象。出版外国的新闻也是准许的。1618年爆发了现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后，对外国新闻的需求骤然激增。“三十年战争”开始时是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最终几乎席卷全欧洲。英国的新教教徒想了解他们在欧洲的新教同志的战况，担心天主教徒一旦在欧洲大陆上获胜，接下来就会入侵英国。

他们对战争消息的渴望导致了一种新型印刷品的出现：新闻报（coranto）。它只有一张纸，两面都印，汇集各种内容，通常是描述战斗或其他值得注意的事件的信件，或目击者叙述，每一篇前面都有标题，说明消息发出的地点和日期，比如“布拉格，11 月5 日”。第一份新闻报是1618年在荷兰出现的，很快就印出了英文版送到伦敦，不过里面略去了关于英国的消息，以免触怒当局。伦敦的一位出版商纳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r）受到启发，开始发行自己的报纸；他的报纸不是一张纸，而是小册子，内容基本上是德意志和荷兰出版物的翻译。印刷的新闻报比手抄的新闻信札便宜得多，一期只有2便士（订购每周一次的手抄新闻信札的费用要比之高出6 到24 倍）。印刷机一次通常印几百份，所以新闻报的流通量也比手抄的新闻信札大，虽然大不了很多。

不具名的新闻报被认为不如手写的新闻信札可信，后者叙述的经常是写信人亲耳听到的消息。1621年，新闻信札写家约翰·张伯伦抱怨说：“新闻报上什么新闻都有，还有从阿姆斯特丹传来的各种奇闻怪事。”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形式彼此没有竞争，反而相辅相成。新闻报可以附在手写的新闻信札里随之流传，为手写的国内新闻补充印刷的外国新闻。这段时期的通信经常提到新闻信札中包括的印刷材料。米德写给斯塔特维尔的信中有时包括新闻报的节选，有时有抄录下来的整版报纸，还有几次干脆把印刷的新闻报一并寄上。报纸是把原来手抄的文件汇编起来的印刷品，它们包含的消息又再次投入手写新闻的网络中去。印刷和手抄的复制品共同加快了信息的分享。

对大量出现的这种新的、不可靠的新闻来源，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本·琼森（Ben Jonson）在他于1625年第一次上演的话剧《新闻批发栈》（The Staple of News）中对新闻信札的写家、新闻报出版人和新闻迷大加讥讽，里面多次把“巴特”的名字用作双关语^[1]。琼森暗示说，巴特和其他的新闻贩子揣摩他们那些轻易受骗的顾客的兴趣，投其所好，编造新闻。琼森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老百姓知道的消息多了不是好事，因为印刷会使谣言和谎言迅速传播，引起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而且，新闻报的存在本身对17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就有政治上的影响，因为查理一世正竭力避免卷入“三十年战争”。他和议会闹翻了，而征税权握在议会手中，所以，查理一世没有钱，打不起仗，只得和法国及西班牙媾和。新闻报的大量发行显示出英国民众对欧洲大陆上新教徒军队困境的高度关注，这是对查理没有插手帮助欧洲的新教徒和他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保持友好的无声的斥责。1632年10 月，英国的新闻报报道了天主教军队遭到败绩的消息后，西班牙驻伦敦的大使提出了抗议。查理正式要求星室法庭禁止所有的新闻报，宣布说即使是外国的新闻也“不适于公众了解和讨论”。巴特认为禁令长不了。他告诉朋友珀里说：“我希望不久后我的报纸就能重新开办。”最终，禁令延续了几年的时间，交换手稿再次成为新闻流通的主要手段。但珀里也觉得对印刷的新闻出版物的禁令不会持久；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总有一天它们会再次迸发出来。”它们马上就要以令人瞠目的方式迸发了。

新闻需求饥渴，社交媒体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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