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国王对议会报告的传播熟视无睹。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一份叙述,一个新闻信札写家雇用了5 个抄写员,每人每星期二抄写16 封信,每星期四抄写13 封信,每星期六抄写15 封信,以满足100 多个订户的不同需求。订购新闻信札十分昂贵,这也许是政府没有试图控制它们的原因。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新闻信札的手稿供人购买。有时,新闻信札的写家利用收信人之间的社交联系作为传播手段。......
2023-11-19
在古罗马时代,书籍也和新闻及传言一样,借人们在社交关系网内互相分享而得以传播。罗马的文学界没有印刷商,没有版权,书商也寥寥无几。书籍的流传靠读者互相推荐,彼此传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反而希望传抄的人越多越好。最理想的是被鸿儒巨擘的私人图书馆所收藏。那种图书馆藏书丰富,访客川流不息,来访者可能会读到这本书,然后抄录下来传给更多的读者。书商在摊位出售的是最受欢迎、最容易卖的书的抄本;有时买书比拿朋友的书让抄写人抄录更快、更方便。作者要想自己的书成功,就必须利用社交关系网,争取引领时尚潮流的大人物的认可,在有用的人当中引起骚动。
古罗马时代的书籍和信件一样,是写在莎草纸上的,但卷轴要长得多,称为书卷。一卷书卷完全打开可长达10 米(33 英尺)。卷轴的两头各有一根木棍,用安在木棍顶端的旋钮卷起或打开卷轴。读书时用旋钮把书卷从右边的轴棍向左边展开。和信件一样,字句按宽约几英寸的竖栏排列,但在书的正式抄本中,各栏的两边对得非常整齐。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处通常有一张标题页,在卷轴的一根轴棍上贴有标签,以便检索堆在书架上或放在书箱里的书卷。高级的书卷装在圆筒里以防破损。
作者一旦编完了一本书——用“写”这个字不太恰当,因为作者通常只是对抄写人口授他过去说过的话,之后进行修改和编辑——就由称为“librarius”的专门的抄写人誊录一份清样。作者一般会把它拿给几个好友过目,征求意见。西塞罗就非常看重他的朋友阿提库斯的意见。阿提库斯家财丰厚,人脉广泛,有很大的图书馆和整整一队抄写人从事记录、誊写和编辑的工作。阿提库斯不仅给西塞罗提建议,在西塞罗的文稿中用红蜡标出建议改动的段落,而且把他自己的抄写人和誊录员派给西塞罗使用,还帮助给西塞罗的书作宣传,向文学圈子里的朋友推荐。然而,在这个初期阶段,若是急着分发书的抄本就太莽撞了,因为书还没有定稿,作者不愿意让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流传出去。一次,西塞罗写信给阿提库斯,抱怨说阿提库斯让两个人抄了他正在写的哲学著作《论界限》(De Finibus)的部分内容:
您说说看——首先,您觉得不经我同意就发表,这样做对吗?……再说,我是按您的建议把这本书献给布鲁图(Brutus)的,您觉得还没给布鲁图看就给别人看合适吗?巴尔布斯写信告诉我,您让他抄了一份《论界限》的第五卷,我虽然对那一卷改动不多,但还是做了一些。如您能扣住其他几卷,别让巴尔布斯拿到未经修改的书,我将不胜感激。
使西塞罗怒气稍平的是,巴尔布斯既有钱又有地位,与恺撒关系密切,所以可能会向恺撒提到这本书。这样提前泄露书的一部分内容,也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但西塞罗也担心,在他把书的完成稿交给马库斯·布鲁图之前,书的内容可能就会泄露出去,而他听从阿提库斯的建议,打算把该书献给布鲁图。根据传统,一本新书完成之后首先要交给它所献的人,而把书献给谁的决定将对该书的命运产生莫大的影响。西塞罗把他另一部哲学著作《学园派哲学》(Academica)献给了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瓦罗是研究文学的学者,自己也是多产作家。他有一座很大的私人图书馆,其他学者常来查找和抄录书籍。西塞罗把书献给瓦罗,意味着这本书能放在瓦罗的书架上,因而引起来访者的注意。把书献给某人也是争取赞助人、获得政治恩惠,以及突出或加强作者与该人的社交关系的手段。书的抄本在社交关系网内流传,并帮助强化关系网内成员的联系。用历史学家雷克斯·温斯伯里(Rex Winsbury)的话说,如此分享散文和诗歌是“把上层阶级聚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的一部分。(www.chuimin.cn)
在西塞罗的时代,为新作品造势常用的一个办法是举行晚宴,席间由一个具有熟练朗读能力的奴隶把书的摘要大声朗读出来,做这种事的人称为“lector”。大声朗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字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间隔。所以,就像学习演奏一段音乐一样,要朗读某篇文章需要先练习,好确定分词断句。阿提库斯就有好几次在他举行的晚宴上宣传西塞罗的作品。第一次是一篇演讲词,题为“为里加律斯辩护”(Pro Ligario),那篇演讲西塞罗已经做过了,但希望以书的形式发表。那次宴会西塞罗没有参加,事后他写信给阿提库斯说:“您使我那篇支持里加律斯的演讲闪亮登场。”他在信中还说:“从今往后,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拜托您来宣传。”西塞罗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再次表示了对阿提库斯的赞美(他写道:“您的号召力真大!”),指出由于那次宣传晚宴,那篇演讲词现已广为流传,无法再作改动了。反之,如果某篇文章只在几个人手中的话,还是可以修改的。为此,诗人贺拉斯(Horace)建议作家完成一篇作品后等上9年再交出去,以确保对作品完全满意,因为“作品一旦出手就无法召回了”。
一本书可以因权势人物的亲自支持而走红,西塞罗因此而给他的同僚昆图斯·科尔尼菲斯乌斯写了一封语气谄媚的信,要把写好的一本书送给他。“我很希望这本书得到您的认可,若是真心的则最好不过,但至少也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科尔尼菲斯乌斯当时正在国外,西塞罗没有直接把书寄给他,而是提出把书交给科尔尼菲斯乌斯在罗马家中的抄写人,让他们为他抄录一份:“我会告诉您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抄一份送给您。”西塞罗希望科尔尼菲斯乌斯能读他的书并推荐给别人。
到公元前1世纪末期,在仍然维持着宴会后朗读文学作品的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更加正式的宣传新书的办法,称为朗诵会(Recitatio)。朗诵会是一种发布会,会上为应邀来宾朗读作品(或作品片段),朗读者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专业的朗读人——但无论如何作者都一定在场。朗诵会成了罗马文学生活的一个制度;公元1世纪后期的小普林尼在信中说,4 月份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朗诵会举行。朗读完了,就把书的礼赠本呈给所献的人,其他副本则分赠给作者的朋友和关系人。作者自此正式允许对作品朗读、抄录及流传,这样,作品就算是发表了。作品发表后能否传播开来,要看作者造成的骚动够不够大。显示一本书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书商做出副本向大众出售,他们只有当肯定对该书有需求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所以,罗马的作者都想自己的书被别人抄录,抄的人越多越好,如能出售更是求之不得,尽管作者本人得不到金钱上的好处。
然而,有时一位作者看到自己的书广为流传并不一定高兴。引起他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抄本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或抄本有舛误,会使以后的抄本以讹传讹。(塞内加提到:“有的书我们或是因为字迹太小而丢弃不要,或是因为满篇错误而将其撕得粉碎。”)对有些作者来说,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没有同意发表的著作会未经授权而流传出去。公元1世纪的一位作家昆体良(Quintilian)抱怨说,他的两本关于修辞的书“已经在我的名下发表了,尽管那些书我既没有发表,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同样,公元2世纪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的盖仑(Galen)医生对一个速记员颇有微词,因为他未经许可就把盖仑的一篇演讲稿传了出去;盖仑也对他的一些学生不满,他们也是在没有得到他准许的情况下把他的一些著作传给了他人。更糟的是,他授权发表的著作被别人稍加改动后据为己有,还有的人假冒他的名字发表医学论文。一次,盖仑在罗马的一个书摊旁甚至听到两个人讨论一本以盖仑的名字发表的书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他写了一本书作为回应,题目就是“他自己的书”,里面列出了真正是他撰写的著作的目录。盖仑关心的不是他会受到金钱上的损失——毕竟古罗马时期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而是如果冒用他的名字发表了拙劣或错误的作品,那将损害他作为全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医生的名声。然而事实上,在古罗马,一旦作品开始流通,作者就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对读者来说,通过分享来传播书籍以及对书籍多次传抄的做法意味着无法核实某部作品是否真正出自某位作者之手,也无法知道抄本是否准确或得到了作者的授权,除非抄本是作者自己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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