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的概念维度下,社会责任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侧重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预估,并且能够对症下药避免风险或减轻风险所带来的实体化破坏。作为意见流通的传播渠道,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责任主体之一。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尽责对象则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除去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以外还应大力倡导、树立并履行其道德责任。......
2023-11-21
不了解过去就永远处于孩提状态。不利用往昔的成果,世界必定永远只是混沌初开。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公元前51年7 月,古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来到现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西里西亚(Cilicia)就任总督,即地区行政官。在繁忙纷攘的罗马,西塞罗是政治生活中各种明争暗斗的中心人物,他十分不情愿地离开罗马,打算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去。当时令他忧心如焚的问题是,军队统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是否会自西挥师罗马,夺取权力。西塞罗一生致力于捍卫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维护它精心规定的权力分配和对个人权威的严格限制,防止恺撒之类的人集中把持权力。但是,按新通过的一项反腐败法的要求,西塞罗和其他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必须到各行省去担任总督。好在即使在遥远的西里西亚,西塞罗仍然有办法掌握罗马的情况,因为罗马的统治阶层发展出了一套传播信息的完整制度。
那时,既没有印刷机,也没有纸张,传播信息靠的是信件和其他文件的交流。人们把这些信件和文件抄录在莎草纸卷上,写下自己的评论,然后与别人分享。《西塞罗书信集》是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那一时期他与别人的通信集。内容显示西塞罗经常写信给各地的朋友,通知他们最新的政治谋划,转达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新闻,也发表自己的评论和意见。有些信的收件人不止一个,是供当众朗读的,或张贴在公共场所以飨大众。
西塞罗或别的政治家作了一篇出色的演讲后,会把演讲词的抄本分赠给身边的密友,这些人读了演讲词后再传给别人。这样,除了演讲当时的听众外,还会有更多的人读到演讲的内容。书籍流传的方法大同小异,也是一卷卷莎草纸从一个人手中传给下一个人。谁若想保留某篇演讲或某本书,就必须在传给别人之前让抄写员誊录一份。《每日纪事》(Acta diurna,相当于国家新闻公报)也是以副本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正本则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有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西塞罗启程去西里西亚时,让他的朋友兼门生马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Marcus Caelius Rufus)给他写信时也把每天的《每日纪事》的抄本送给他。不过那只是西塞罗的信息来源之一。他写道:“其他人也会给我写信,很多人会向我提供新闻。哪怕是谣言,我也能从中得到不少消息。”
这种众口相传的非正式传播系统使得信息在至多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能到达最遥远的省份。罗马的新闻到达西边的不列颠需约五周的时间,到达东边的叙利亚约七周。远方的商人、士兵和官员把罗马共和国中心的消息传播给自己社交圈子里的人,与朋友分享信件、演讲词或《每日纪事》的摘要,并把边疆地区的新闻和传言传给他们在罗马的关系人。没有正式的邮政服务,所以只能由信使递送,或交给去往合适地方的朋友、行脚商或旅行者。西塞罗和罗马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就这样靠由他们社交圈子的成员组成的关系网保持消息灵通,大家都收集信息,过滤后互相交换。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给人以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用今天互联网的行话说,西塞罗参加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沿社会关系网在人们当中流传,四面八方的人参加同一场讨论,组成分散的群体。古罗马人靠莎草纸卷和信使传递信息,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博客和其他的互联网工具,联系起来要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术很不一样,但这两种相隔两千年的社交媒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www.chuimin.cn)
西塞罗的网络不过是今天的社交媒体在历史上的众多先例之一。其他的重要例子包括早期基督教信徒之间流传信件和其他文件;16世纪宗教改革发动时印刷小册子的洪流席卷德意志;都铎(Tudor)王朝和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宫廷中交流和抄录满纸流言的诗作;英国内战期间,保王派和议会派为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发表针锋相对的小册子;启蒙时期,人们在咖啡馆阅读大量新闻报告和小册子;第一批科学刊物和通讯学会使相隔遥远的科学家能够讨论并进一步发展彼此的研究;各种小册子和地方报纸大声疾呼,动员民众支持美国独立;还有手抄的诗作和新闻稿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把各种传言从巴黎散布到全国。这样的社交媒体系统层出不穷,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社交关系网是新思想和新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无论是以口头的形式还是书面的形式。多少世纪以来,这些社交媒体系统的力量、传播范围和包容性一直在稳步增长。
但后来,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切都变了。蒸汽印刷机的出现,加上20世纪收音机和电视的发明,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众媒体”。这些新的大众传播技术能够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信息直接供应给大批受众,但它们的高昂费用则意味着对信息流的控制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信息的传递于是采取了一种单向、集中、广播的方式,压倒了过去双向、交流、社会化传递的传统。大众传媒技术催生了庞大的传媒帝国,也培育了一种国家认同感,并使专制政府的宣传如虎添翼。
然而,过去10年间,媒体的社交属性大张旗鼓地重新呈现。互联网使各种易于使用的发表工具得以百花齐放,使社交媒体的触及范围和规模有了空前的扩大,得以走到前台,和广播媒体一较高下。脸书、推特、YouTube 以及其他的社交平台成了大众传媒公司的劲敌。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社交媒体挟数码网络的巨大威力重新出现,这代表着不仅是媒体领域,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深刻转变。
它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难题。社交媒体的新形式是否导致了公共讨论的琐碎和粗鄙?当权者面对社交媒体的批评该如何回应?社交媒体是否必然会促进自由和民主?社交媒体在引发社会变革方面有没有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使用它是否只是无谓的浪费时间,使人们不能专注于有益的工作?既然社交媒体意味着线上联系取代了真实世界中的互动,那么它是否骨子里是反社会的?社交媒体是否只是一阵时髦,不必理会,很快就会成为明日黄花?
历史上不同时期和地点产生的社交媒体形形色色,但它们都由一条共同的线连在一起,即它们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分享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本书将对这些社交媒体进行思考,以寻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早期的社交媒体参与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革命。关于公共讨论琐碎化的担心和认为新形式的媒体会严重影响人的专注的观点在几世纪之前即已存在,关于是否应管控社交媒体系统以及社交媒体是否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辩论也早已有之。通过对今天数码社交媒体模拟前人的审视,我们可以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对今天的辩论提出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使用社交媒体的经验又能使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过去。我们发现,包括圣保罗(Saint Paul)、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内的一些历史人物对社交媒体系统的运用特别纯熟,所产生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使用互联网的现代人对此一定大感惊讶,他们也许以为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分享、消费、使用信息的许多手法都是建立在几百年前就有的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的。今天社交媒体的用户不自觉地继承了一个有着惊人久远的历史渊源的丰富传统。发掘这些古老的前身,追溯过去两千年社交媒体兴起、衰落和重生的故事,这为我们看待西方媒体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大有启发的新视角。它显示,社交媒体不只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还联结着我们的现在与过去。
有关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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