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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思想以人为核心

【摘要】:在对但昭义的“艺术人生”的研究中,紫茵经过八十余天的调查,72人次的面对面的访谈,她对但昭义的音乐教育思想作了一个切实的总结。②这就是但昭义对“做人”之“道”的阐释,这种教育思想之“道”对于那种将技术或审美放在核心地位的音乐教育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素质教育并非是以成名成家为目的的教育。但昭义的艺术人生正是这种“实践理性”,是他教学生涯始终对“真善美”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直接影响到他的音乐教育思想。

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必然有他鲜明的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为他的实践导航。

在对但昭义的“艺术人生”的研究中,紫茵经过八十余天的调查,72人次的面对面的访谈,她对但昭义的音乐教育思想作了一个切实的总结。她认为,“但昭义的信条应该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种信条,许多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或许读不懂。钢琴这种技术性极高的乐器教学与做人有何关系?我们当前的音乐教育也并非是把“人”放在核心地位的,那么,“做人”的“道”理何在。“做人”是“道”、是“思想”的层面,技术属于“器物”的层面。这是如同武林高手的“华山论剑”似的论“道”,以“道”制“器”。但昭义在李云迪参加2000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最后一轮比赛前的一次重要谈话时很清晰地阐明了他“做人”的道理,他对李云迪讲道:“你在做人、做艺术家的路上,正处于一个上升的关键时刻。现在对你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修炼和人品的修养……我们当年的思想改造也许不适用了,但是,年轻人还是要有精神武器和好的心态,要在关键时刻排除私心,无私才能无畏……通常才能只占百分之四十,更多的是思想……做艺术家首先是做人。”这就是但昭义对“做人”之“道”的阐释,这种教育思想之“道”对于那种将技术或审美放在核心地位的音乐教育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

2005年5月,但昭义在深圳“学术文化大讲堂”的专题讲座“钢琴艺术教育的本质是素质教育”中,更加清楚地阐明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讲座围绕四个方面:1. 中国的“钢琴热”是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惊人现象;2. 钢琴学习热潮中最大的误区就是学习的盲目性;3. 钢琴的普及本质上是音乐艺术的普及,而音乐艺术的普及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普及,音乐能最敏感地触及人的心灵,使人产生“真善美”的感悟;4. 学习音乐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需要(《但昭义钢琴教育文论》481—485)。虽然但老师是一名专业钢琴教育家,但他教授钢琴的基本目的是立足于对“人的心灵”、人的“真善美”,以及“人的精神需要”,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并非是以成名成家为目的的教育。但昭义在“阳光海滨城”的专题讲座“让孩子学习钢琴成才的条件及意义”中进一步讲道:“我们不可以认为没有成名成家的人就没有成才,这是我对‘成才’这个概念要表明的最基本看法。”

但昭义认为,通过学习钢琴让孩子成才的意义,具体而言,有如下一些益处:1. 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孩子养成精力集中、办事认真的好习惯);2. 可以让孩子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比如学会慢练、分手练、分段练、集中解决难点地练等);3. 可以锻炼和改造孩子的性格(诸如怯场、怕见人、怕上台的弱点,都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改善);4. 可以使孩子懂得礼貌,善于与人交往(利用与他人同台表演的机会,学会与同伴合作);5. 使我们在普及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一些有天赋的好苗子,可以通过后天培养,为音乐专业培养后继人才。他认为:“通过钢琴接触音乐、了解音乐、领悟音乐,让音乐通过心灵的感悟作用于我们的生命,作用于我们的人生,这才是学习音乐的根本的目的。”(www.chuimin.cn)

但昭义对培养人的“真善美”的感悟,对孩子“成才”、“成人”的教育目标是对儒家文化思想“始于诗,行于礼,成于乐”的当代阐释和继承。在中国文化中,“真善美”的合一不同于康德的三大批判将“真善美”相分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真理”的论述,《实践理性批判》是关于“善”或伦理的论述,《判断力批判》是关于审美的论述),“真善美”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如中国哲学家牟宗三所言:“人生真理的最后立场是由‘实践理性’为中心而建立。从知性,从审美,俱不能达到这最后的立场。从孔学所谓‘成于乐’的境界并非由美的判断去沟通意志与自然,而是‘践仁尽性到化的境界’,是道德意志之有向的目的性之凸出便自然融化到‘自然’上来而不见其‘有向性’……是全部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为道德性体心体所透彻的自然,此就是真善美之真实的合一。”牟宗三的“实践理性”即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实践,是一种“人格实践”的模式。内圣包括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外圣则包括外在的社会道德实践。但昭义的艺术人生正是这种“实践理性”,是他教学生涯始终对“真善美”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直接影响到他的音乐教育思想。

但昭义一生最感谢的二人,一是川音的老院长常苏民,老院长就因为送了“右派”的儿子去北京深造,“文革”期间遭受不白之冤;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周广仁教授,周教授的师恩以及“人格魅力”使但昭义终生难忘。此二人的作用对他的“实践理性”来说是重要的动力来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川音对我的培养和老院长的良苦用心不仅成为当年我在学习时的巨大鞭策,而且永远地成为我报效母校培育之恩的感恩情结!”这是他的真实情感,是他受“善”以及报“善”的终生情结。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有其师承渊源,他讲:“在北京跟周广仁教授学习的三年多里,她不仅在专业上引领我掌握了钢琴演奏的科学方法和技巧发展的正确路径,指导我懂得了音乐艺术的表演规律,让我树立了刻苦努力学习、永无止境追求的目标;更让我领略到她师德高尚的人格魅力。周广仁先生琴艺高超,教育有方,却一生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学识广博,德高望重,却一生孜孜不倦,严谨治学。她亲力亲为,事事率先;不辞辛劳,不计报酬;胸怀宽阔,无私奉献。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生态度;勤奋敬业、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在一个年轻学生面前树立了让你敬重佩服又可亲可敬的榜样,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我一生学习的楷模,使我还在学生时代就立下志向,今后我也要做这样的老师。”

但昭义所表达的“今后我也要做这样的老师”的诉求,正是他在音乐教育中对“真善美”始终不渝的追求,体现了他自身艺术“人生”的核心,以及他以“人”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的“实践理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