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教育服务贸易具体合作策略

（一）转变角色，积极主导

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除了传统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应结合当前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中的角色转变，在更多领域要扮演规则和机制的主导角色。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教育服务交流与合作，主要是主动或被动参加与者的角色，在相关教育组织中很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构想与声音，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组织、东盟教育论坛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服务合作与交流进程中，应当主动转变角色，从“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服务合作的总体战略、机制与规则的设计、相关计划的设计与实施、相关交流平台的搭建，都应当积极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在平等互利、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主导参与协调事宜。正如《教育行动计划》所指出的，“中国教育领域和社会各界率先垂范、积极行动”。我们应积极对接沿线国家教育规划与政策，搭建我国与沿线区域和国家的教育沟通合作平台。国内高校应积极响应国家的总体布局，促使高校或教育服务机构积极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办学、师资交流与培训、成立学校联盟，建议“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服务合作交流平台，设立相关学术组织、科学研究组织，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的流通往往都具有双向性。我国要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服务合作与交流，也应当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流动。目前，我国在“走出去”方面做得不够好，而在“引进来”方面还比较好。如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来我国留学生共171 580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留学人数约5万人。在合作办学方面，我国高校在境外举办了本科以上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102个，而国外在我国举办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2 461个，其中“一带一路”国家有200个。因此，未来我们应当积极做好“走出去”的工作，积极向沿线国家宣传、发扬中华文化，在学校、课程、专业、教师、学生和各种援助方面加大力度，调整国家、地方和高校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方向，为教育输出做好思想上、人员上和课程上的各种必要准备。

（三）扩大交流合作的区域范围

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比较集中，主要涉及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泰国、以色列、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合作的范围比较局限。与很多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都不畅通，交流的范围有限，有关协议、机制、平台和项目都未真正开展。未来，要实现与“一带一路”国家充分发展教育服务合作，必须全面布局，认真研究相关方案，积极沟通，搭建合作与交流平台。实施官方与民间交流的双向路径，切实加强各国的文化认同与交流，增强各国的了解程度，增强互信，增加教育服务合作与交流的广泛性和覆盖性。为了实现我国“一带一路”构想和教育愿景，在合作国家范围上，要拾遗补缺，全面向沿线所有国家开放，尤其要向南亚、欧盟、中欧、东欧国家倾斜。

（四）增强教育服务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教育服务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政府、学校、民间组织的表层交流，还体现在师资、学生、课程、研究和办学机制、制度等深层交流。就目前而言，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更多限于表层交流，而且在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所欠缺。在广度上，我国仅重视学生交流和合作办学，而在教师交流、课程、研究的合作进展甚微。在深度上，即使是学生交流与合作办学，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我国目前的留学生中，很多是来自“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比较集中，而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学生很少。同时，一方面，我国到“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动力上，都显不足；另一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师资交流、课程交流与研究等深度合作方面更是很少。对此，我们应积极强化与“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服务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制订具体方案落实“一带一路”留学推进计划、合作办学推进计划、师资培训推进计划、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与教育援助计划，发挥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五）建立多元化合作模式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巨大，我国在开展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时，应当依据具体情况，实施多元化合作模式，不可采取简单的一刀切方式。当前大部分沿线国家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还有部分经济水平极低的国家。对此，应依据与各国的传统与现实交往情况，制订具体方案，既不可裹足不前，也不可不切实际。与经济及教育服务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俄罗斯、新加坡、以色列和希腊等国，主要采取双向平衡的策略与模式。对尼泊尔、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要实行以教育输出与援助模式，输出我国的课程、教师和学校，并对其学校设施和教师进行援助和培训；实行以输出为重点的双向交流模式，扩大我国教育资源的输出与影响，吸引其优质教育资源与留学生。

【注释】

[1]Ajitava Raychaudhuri and Prabir De.Barriers to Trade in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ia—Pacific Countries ［J］.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view，2007，13 （2）：73.

[2]资料源自：Jane Knight，“GATS带给跨境教育的影响指南”，给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温哥华和巴黎）的一份报告，2011年。

[3]Birger Fredriksen.Education Aid Effectiveness：The Need to Rethink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 Aid to Enhance its Impact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2010，13 （2）：15.

[4]Nyahoho.International 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Its Scope an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Liberalis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2011，14 （1）：23.

[5]Werner Zdouc，“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A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3，No.2，2009，P.324.

[6]Kurt Larsen and Stephan Vincent—Lancrin，“International Trade in Educational Services：Good or Bad？”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Vol.14，No.3，Paris，OECD，2008，P.27.

[7]金孝柏.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开放研究.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8]Jane Kelsey，“Legal Fetishis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GA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No.3，November 2008，P.277.

[9]Jane Kelsey，“Legal Fetishis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GA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No.3，November 2008，P.278.

[10]Aik Hoe Lim and Raymond Saner，“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Lifelong Learning in Europe，Vol.53，No.1，January 2011.P.20.

[11]200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教育服务论坛（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以及认证/教育专业人员参与）及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论坛。

[12]Werner Zdouc，“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A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3，No.2，2009，P.327.(www.chuimin.cn)

[13]茹宗志.论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教育主权思想的发展与创新.载《高教探索》，2005年第4期，第29页。

[14]郑晓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安全：现实挑战与对策思考.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5页。

[15]冯国平.跨国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16]徐广宇.试论WTO背景下的国家教育主权问题.载《教育研究》，2002年第8期，第21页。

[17]汪国培.全球化进程中对高等教育主权的重新审视.载《扬州大学学报》，2006第12期，第11页。

[18]梁家顺.国家主权与教育主权.载《学术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第39页。

[19]王建香.开放教育市场与维护教育主权”，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5页。

[20]张卫国.跨国高等教育背景下教育主权新论.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5页。

[21]逯维娜.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文化主权.载《理论导刊》，2002年第3期，第48页。

[22]殷小平.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的教育主权与文化安全.载《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6期，第3页。

[23]Barblan A.，“The International Pro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Do Universities Need GATS？”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Vol.14，No.3，June 2002，P.82.

[24]Barblan A.，“The International Pro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Do Universities Need GATS？”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Vol.14，No.3，June 2002，P.77.

[25]Scott Hemphill，“The Law，Culture，and Economics of Fashion”，Stanford Law Review.，Vol.61，No.1，March 2009，P.132.

[26]Werner Zdouc，“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A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3，No.2，February 2009，P.305.

[27]RUSSIAN FEDERATION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GATS/SC/149，5 November 2012，P.35.

[28]Werner Zdouc，“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A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3，No.2，August 2009，P.323.

[29]Werner Zdouc.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Relating to the GAT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9，3 （2）：327.

[30]老挝、塔吉克斯坦、约旦、越南、爱沙尼亚、黑山等。

[31]如《职业与技术教育公约》《关于21世纪高等教育行动与目标的世界宣言》等。

[32]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认可公约》《欧洲地区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认可公约》《关于非洲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学位及其他学术资格认可的区域公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认可的区域公约》、欧洲地高等教育资格认可公约》（又称《里斯本公约》）《欧洲教育部长联合申明》（又称《博洛尼亚宜言》）等。

[33]如我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德国等签定的双边协议。

[34]金孝柏.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开放研究.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