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与传媒责任：最新研究成果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哈钦斯挑选了一批专家学者，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哈钦斯任主席，因此该委员会又被称为“哈钦斯委员会”。这两个文本成为新闻媒介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之作。过去中国学者以为，哈钦斯委员会是对新闻自由提出异议，实际上该委员会不仅不反对新闻自由，而且要寻找出拯救新闻自由的途径，克服实践中的问题，使之能被更好地实行。新闻界在社会和政治中有特殊地位，其自由应与责任相伴。

1.问题

（1）自由被滥用。争取新闻出版自由，是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统治提出的口号。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反复拉锯，终于确立了新闻出版自由原则，新闻媒介得到迅速发展。然而，滥用新闻出版自由，有悖新闻职业道德的情况也日益严重。

如在19世纪的美国，许多报刊沦为个人和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或肆意攻击他人和对立党派，毁坏他人名誉，或制造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等等。

（2）理性不可靠。这时的思想界也已认识到，人并不总是理性和明智的，并不总是会选择优质的信息和意见。还有许多受众缺乏对媒介的批判和监督能力，又倾向于接受低级趣味的内容。随着传媒的发展，众多下层民众成为传媒市场的主体。一些传媒降低格调以迎合市场，大量采用黄色新闻手段，渲染肤浅庸俗、刺激轰动、色情暴力的内容，乃至侵犯个人隐私。同时忽视有意义的内容，还起了维护现状、阻碍社会变革的作用。

（3）垄断＋私利。自由竞争的市场必然会走向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媒业与其他行业一起进入垄断时代。自由竞争、信息与意见的自由市场名存实亡，一些垄断性传媒机构又只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和意见。有的传媒则屈从于大广告主的压力。

这些都给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危害，遭到社会各界和公众的强烈批评。

2.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1942年12月，时代出版公司的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建议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对新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开展一项调查研究。时代公司提供20万美元经费，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提供1.5万美元经费。哈钦斯挑选了一批专家学者，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开始进行这项研究。

该委员会共13名正式委员，有法学教授、经济学教授、政治学教授、哲学教授、宗教哲学与伦理学教授、人类学教授、历史学教授和政治家、教育家、银行家，还有4名外国顾问，包括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博士（他于1944年回国后无法参加这项工作）。哈钦斯任主席，因此该委员会又被称为“哈钦斯委员会”。

1947年，该委员会提交了著名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该报告总结了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同年，该委员会的成员威廉·霍京（William Hocking）发表著作《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这两个文本成为新闻媒介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之作。

过去中国学者以为，哈钦斯委员会是对新闻自由提出异议，实际上该委员会不仅不反对新闻自由，而且要寻找出拯救新闻自由的途径，克服实践中的问题，使之能被更好地实行。

3.新闻自由委员会的主要创新观点

（1）自由的实现要有具体条件。拥有自由行为所必需的手段和设备，没有来自外部的不当阻碍和控制，要受到他人相等的自由权利的限制，以不损害他人的、公众的自由为界线。

（2）公众的利益高于媒介的自由。媒介不能为所欲为，公众有获得新闻的权利。保护新闻媒介的自由，仅仅是为了通过媒介保护公众的权益。(www.chuimin.cn)

（3）媒介机构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公众对媒介的需求。新闻界在社会和政治中有特殊地位，其自由应与责任相伴。这些责任包括：提供真实、全面、客观、重要的信息和解释；提供交换意见的论坛，发表与自己相反的意见；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监督政府、保卫个人；维持财务上的自足，即经济不受利益集团左右。

（4）对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新闻界自身。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已经退到次要地位，而新闻界不约束自己，只图私利，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反而损害公众的利益，那么公众将不得不呼吁政府或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管制新闻界。

（5）政府也可采取措施（这与过去认为政府绝对不可插足新闻媒介有所不同）。政府要积极地保护自由，包括制定传媒业的反垄断法规，支持新入行的传媒业者，以遏制媒介过度集中、缺乏必要的竞争性，保持意见市场的多元性。必要时政府可创办自己的媒介，作为私有新闻工具的补充。

4.社会责任论在西方的实践问题

（1）努力推行。社会责任理论提出后不久，就被许多国家接受，对私有传媒形成一定的压力，包括舆论的影响、受众的选择。此时正逢电视大发展，许多国家纷纷办起公共电视台，由国家、政府和社会出资，公共机构拥有和管理。

西方人士又提出对不承担社会责任者进行问责，纷纷建立起新闻媒介评议机构。

如1953年7月英国成立了新闻界的自律组织——新闻媒介总评议会。1991年在评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新闻媒介投诉委员会，其中非新闻界的委员达到了40%，还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委员会，以使该委员会独立于新闻界，从而更具有代表性、独立性和约束力。它做出的裁决具有准法律效力，犹如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违反规约者将受重罚。美国也出现了新闻评议会、专业协会、内部督察员、媒介批评期刊等。

（2）对私有传媒缺乏强硬的问责措施。他们虽然大多标榜独立，但绝大多数仍受经济利益左右，往往与政治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一般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广告收入为重要经济来源，因而特别注重受众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又迎合目标受众中的多数人，注重刺激、轰动、趣味的内容，新闻报道也有娱乐化、媚俗化倾向。社会责任论虽有道义的力量，但没有很大的威慑力，更没有强制力。

（3）公有传媒也有问题。目前西方各国的报刊基本上是私有的，网络媒体绝大部分是私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则有一部分是公有的。公有在这里指的是公共所有，既不同于国有，也不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政党，名义上独立于政府，但实际上许多公有传媒都有半官方色彩。一般由国家、地方议会或议会选定的独立委员会——如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CRTC），决定其基本方针、经济预算和拨款、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人选，并监督其服务于社会公益的状况。

公有媒介要提供有益于社会但并不一定能获得最多受众的内容，如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公益传播、教育和儿童节目。许多公有电台、电视台起初不播广告，且很少有纯娱乐性内容，经济来源稳定、不用通过市场竞争。然而，公有台有“大锅饭”可吃，或还有垄断性地位，使其缺乏竞争压力和创造活力，呈现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懈怠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短板，节目呆板俗套、吸引力不强。

而私有媒介可以完全按市场需求、受众口味提供内容。有些私有传媒原本就很注重社会效益，其经济上的独立、对政府的批评监督又强于公有传媒，更符合西方人士对媒介的期望。这些都增加了私有媒介的市场竞争力。

于是公有媒介的市场份额每况愈下，不得不在内容和经营上与私有媒介趋同。于是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广播电视私有化浪潮，不仅新办了许多私有台，还有一些公有、国有台也转为了私有。公有台则尽力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在媒介内容和经营管理上越来越多地采用私有台的做法，如增加纯粹娱乐性节目和商业性广告。于是许多专家和公众提出：既然公有台与私有台的内容已很接近，那么还要不要公有台？

西方新闻自由与传媒责任：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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