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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自知内省智能的发展联系

【摘要】:“内省”是一种自觉地对个人思想与感觉进行思考的过程,它完全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与外部世界的观察形成对比的自我反思。具有“内省智能”的人往往对自我有比较深刻的认知,进而能在该过程中预测自己的反应或通过某种方式对这种反应进行再现。艺术家是一类善于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的人群,为此他们看似孤独,但却能从长期的“内省”中探索审美和构建世界的方式。

“内省”是一种自觉地对个人思想与感觉进行思考的过程,它完全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与外部世界的观察形成对比的自我反思。具有“内省智能”的人往往对自我有比较深刻的认知,进而能在该过程中预测自己的反应或通过某种方式对这种反应进行再现。

艺术家是一类善于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的人群,为此他们看似孤独,但却能从长期的“内省”中探索审美和构建世界的方式。比如,从大量艺术家的自画像中,就可以品读出艺术家的心路历程,而无论作品的形式和表现技法的好坏,都能反映出艺术家本人的品格和个性。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角度,自画像可被分为潜意识、伪装式和替代式,而自画像也被称为神秘的“第五元素”,与传统的历史、肖像、风景、静物四大艺术门类并驾齐驱。[27]可见,“艺术家画的都是他自己”,自画像的创作并不是仅仅依靠镜子复制形象,而是借助画像的过程内省自身。

图2.2.14《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1509—1511,湿壁画500cm×770cm,梵蒂冈签字厅)

在西方绘画史上,写实的独立的自画像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明确出现,因为普遍认为,“中世纪的艺术家甘心默默无闻的苦役,其中的拙劣者盲目的遵循着那些悠久的惯例,佼佼者则恭顺地做着上帝意愿的传声筒。”(JamesHall)诚然,中世纪时期的自画像历史很少有人注意,但也正是由于那段漫长的潜心自我救赎的千年历史,才为之后艺术家的“觉醒”提供了契机。“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镜子的出现和普及,自画像越来越多地被艺术家在创作中使用,起初是他们通过不露声色的把自己画在创作的作品里,既替代了署名,又从中体验了“在场”。比如《雅典学院》中的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1483—1520)(见图2.2.14),《最后的审判》中的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见图2.2.15),《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镜子反射出的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约1390—1441)(见图2.2.16)等。但也有阿尔伯特·丢勒(Albrecht Duerer,1471—1528)(见图2.2.17)、乔尔乔涅(Giorgione,1477—1510)及以上艺术家本人在内的很多自画像,其中,扬·凡·艾克在1433年创作的《戴头巾的男人肖像》通常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自画像(见图2.2.18)。

图2.2.14《雅典学院》中的拉斐尔

图2.2.15《最后的审判》中的米开朗基罗

图2.2.15《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1536—1541,梵蒂冈西斯廷小礼拜堂)

图2.2.16《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1434,82.2cm × 60 cm)

图2.2.16《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镜子反射出的扬·凡·艾克

(www.chuimin.cn)

图2.2.17阿尔伯特·丢勒(Albrecht Duerer,1471—1528)自画像,1500

图2.2.18扬·凡·艾克在1433年创作的《戴头巾的男人肖像》,通常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自画像

图2.2.19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自画像

17世纪之后,自画像越来越多的成为艺术家的表现手段,而从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中都能发现他们记录自我生活的轨迹,也从中可以聆听到他们叩问灵魂的声音。

荷兰艺术史上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被认为是自画像数量最多的人,从十四岁到六十三岁,他绘制了包括油画版画素描等不同形式在内的一百多张自画像,这些自画像从质量、数量、媒材和时间跨度上达到的水平,都在世界艺术史上被予以公认(见图2.2.19)。因此,有人说伦勃朗使自画像成为一种自成历史的独立门类。而他的自画像也从每一次刻画中,客观朴素地再现了自己生活和情绪的变化。从年轻时的踌躇满志到中年的沉郁哀伤再到晚年的孤苦老迈,自画像俨然成为“一部独特而亲密的传记,在这本传记中,艺术家不带虚荣心,以最大的真诚审视自己。”(Gombrich)

图2.2.20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自画像,1887

其后,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elacroix,1798—1863)、现实主义艺术运动领导者居斯塔夫·库尔贝(Jean Désiré Gustave Courbet,1819—1877)、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后期印象派艺术家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见图2.2.20)、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为20世纪新的艺术探索路线立体主义”提供方向的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以及表现主义先驱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1863—1944)等众多艺术家都借用风格不同的自画像,为观赏者提供了一次次阅读艺术史和解读心灵语言的机会。

图2.2.21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两个弗里达》(TheTwo Fridas,1939)

墨西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被认为是20世纪探索自身认同的杰出女艺术家,她的一生充满坎坷和病痛,而她的作品也成为记录感情、身体和精神的重要载体。《两个弗里达》(The Two Fridas,1939)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见图2.2.21)。创作于她与丈夫离婚不久,当时的弗里达因为绝望而经常酗酒,以至于使本来就长期饱受折磨的身体更加脆弱。作品由双自画像组成,通过一个身穿墨西哥传统原住民服装和另一个身穿欧式维多利亚式衣裙的两个镜像人物出现,两种不同身份的穿着象征着艺术家处境的改变,即欧洲穿着的弗里达是失婚状态下的,墨西哥穿着的弗里达是曾经被爱的。两个人物牵手坐在一条长凳上,墨西哥式的弗里达手里拿着一个装有迭戈(弗里达丈夫)肖像的护身符,欧洲式的弗里达手里握着一把止血钳,但止血钳依旧没有止住从该人物切开的心脏中不断流出的鲜血。两个弗里达的背景是乌云笼罩的天空,充满了阴郁和不详的气氛。作品暗示了艺术家身心饱受折磨的痛苦经历,画中的心脏没有任何情感特征,只作为器官赤裸裸的呈现在观众面前,仿佛告诉我们艺术家除了持续忍受的痛苦外,此时此刻失去的还有她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她的爱人。但这幅作品的风格同弗里达其他自画像一样,始终保持着执着、坚毅、凛冽和孤独的气质。如艺术家自己所说:“我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

正由于艺术具有这种自我审视的功能,才使其对人类具有直接的影响和积极的感染。抑或说,透过自画像,观赏者会产生与画中人对视的感觉,而这种神奇的效果可能会在某一时刻唤起观众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