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A教育的转变价值与艺术与音乐节奏智能的联系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事实上，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科学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只要把音高与时值放进这个记谱法空间里，所形成的多声部运动便也是正确的，不受乐器与演奏的影响。[14]而音乐节奏智能是指在感受、辨别和表达音乐方面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在这一点上艺术门类中的绘画、建筑、舞蹈、戏剧、诗歌等都与之有密切联系。除此，建筑与音乐之间也存在着悠久的关联性。正由于这个传说，人们将建筑喻为“流动的音乐”。

在关于艺术发展史的讨论中，古希腊神话里九个缪斯女神被认为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灵感来源，她们分别掌管天文（Astronomy）、史诗（Epicpoetry）、历史（History）、抒情诗（Lyric poetry）、音乐（Music）、舞蹈（Dance）、悲剧（Tragedy）、喜剧（Comedy）和赞美诗（Choral poetry）。可见，音乐是最早被列入缪斯艺术行列的学科，因为在古希腊和印度哲学家认为，音乐的旋律和音调都显示出了一种和谐有序的排列规律，音乐的因此也是接近于科学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科学体系有着密切关系。比如19世纪近代科学兴起后，形式逻辑、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经典物理学，几乎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也同时是西方艺术，如绘画、戏剧和西方传统音乐的绝对时空结构的来源。其中绝对时间是指乐谱上的音符的时值和音高频率值是刚性的，节奏、速度等与钟表的机械计时相关。绝对空间是指欧几里德几何的刚性空间，它是五线谱的结构与多声部和声、对位法的基础。绝对时空构成的记谱法空间，既是客观的存在，同时对于任何运动状态也都是同样正确的。只要把音高与时值放进这个记谱法空间里，所形成的多声部运动便也是正确的，不受乐器与演奏的影响。显然，这种理性的音乐，同西方理性文化传统与自然科学体系，是面目相似、关系融洽的。^[14]

而音乐节奏智能是指在感受、辨别和表达音乐方面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在这一点上艺术门类中的绘画、建筑、舞蹈、戏剧、诗歌等都与之有密切联系。

比如20世纪观念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1912—1992）他早年学习绘画，后转向音乐创作，1952年，他在一次演出中首次创作了《4′33″》，这首所谓的“乐曲”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用乐器演奏的内容，而是在不刻意的情况下，将创作主体转换为周围的环境和观众，因此这件作品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沉默，而是观众在表演中听到的环境声音（Kostelanetz，2003）。因为在凯奇认为，没有噪音，只有声音，任何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音乐的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这件作品也由于改变了音乐节奏的结构，从而对音乐体验的定义提出了挑战。

关于这件作品创作的构想，一方面来自于凯奇对佛教和禅学的思考，即在音乐史上首次将“silence”（无声）这个概念在音乐舞台上得以实现，他希望将最自然和纯粹的声音，甚至无声，表达为音乐，进而达到声音所体现的质感和效果。另一方面，这件《4′33″》的创作灵感还受到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的启发。1951年，劳申伯格创作了一系列名为《白色主题》（Blank）的油画，画面用白色铺满，看上去是空白而无色的，但随着悬挂作品房间里光线的改变，以及观众人影的投射，画面实时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这个系列作品引起了凯奇的注意，于是有了之后《4′33″》的出现。正如他所说，“推动我产生创作想法的不是勇气，而是罗伯特·劳申伯格的白色油画。当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想自己必须这么做。否则我落后了，否则音乐落后了”（Kostelanetz，2003）。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信息或绘画信息，都是通过演奏（唱）、描绘等中间媒介传递给受众，而演奏者或画家在传送信息时，并不是被动的，而是通过各种心理活动完成的艺术表现过程。在这里，凯奇和劳申伯格的尝试即在于将创作的过程进行了反转，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解释和再创造进行了重新建构。

除此，建筑与音乐之间也存在着悠久的关联性。古希腊神话中记载着关于传奇音乐家俄耳甫斯（Orpheus）的传说，希腊人认为他是诗人和音乐家中最伟大的代表，据说他的音乐和歌声可以吸引大自然中的各类生灵，可以使树木和岩石为之起舞，可以用美妙的音乐使河流改变方向，甚至能把音乐凝结在各类建筑上，以此使人们在充满音乐旋律的城市中生活。正由于这个传说，人们将建筑喻为“流动的音乐”。

而从艺术的表现形式上看，建筑属于空间艺术，音乐属于时间艺术，但“建筑的美学维度超越了它与其他人类科学共有的功能方面。建筑通过其特有的表达价值的方式，可以刺激和影响社会生活，而无需假定它本身会促进社会发展”（Nunzia Rondanini）。同时，建筑空间的起承转合延伸和激活了空间原有的“凝固”性，不同层次的结构同样可以产生强烈的音乐节奏效果。例如布拉格的著名建筑《跳舞的房子》（见图2.2.10），这栋房子因其特立独行的“舞动”形状，成为捷克的地标式建筑，如果从以往建筑的功能角度看，房子显然不是建立在普世认知结构和传统美学标准基础之上的，但正由于它将建筑放置在一个音乐（舞蹈）的语境中进行重新表达，于是建筑和音乐都在这个空间里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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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0跳舞的房子，布拉格，捷克共和国(www.chuimin.cn)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有则故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其中便道出了“听声类型”的艺术联想效果，即音乐具有一种穿透力，可以扮演沟通人与自然的语言，通过与其他载体的结合进而产生新的美学体验。

18世纪，被誉为“声学之父”的德国物理学家、音乐家弗里德里希·克拉尼（Ernst Florens Friedrich Chladni,1756—1827）发明了一种用来显示在刚性表面上的振动模式，这项技术于1787年首次发表在他的著作《声音理论的发现》中。在克拉尼的实验里，他在一架小提琴表面放了一块金属板，将一些细沙覆盖在上面，当用琴弓拉动小提琴时，振动导致沙子进行移动并勾勒出各类缤纷的图案，而这些节点图案也被称之为“克拉尼图形”。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科学词汇“Cymatics”（音流学，即震动波），用来研究“声音可视化”的现象（见图2.2.11）。

除此之外，1912年，罗杰·弗莱（Roger Fry,1866—1934）创造了一个名为视觉音乐（Visual music，有时也称为彩色音乐Colormusic）的术语，用来描述抽象艺术家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Kandinsky,1866—1944）的作品（WardOssian，2006）。因为如前所述，康丁斯基通过对线条的研究，发现了曲线和角度所形成的类似旋律的“音调”，这种音调是由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含义决定的：水平线代表一种平静而寒冷的音调，垂直线代表一种平静、温暖的音调。而这些由圆、半圆、角度、直线和曲线组成的绘画元素，不仅发展了其后的抽象绘画和至上主义运动，更用绘画的表现语言对音乐进行了扩充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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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1克拉德尼声音图案

这种“听声类型”或“以型类声”等“通感”反映，在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被称之为“移觉”（Synaesthesia），即将经验从一种感觉形式转移到另一种感觉形式的现象，除康定斯基之外，很多的现代艺术家都尝试通过不同感官知觉创作作品的做法，而事实也证明，并非只有艺术家具备“移觉”，普通欣赏者也能产生艺术中的“心理共鸣”。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乐记》中说：“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其中谈到了构成音乐的三项基本要素“诗”“歌”“舞”。如徐复观所说，这三者是无假于自身之外的客观事物而即可成立，因此是直接从心生发出来，而无须客观外物的介入，所以可称之为“情深而文明”。“情深”即直接从人的生命根源处流出。文明即指诗、歌、舞向生命逐渐与客观接触的层次流出时，皆各具有明确的节奏形式。这种潜伏于生命深处的情，虽常为人所不自觉，但实对一个人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力量。^[15]

可见，一切艺术的表现形式都只是人类精神的标志，作品不过是一种输出的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表现，使欣赏者从中感受到人的精神价值和智慧的力量。而不论是何种感觉或经历何种形式的传递，都能引导我们将艺术与人类各种智能视为一个整体，继而进行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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