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语言智能发展的联系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语言是一个由开发、获取、维护加上使用复杂的交流系统组成的信息工具，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支柱，也是人类独有的表达方式。此外，人类语言也是唯一已知的自然交流系统，其适应性可以被称为形态独立。也就是说，儿童用语言来补充视觉形象上未呈现的内容。这一点与中国汉代画像石（砖）以及古代人物帛画的目的是一致的。中国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古老的“表意”文字，这与以字母为形式的西方语言有所差别。

语言是一个由开发、获取、维护加上使用复杂的交流系统组成的信息工具，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支柱，也是人类独有的表达方式。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猜测语言起源的奥秘，《圣经·旧约·创世纪11:1:9》中关于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神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讲道：洪水劫难过后，上帝以彩虹与地上的人们立下约定，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此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但后来人们为了战胜灾难永不分离，于是在语言相通的基础上，同心协力建造了一座足以到达天堂的城市和高塔。不想此举惊动并惹怒了上帝，他发觉自己的誓言受到了怀疑，决定惩罚这些忘记约定的人们。上帝于是来到人间，混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再相互理解，并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而那座巴别塔（或称巴比伦塔、通天塔）也就半途而废，“巴别”即“变乱”的含义。而这个神话也成为西方绘画中很多艺术家经常表现的题材，象征了人类狂妄自大最终落得混乱的结局。历史上曾有学者认为传说中的原始语言是希伯来语或巴斯克语，尽管这一理论没有得到最终确定，但这个传说也足以证明，人类渴望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迫切心愿。（见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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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彼得·布鲁格尔《巴别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The Tower of Babel》

人类语言不同于动物交流系统，它具有语法和语义范畴，而这些范畴可以用来表达极其复杂的意思。此外，人类语言也是唯一已知的自然交流系统，其适应性可以被称为形态独立（modality independent）。这意味着它不仅可以用于通过一个通道或介质的通信，还可以用于通过多个通道或介质的通信。例如，口语使用听觉形态，手语和写作使用视觉形态，盲文写作使用触觉形态。^[9]

正如前文所讲，从原始人和儿童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前语言阶段（或早期智力发展阶段）力图通过符号化的“语言”进行记录和情感表达，而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看，那些涂鸦和画面里表述的意象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儿童在进行绘画时经常伴有叙述。他们会对自己、对感兴趣的朋友，甚至对假想的听众说话。他们的话语可能是指示性的——给他们正在创作的表现物命名。或者，他们的话语是行动导向的——描述儿童的行动，指导下一步行动。最终，这些叙述语言会随着儿童所创作的形象，以及儿童在表征与语言和想象之间建立的关联而不断变化，经历一个“诗意的转变”（Zurmuehlen & Kantner,1995,p.7）。可见，儿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可能用语言来延伸形象。不过，形象表现越简单，儿童的言语修饰就越多（Hohmann & Weikart，2002）。也就是说，儿童用语言来补充视觉形象上未呈现的内容。在开始阶段，作为对表现能力的补充，他们可能会更多地告诉成人不存在的东西。最终，随着创作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计划和细节，他们将能更多地谈论存在的东西，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10]由此，绘画作为人类成长早期便能掌握的一种技能，不但可以帮助儿童通过操作媒介更好的表达想法，而且可以促使其在与他人分享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激发语言表达的兴趣和能力。可以说，绘画这种人类表现自己的行为，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人类从绘画开始，进步到具有抽象性的符号，再通过符号演化为文字，并使用文字对各种事件进行记载，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人类文明。从很多艺术作品中，我们也都可以找到绘画作为人类语言传达信息的踪迹，如《沼泽中的鸟鸣》（见图2.2.2）。这幅墓室壁画具有多重含义，这也是埃及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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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沼泽中的鸟鸣》，公元前1350年，尼布蒙墓壁画的碎片，灰泥壁画彩绘，高81.3cm，1820年发现，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Fowling in the marshes:fragment of wall painting from the tomb of Nebamun,1350BC.

画中表现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中级官员尼布蒙和他的妻子哈特谢普苏特以及他们的小女儿在尼罗河沼泽里乘小船打猎的情景。众所周知，对于埃及人来说，艺术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它还具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展示逝者生前的生活，以为他的来世旅程更加轻松。这一点与中国汉代画像石（砖）以及古代人物帛画的目的是一致的。在这幅《沼泽中的鸟鸣》中不但展现了墓主人生前乐于打猎的场景，还在画面中用“沼泽”寓意生命的复活，并绘制了代表各类含义的古埃及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这些文字结合了徽标、音节和字母元素，既是古埃及时期使用的正式书写系统，更为今天的观众解读那段文明史提供了重要解码依据。其中猫头鹰代表了字母M，毒蛇代表字母F，埃及秃鹰代表字母A，眼睛代表“I”，鹌鹑代表字母W或U……这些古文字组成的字面意思便是“神圣的雕刻”（sacredcarving）。

可见，从人类开始使用图像传递信息开始，“画”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符码，它在向外界发布各类情感信号的过程中，分享着人类的思维和智慧。而且，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对古埃及文字的认读和功能持有疑问，有些学者认为那些文字手稿只承担神圣的仪式功能，与哲学有关，因此不能记录历史信息也不太可能被解读。但19世纪，法国语言学家、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经过研究发现，埃及的书写系统是由语音和表意符号组成，并在其著作中详细解释了这些文字的价值。由此，商博良的贡献即在于他证明了之前的假设是错误的，并使检索古埃及人记录的多种信息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这些古埃及文字更倾向于“听觉文字”，因此同以“视觉”为主要辨析模式的中国汉字不尽相同。

中国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古老的“表意”文字，这与以字母为形式的西方语言有所差别。字母是“表音”符号，西方人在他们的文字中仅仅记录词语短暂的发音，而不是意义。因此，西方的文字不可分割地和所有音韵的变化与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音韵的变化和多样性在任何语言中都在所难免。每当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发生变化，每当语法和词法出现新的发展的时候，文字便要跟着一起变化。每当一些说特别的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当拉丁语不再是欧洲统一的语言的时候，便发展出了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和文字。但中国的汉字是“表意”符号，其所记录的是词语的意义而不是发音。因此，尽管也像所有的口头语言那样，音韵和其他的变化在中国也屡屡发生，但汉字系统却无须被动地追随所有这些变化而变化。所以，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体制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这种令人敬畏的统一性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11]从对汉字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感情和哲学精神，更在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书法便是一个东方美学的集中表现，其中的笔画、墨法、章法、结构等形式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哲思，每一根线条的轻、重、缓、急、转、折、提、按等变化也都体现了一种生命力量。因此，有人将书法称之为“心迹”，意在其中具有的特殊精神体验。20世纪以来，书法对西方艺术家的创作影响也备受瞩目，如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在其寓所中便悬挂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他的创作中尝试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虽然是绘画运动，但大量受到东方汉字书写的启发。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28—1962）、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1915—1991）、波洛克（J.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等人，尽管不懂汉字，但却从汉字的书写形式中找到了独特的视觉美感，一方面利用甩、刷、泼、洒等方式，形成了极富速度感的律动线条；另一方面以书法构图为启发，创作出了黑白虚实疏密相间的画面。当代中国艺术家徐冰创造的“新英文书法”，也从另一种形式上推动了汉字在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发展。他将英文的26个字母改造成类似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再把英文字母合成类似中国的方块字，并用毛笔以楷书书写出来。这种“新英文书法”看似是一种不可读的文字，但实际上却成为一种有趣并可以辨识的符号。

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书法和汉字的价值，而这一艺术形式对人类在智能开发和认知训练方面的巨大潜质却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挖掘。因此，如何利用汉字的“表意”功能促进人类语言智能的发展，如何对汉字和书法的美感体验进行深层研究，都是笔者企图摸索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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