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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经商兴盛,形成全民投资局势

【摘要】:而从景泰初年起,其数量不断增加,经商取利的性质也越来越明确。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还在商贾辐辏的城市和地区开设皇店,由皇帝派专人经营。上层如此,中层也不例外,那些排在“四民之首”的文人、学士等,一向“重义轻利”,而到了明朝中后期,也都纷纷弃儒服贾,弃文从商,投入经商的大潮之中。[61]中层如此,下层更是全民经商。真正形成了全民经商,唯利是图的局面。

明初,朝廷曾设有官店,但数量有限,其主要功能是为朝廷刺探情报,征收商税。而从景泰初年起,其数量不断增加,经商取利的性质也越来越明确。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还在商贾辐辏的城市和地区开设皇店,由皇帝派专人经营。[56]于是,皇亲国戚群起效尤,纷纷开店营利。到了弘治时期,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庆云侯周寿就“私制店房,侵夺民利”[57]。正德初年,勋戚往往“置买店房”[58]。宗室诸王为了获取厚利,更在各地大开店铺。如万历时,福王就开有盐店、马店、炭厂、竹厂等,潞王和其他藩王也都开有盐店,临洮府的肃王,所开房店铺面竟然有3300多间,大官僚严嵩、徐阶等,也都开有店号。

上层如此,中层也不例外,那些排在“四民之首”的文人、学士等,一向“重义轻利”,而到了明朝中后期,也都纷纷弃儒服贾,弃文从商,投入经商的大潮之中。如宁波人孙春阳,万历中“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59],移居苏州城里的皋桥,开出一家南货铺,经营到清代,竟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制度健全的名店,“子孙尚食其利”[60]。还有,比如常熟人毛晋,明末应试不第,回乡以刻书、贩书和买卖字画为业,生意红火,于是常熟里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61]

中层如此,下层更是全民经商。流入市镇、城市的农民做起了小商小贩,地主涉足工商业,军人离岗开店做起了小业主,就连和尚、道士等也都开起了小店铺……真正形成了全民经商,唯利是图的局面。(www.chuimin.cn)

因苏州官田赋税过重而带来的沉重负担迫使明朝朝廷实施赋役改折,宣统、正德年间和嘉靖年间的两次始于苏州的赋役改折效果明显,然后就迅速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这导致明朝在中后期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而白银货币化给大明王朝未来命运发展所造成的最致命的损害不是“重本抑末”农业结构的被摧毁,也不是因大量市镇的兴起而出现了市民阶层,也不是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的“舍本逐末”、全民经商、唯利是图,而是由此种种所引发出来的愈演愈烈的自由的,或者是不自由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