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官田赋税过重导致严重逃亡研究揭示吴淞江文化

官田赋税过重导致严重逃亡研究揭示吴淞江文化

【摘要】:[12]导致这种逃亡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赋税重以外,各种科派的明显增加也是原因。“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不堪命,遂皆迁业。”

这样重的赋税让租种官田的老百姓根本完成不了,为了不受官府追比,为了不吃官司,为了不受牢狱之灾,他们只好逃税了,而且往往是举家出逃。当时,他们大多逃往中部山区,比如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这股逃亡潮始于宣统、正德年间,终于成化、弘治时期。成化时期,巡按直隶御史梁昉在奏折中曾提及此类逃亡现象:“其民迫于饥寒,困于徭役,往往隐下税粮,虚卖田地,产业已尽,征赋犹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12]导致这种逃亡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赋税重以外,各种科派的明显增加也是原因。“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不堪命,遂皆迁业。”[13]这一时期的流亡类型是这样的,“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迩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14]。宣德七年(1432),江南巡抚周忱到苏州,当时苏州一府就“逋税七百九十万石”[15],周忱也发现了苏州府的百姓大量逃亡现象,他在谈到这些流民的去向时,觉得苏、松诸府百姓多有文化知识,有经济头脑,会经商,所以“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苏、松人匠丛聚两京,乡里之逃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创造房屋,或开张铺店。或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16]

那一时期从苏州流出去的逃亡之民不仅没有给大明王朝造成什么损害,反而还促进了他们流入之地的经济、商业等方面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苏州地区的流民的总体素质比流入之地的百姓的素质要高得多。(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