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吴淞江流域耕种农田的生产工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比如已经广泛使用的曲辕犁是当时最先进的耕田工具(曲辕犁在陆龟蒙的《耒耜集》里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更是被广泛使用。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也使得农户能对田地实行精耕细作,并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术与经验,从而能实行集约经营。能做到这一点,吴淞江流域的成功开发显然是主要原因。这也证明了吴淞江流域的成功开发造就了苏州在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地位。......
2023-11-18
到了元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今岁一、二年三、四年水灾频仍”[19],这是什么原因呢?元代的水利专家任仁发是这样认为的,以前“常时尽心经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期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后军民不问烦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必然为之,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豪富上户,言不能乱其耳,珍货不能动其心,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接,悉为膏腴之产,以故二三百年之水灾罕见。”而元朝成立以来是这样的,“国朝四海一统,又居位者未知风土,所以视浙西水利与诸处无异,任地之高下,任时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旱频仍”[20]。任仁发的言下之意就是:吴淞江流域的水利建设以前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在针对低田和高田的治理时是按照不同方法进行的,而且要有名卿重臣来负责领导实施,并且按照古制做到“七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塘”,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水利,保证“二三百年之水灾罕见”。而在元代,由于朝廷不懂地方上的不同,不能因地制宜地进行水利建设,只是不分东西南北,在水利建设上实施“一刀切”,那肯定是要出事的。
另外,是因为到了元代,吴淞江流域的占水围田现象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淀山湖和三泖湖之间,往往有人占水围田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规模,这就使得元朝时期,吴淞江流域(尤其是古代吴淞江支流东江地区)的农田规模得到了明显的扩大。
同时,在元代,也对吴淞江的水利进行了整治,比如任仁发认为要治理好吴淞江流域的水利,其实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浚河港必深阔,筑圩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设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为害。”[21]关于这一点,任仁发还提到了北宋名臣范仲淹,称范仲淹也是这个观点:“范文正公,宋之名臣,尽心于水利,尝谓修圩、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22]
那么,在元代为什么做不好呢?任仁发认为,“浙西河港、圩岸、闸窦无官整治,遂致废坏,一遇水旱,小则小害,大则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芜,不可种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废而不治者,盖募夫供役取办于富户,部夫督役责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乐,所以滑吏豪民构扇,必欲沮坏而后已。朝廷未见日后之利,但厌目前之扰,是以成事则难,坏事则易。东坡亦云,官吏惮其经营,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终辍,不能成久远之利也”[23]。政府不用心,相关部门怕事,滑吏豪民破坏,百姓不肯出力,这种种原因导致了元代在“修圩、浚河、置闸”这三方面水利建设的失效。
所以,任仁发认为还是要设立专门的行都水监司,来负责对吴淞江的治理,由独立的部门,专门的人来管理此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无知,但见工役之烦;豪民肆奸又吝供输之费,所以百般阻挠,但谓无益以败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数等之水极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专司,岂能成功”[24]。(www.chuimin.cn)
当时的政府接到任仁发关于治理吴淞江的《水利议答》的奏疏后,很重视,在大德八年(1304)夏五月,“中书省准浙江行省咨任仁发言吴淞江淤塞奏立行都水监,仍于平江路设置直隶中书省及命行省平章徹里提督疏浚”[25]。
政府并下诏规定了各项政策措施,“诏条云修浚河道闸坝一切合用物料行省即于官钱内收买应付,又浙西苗粮户内起夫一万五千名自备什物,每名工后一年免粮一十五石,其军站除瞻后地外依上料著僧道也,里可温答失峦不分常住,并权豪官员不以是何投下不纳官粮之家,以地五顷著夫一名,从行都水监选委廉干官员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称职者行都水监其迹举明其著明夫户集凡差役权行蠲免”[26]。
于是,在大德八年(1304)十一月,“仁发以吴淞江故道堙塞为浙西居民害上疏条陈利病疏导之法,西自上海县界吴淞旧江,东抵嘉定石桥洪迤逦入海,长三十八里,深一丈五尺,阔二十五丈,役夫一万五千,为工一百六十五万一千六百有奇”[27]。这个工程到大德九年(1305)二月全部竣工。
农田大幅度增加,与任仁发对吴淞江下游河道疏浚的水利工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水利建设使得元代苏州的赋税比之宋代有了更大幅度的增加,由宋代的三十万石增加到八十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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