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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江文化:揭开七都八都之谜

【摘要】: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横扇”之所以能发展成镇,主要是因为该地历史上有粮长这个职役的设置。但不管怎样,巡检司的设置扩大了其所在地的管辖范围,这一举措也相应地使七都和八都的行政管辖范围不断变大。这为后来七都、八都升乡变镇提供了条件。这样,作为行政建置的“七都”“八都”就成了作为市场划分的“市镇”单位,两者之间就这样做到了“身份互换”,此时的“镇”已经变为名副其实的行政管理单位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横扇”之所以能发展成镇,主要是因为该地历史上有粮长这个职役的设置。有政府行政职能设置的地方,其所管辖的范围就会不断增加,这样就导致该地区域的扩大,这就为该地发展成为市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明朝前期,都图是行政单位,而市镇是经济单位;都图是户籍编制区划,而市镇是商贸聚集之地;都图重视的是税粮的征解,而市镇主要是商业税收,其所占比例极小。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很明显是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划单位。可是,后来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混淆不分,甚至是互换呢?

七都农贸市场

在明初的时候,市镇是归属于都图的,这主要是政府以征收田赋税粮为主,而市镇的商业税收所占比例很小,所以其商税的征收机构都是设置在县一级的行政建置的地方,一般市镇是不设置的。

一直要到明朝中后期,情况才有了变化。明正德年间,由王鏊、吴宽等人编纂的《姑苏志》,把“市镇”和“乡都村”编在了一个篇章里。这说明在明朝中期,都图和市镇已经相互混淆,分得不是很清楚了。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在明朝中期,苏州地区的市镇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引起朝廷的关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镇的商税改由牙行负责征收,政府也开始重视起市镇商税的征收,比如,在《正德姑苏志》卷第十八,“乡都市镇村附”章节中有关于长洲县的市镇记载,其中关于“许市”镇(就是现在的浒墅关镇。)的记载是这样的:“去县西北二十五里,一名浒墅……民居际水,农贾杂处,为一大镇,有巡检司、急递铺,景泰间置钞关于此。”[19]那时的浒墅关镇已经是苏州西北大运河的水上交通枢纽了,农贾杂处,货运繁忙,商税量大,所以政府在那儿设置了“钞关”(税收机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苏州的一些商税量大的市镇上已经有税收机构了。

除了税收机构的设置外,有些市镇随着其发展,变得越来越繁荣,聚集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那样的人口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的,于是就带来了治安问题,有些市镇上的治安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于是政府部门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和治安问题严重的市镇上设置叫巡检司的管理机构。这在清朝的沈眉寿和纪磊编纂的《震泽镇志》中有所提及:“吴秀重建震泽司碑记,震泽旧有市井而无官曹,强凌弱、众暴寡,势不能免。我太祖高皇帝(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其地独远郡邑,西连苕霅,东接吴淞,南临槜李,北枕太湖,无知之徒哨聚出没。不有以镇之,孰从而警之?于是设巡馆,置吏兵以保障兹土。此震泽司之所由立也。”[20]说得很明白,巡检司就是管治安的。因为该机构是管治安的,所以不只是像税收机构那样只管镇区的一小块地方,而是既要管市镇区域,也要管四周乡村。当时,一般市镇的镇区区域不大,就长、宽各两、三里的面积,但如果把四周乡村都包括进去的话,那面积就大得多了。就拿那个“许市”镇来看,其镇区范围只有“三里”,但是“横泾浜、唐家浜、西渔庄、东渔庄、太平桥巷等,都归其管辖”[21]。而在明弘治《吴江志》中也记载了震泽镇巡检司的管辖范围,“在本镇,去县治西南九十里,巡检李进重建,一官一吏,弓兵三十名,管九都、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十三都地界”[22]

据《吴江县志》记载,在清雍正四年(1726)吴江分县,震泽由镇升为县,共管辖“全都16,不全都7;全保1,不全保4;全图278,不全图17;全圩1512,不全圩3”[23]。这段史料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清朝雍正时期,震泽管辖下的那些“不全的都和图”是与其他县、市镇合管的。这证明市镇和都图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这种变化是明显的,也是根本性的:以前是市镇从属于都图,界限分明。后来逐渐混淆不分,再后来是市镇管辖都图。(虽然只是部分的管辖职能,比如巡检司。)这也是因为市镇不断发展壮大,对朝廷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导致朝廷对其管辖方式做了根本性的改变。

吴江的几个巡检司的设置和其他地方有明显区别,其他地方都是设置在市镇的,但吴江的几个巡检司却是设置在一些大的村落的。比如长桥、简村、烂溪、洇渎这四个巡检司就都是设置在村落的,其中的洇渎巡检司原先设在六都,后来又移到吴溇村(属七都),“去县治西南一百里,一官一吏,弓兵三十名,管五、六、七、八都地界”[24]。这似乎是因为这几个地方的地位极其重要,或者是因为其治安情况不容乐观。但不管怎样,巡检司的设置扩大了其所在地的管辖范围,这一举措也相应地使七都和八都的行政管辖范围不断变大。这为后来七都、八都升乡变镇提供了条件。

到了清末宣统元年(1909),实施地方自治。第二年推行区域自治,各镇开始要确定传统管理疆域,于是震泽县所管辖的市镇就有所变化,形成了新的市镇,比如“震泽镇、严墓镇、平溪镇、横扇镇、吴溇镇(就是七都镇)、梅堰镇、庙港镇(就是五都镇)”[25]等。趁着这次机会,七都、八都就都成了市镇。这样,作为行政建置的“七都”“八都”就成了作为市场划分的“市镇”单位,两者之间就这样做到了“身份互换”,此时的“镇”已经变为名副其实的行政管理单位了。

这是江南市镇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奇特现象,值得对之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1][唐]张九龄撰:《唐六典》,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史部十二·职官类一·官制之属,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页。

[2][元]脱脱,等修撰:《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兵志六·乡兵三·保甲,中华书局,1977年,第4767页。

[3]【明】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卷二十,户部七·户口二·黄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357-358页。

[4][清]叶夑纂:《康熙吴江县志》,卷七,徭役,康熙二十四年刻,三十九年增刻本,第46页。

[5][清]高士鸃,杨振藻修,[清]钱陆灿,等纂:《康熙常熟县志》,卷九,徭役,清康熙二十六年刻,第158页。

[6][清]陈和志修,[清]沈彤,倪师孟纂,陈其弟点校:《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清田粮,广陵书社,2016年,第449页。(www.chuimin.cn)

[7][清]陈和志修,[清]沈彤,倪师孟纂,陈其弟点校:《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清田粮,广陵书社,2016年,第450页。

[8][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一,都图,《中国地方志集成》之《乡镇志专辑》(第7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第118页。

[9][明]陈三恪撰:《崇祯海虞别乘》,大诰,广陵书社,2018年,第2-5页。

[10][明]韩浚,张应武,等纂修:《万历嘉定县志》,卷之一,疆域考上·乡都,齐鲁书社,1987年,第690页。

[11][明]莫旦编纂,陈其弟校点:《弘治吴江志》,卷二,乡都,广陵书社,2018年,第75页。

[12][明]莫旦编纂,陈其弟校点:《弘治吴江志》,卷二,乡都,广陵书社,2018年,第75页。

[13][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一,都图,《中国地方志集成》之《乡镇志专辑》(第7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第121-122页。

[14][明]姚宗仪纂:万历《常熟县私志》,凡例,广陵书社,201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

[15][明]周伦:《杨侯清理田赋记》,万历《昆山县志》,卷八,遗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志第43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第587页。

[16][明]周士佐修,张寅,等纂:嘉靖《太仓州志》,卷五,乡都·市镇村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0册),上海书店,1990年,第361页。

[17][清]陈和志修,[清]沈彤,倪师孟纂:《乾隆震泽县志》,卷之四,疆土四,镇市村,广陵书社,2016年,第75页。

[18][清]陈和志修,[清]沈彤,倪师孟纂:《乾隆震泽县志》,卷之四,疆土四,镇市村,广陵书社,2016年,第75页。

[19][明]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苏志》,卷第十八,乡都市镇村附,镇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一二),上海书店,1992年,第91页。

[20][清]沈眉寿,纪磊编纂:《震泽镇志》,卷四,公署,《中国地方志集成》之《乡镇志专辑》(第1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第384页。

[21][清]凌寿祺撰,钦瑞兴点校:《浒墅关志》,修志凡例,一,广陵书社,2012年。

[22][明]莫旦编撰,陈其弟校点:弘治《吴江志》,卷四,官宇,广陵书社,2018年,第164页。

[23]吴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吴江县志》,第一卷,建置区划,第二章,行政区划,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24][明]莫旦编撰,陈其弟校点:弘治《吴江志》,卷四,官宇,广陵书社,2018年,第164、165页。

[25]吴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吴江县志》,第一卷,建置区划,第二章,行政区划,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