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流域占水为田风行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进入南宋以后，“占水为田”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主体不只有政府和民间，还有军队。南宋初，吴淞江上游吴江塘路两边都已堙塞成陆，成片的湖滩基本都被军队侵占为田，史书上称其田为“坝田”。这样肆无忌惮地“占水为田”无疑给吴淞江流域的水利造成了致命的危害，所以入宋以来，吴淞江流域就水旱灾害频发了。而大宋王朝对吴淞江流域的水利治理却是始终抱着权宜心态，其采取的举措也

据方志史料记载，宋初，苏州一州的赋税是“一十七、八万石”^[31]，到了郏亶时的熙宁年间（1068—1077）已增加到“三十四、五万石”^[32]。而范仲淹在任苏州知州时，通过对苏州一州一年全部产出的计算，“苏州一州之田，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33]。当时，整个东南地区一年所交的全部税粮为“六百万石”^[34]，于是范仲淹得出了“一州之出超出整个东南一年所交全部税粮”^[35]的结论。

范仲淹上奏给朝廷的《时事条陈》中的这个内容，无疑给大宋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大宋王朝对苏州倍加青睐，希望此地能有更多的产出。于是，在政策上，对此地明目张胆，甚至是肆无忌惮的“占水为田”现象就置若罔闻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暗中鼓励。

那么，苏州地区“占水为田”的情况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呢？据相关史料统计，苏州在北宋雍熙前后（984—987）的耕地数在140万亩左右，到了景祐年间（1034—1037），耕地数增加到340万亩，50年间增加了近1.5倍。而到了南宋端平二年（1235）更是增加到了1200万亩，其耕地数是北宋景祐年间的3.5倍，雍熙年间的8.5倍。这些新增的耕地面积主要来自湖区或滨水地区。这可以从吴淞江流域“占水为田”的情况变迁中得到印证，景祐年间，张方平出任昆山知县时，他看到的吴淞江流域还是“地旷人少，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36]。就是说在北宋景祐年间，吴淞江流域还有很多无主的水田，可以任意占有。而到了北宋后期，在宣和元年（1119），当时管理农田的一个叫农田所的机构就出台了这样的法规：“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泺等地，并大量步田，立四至坐落。”^[37]就是把长满蒿草、芦苇、野菱的河滩、湖荡都作为耕田进行丈量，并确定四边范围。招募佃农进行耕种。这是政府从法律层面认可“占水为田”，也鼓励“占水为田”的做法。

进入南宋以后，“占水为田”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主体不只有政府和民间，还有军队。南宋初，吴淞江上游吴江塘路两边都已堙塞成陆，成片的湖滩基本都被军队侵占为田，史书上称其田为“坝田”。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朝廷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而在南宋淳熙（1174—1189）时，宋孝宗继续采用蠲放苗税的政策鼓励两浙民户“占水为田”。

王桢《农书》

整个有宋一代，这样“占水为田”的田地种类主要有“沙田”“塘涂田”“围田、湖田”“葑田”这四类。其中的“沙田”，《正德姑苏志》卷十五《田地》中对它是这样定义的：“民自经营沙涨地为田。”^[38]就是江河湖泊中的泥沙所淤积而成的水地，被百姓私自占为耕田。那么，百姓为什么会热衷侵占这样的“沙地”呢？元代，山东人王桢，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农书》。王桢的《农书》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田制门”篇里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普为塍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于他田。”^[39]由于沙田处于涨没不定之中，所以农户可以根据田块的不同情况和不同格局，种植不同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而且由于水利设施做到位，沙田始终能得到好的保护，因此能做到旱涝保收。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百姓都乐意侵占江河湖泊中的泥沙淤积之地作为“沙田”来耕种。

而其中的塘涂田又称滩涂田、塘田、涂田。王桢《农书》是这样定义它的：“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凡潢污泗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污滩，亦可种艺。”^[40]那么，百姓为什么对这种地方也感兴趣呢？北宋水利学者郏亶在其水利书中曾提及其原因，他说：“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意间年淹没也。”^[41]原来是因为这种田的收成很高，甚至超出已熟耕田的一倍以上，但是其所交的税粮是和已熟耕田一样的，所以老百姓都要千方百计地去侵占这些滩涂为田了。(www.chuimin.cn)

围田是一种新开发的耕地，与圩田不同，圩田是已熟耕地。围田一般是军队开发的比较多，他们往往把一片滩涂围成耕地，所以规模也比较大。比如在南宋初，太湖“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盖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42]，尽是耕田。

开禧二年（1206），卫泾在一个有关东南水利的奏折中说：“自绍兴末年始，因军中侵夺濒湖水荡工力易办，创置堤埂，号为坝田……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晙月削，已亡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43]

葑田在苏州东、南部吴淞江流域普遍存在，是被广泛侵占的水田种类之一。北宋的蔡宽夫是这样定义“葑田”的：“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44]也就是说“葑田”是水里野生的蒿草、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的根与泥土脱离后，一年年的枯萎的植物不断堆积而形成的、浮在水面上的几尺厚、几十丈大的“浮动田块”。对此，林和靖有诗咏及，“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秤葑上田”^[45]，等等。

总之，在有宋一代，囿于国情，面对人多地少的压力，政府大力鼓励各种名目的“占水为田”，于是吴淞江流域的草葑茭荡和滩涂沙地等，都被大量侵占，大量开垦，这样，到了南宋绍熙年间（1147—1200），整个吴中就“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46]了。

据学者闵宗殿的统计，两宋期间太湖地区被废的湖泊有10个，被围的有11个。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淀山湖，南宋中叶，“湖之围为田者大半”^[47]；元代以后，湖面仅剩约二百里，但“富户每把流水的港口塞闭了，把淀山湖闪做旱地种田”^[48]。

这样肆无忌惮地“占水为田”无疑给吴淞江流域的水利造成了致命的危害，所以入宋以来，吴淞江流域就水旱灾害频发了。而大宋王朝对吴淞江流域的水利治理却是始终抱着权宜心态，其采取的举措也是权宜之计。

宋以后，流域占水为田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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