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江文化研究：外粮大量进入，贸易兴旺，形成米市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外米不断涌入，商品粮大量输入，交易频繁，又数量庞大，就形成了兴旺的“米市”，大约是在明朝后期，吴江的同里、平望就已经是很大的“米市”了。这些进入苏州枫桥的湖广之米的量的不同对苏州米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枫桥米市交易稻米数量如此之大，已经能左右米市行情了，真是超出笔者的想象。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当时修纂的《苏州府志》上就已经称枫桥市为“米市”了，而到了清末，枫桥就正式由市升为镇了。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渗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新模式。特别是明朝对赋役实施银两改折后，吴淞江流域的这种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集中地体现在新型的棉作经济和蚕桑经济，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栽培与手工业经营，日益明显地压倒了传统的稻作经济，从而改变了先前的以“苏湖熟，天下足”为标志的水稻种植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而代之以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和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尽管这一地区仍是全国著名的水稻产地，但农家的经济收益不再以稻作为主。久而久之，原来的鱼米之乡也就成了“缺粮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42]。在明朝末期，昆山人顾炎武就目睹了原来是“天下粮仓”之地的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缺粮”的严重情况——每当夏天麦子熟了的时候，以及每当秋天稻谷收割入仓之后，就会有无数的外地粮船联翩而来，出现在京杭大运河与吴淞江流域的大大小小的江河之中。于是，那些中等收入的人家就纷纷前去买米来保证全家老小的一日三餐，于是路上、街上到处可见买了米，背着米袋子回家的人。

也就是说至少最早在明朝后期，吴淞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出现了“仰食四方”的现象。据史料统计，当时吴淞江流域的低地地区（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鱼米之乡）已经要输入30%到40%的商品粮了。可想而知，吴淞江流域普遍种植木棉的高地地区和普遍栽桑养蚕的低地地区，所需外来的商品粮的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那么，从明朝末期以后，进入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外来的粮食主要来自哪里呢？明朝有一位叫黄希宪的官员提到了这一点：“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江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借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43]黄希宪用了“续命之膏”这样重的词来形容“江广”之米对吴地的重要性。进入清代以后，这种形势更加明显，《雍正朱批谕旨》中有一份鄂尔泰的奏折，其中有这样的话：“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故。”^[44]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湖广（湖南、湖北和江西）地区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了，南宋时期的“苏湖熟，天下足”变为了明清时期的“湖广熟，天下足”了。清朝雍正年间的《朱批谕旨》中有个叫何天培的地方官在奏折中对此也有所提及：“天下粮米……平日藉客商贩易流通……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45]原来用来接济江浙地区的粮食都来自湖广。据全汉昇教授的估算，雍正十二年（1734）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装载这一千万石的湖广米船，由汉口出发，沿江而下，大部分都运往苏州出卖”^[46]。外米不断涌入，商品粮大量输入，交易频繁，又数量庞大，就形成了兴旺的“米市”，大约是在明朝后期，吴江的同里、平望就已经是很大的“米市”了。平望镇“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47]；同里镇“米市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48]。而到了清朝康乾时期，枫桥就成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米市”了，“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49]。

这些进入苏州枫桥的湖广之米的量的不同对苏州米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苏州织造的总管李熙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奏报米价时说：“苏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甚贱，上号不出八钱，次号不出七钱。”^[50]在康熙五十二年（1712）又说：“至于苏州米价，今日因湖广、江西客米来少，所以价值稍增。”^[51]在康熙五十五年（1715）又说：“窃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52]也就是说如果江西、湖广之米来得少，米价就上升；反之，米价就下降。(www.chuimin.cn)

枫桥米市交易稻米数量如此之大，已经能左右米市行情了，真是超出笔者的想象。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当时修纂的《苏州府志》上就已经称枫桥市为“米市”了，而到了清末，枫桥就正式由市升为镇了。

枫桥米行

吴淞江文化研究：外粮大量进入，贸易兴旺，形成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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