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桑、种棉效益超越种粮，粮食种植面积锐减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比较结果，种棉收入竟然超过种粮收入的近一倍！这种经济收入的压倒性优势，使得这一地区的棉作超过了稻作，木棉的种植大大超过了粮食的种植。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栽桑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纯粹的种粮的收入。就是说栽桑养蚕的收入是种粮收入的四五倍到十几倍；即使根据平常年景来比较，栽桑一亩用以养蚕，其经济收入也比种粮一亩要高三至四倍。

在明朝的赋役实施银两改折后，百姓为了完成赋役，就必须获得更多的银子，因为不仅田赋要用银子交纳，该服的各种徭役也要用交银子来代替。于是，普通百姓生产、生活的一切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银子，而为了获得更多的银子，吴淞江流域的百姓开始大量种植获利高的经济作物，而不是水稻和小麦等粮食作物。这样的经济作物主要是木棉和桑树，以及由此而兴旺发展的棉产品加工业和蚕桑丝织加工业。

在吴淞江流域高地地区的棉作区，每当秋天棉花上市之时，市镇上的牙行商人就收购棉农出手的棉花，转销于外来客商，导致棉花集市贸易的不断兴旺。嘉定县新泾镇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棉花种植地区，其种植的棉花历来受到外地富商巨贾的青睐，附近农家“春作，悉以栽花为本业”，“花才入筐，即为远贩所购”^[17]，棉花刚刚采摘下来，就被外来客商买走，真是非常畅销的商品啊！太仓的鹤王市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棉花交易市场，“每岁木棉有秋，市场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可见其声誉卓著！“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18]一季的成交额就有白银几十万两，可见当地的棉花商品交易量非常大。而界于华亭、青浦之间的七宝镇四乡也是棉花集散地，四乡农家所种棉花，“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棉农靠着种棉花，就可以“公私赖焉”。什么意思？就是靠种棉花和纺纱、织布的经济收入不仅可以完成官府的赋税，而且可以满足全家日常生活所需。比如嘉定县诸翟一带，“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19]。对此，嘉靖时期的松江人徐献忠在《布赋序》中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以万计，以织助耕”^[20]。

那么，这种“以织助耕”的经济收入与纯粹的耕种粮食的经济收入相比，哪个更高呢？据当时的松江人张春华的记载，“木棉，……，一亩之入有百斤者为满担，倍者为双担”^[21]。而1亩耕地用于种稻大约平均可以收米2石，这可以拿当地人何良浚的记载来作证，“西乡……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东乡田高岸陡……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22]。再根据当时的上海县人叶梦珠记载的物价资料，我们就可以将两者的经济收益加以比较了：以康熙中物价较为平稳的年份为准，米价为每石银8钱，棉花价为每担银3两，2石米值银1两6钱，1担棉花值银3两。比较结果，种棉收入竟然超过种粮收入的近一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

农家如果不仅自己种棉，还自己织布，则收益更为可观。康熙时1匹标布值银2钱，农家妇女每日可织布1匹，以“棉三斤织布一匹”^[23]，扣除工本银9分（以百斤棉值银3两计），净余银1钱1分。这就意味着：一个妇女劳动力以半月的时间织成15匹布，其收益可以相当于一亩稻田一熟的收益；清初一般农村短工，“日给工食银五分”^[24]，农家妇女一日织布所得竟然高于短工工价的一倍。这种经济收入的压倒性优势，使得这一地区的棉作超过了稻作，木棉的种植大大超过了粮食的种植。

再来看看吴淞江流域低地地区的蚕桑区，在明朝后期，蚕桑区的蚕丝业已经由城镇向乡村推广、普及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蚕丝经营受商品经济影响，桑、丝、绸等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而其经济收益要比纯粹种植粮食大得多。谢肇浙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25]。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说：“蚕桑之利莫甚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26]因此，农家普遍认为“多种田不如多治地”^[27]，即多种稻不如多栽桑。

明末湖州府涟市沈氏所撰《沈氏农书》和清初嘉兴府桐乡人张履祥在其著作《补农书》中也说：“浙西之利，蚕丝为大”，“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余里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28]也就是说到了明末，杭嘉湖地区已经是栽桑之地和种粮之田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而经营蚕桑的收益要比单纯种粮的收益大得多。我们拿栽桑养蚕、缫丝织绢和纯粹耕种粮食之间的经济收入进行比较：明末湖州涟市的沈氏所撰的《沈氏农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壅地果能一年四壅，罱泥两番，深垦鉟净，不荒不蟥，每亩产叶八九十个，断然必有。比中地一亩采四五十个者，岂非一亩兼二亩之息。”^[29]一亩之地用于栽桑，亩收桑叶80个（1600斤），以每个价银0.09两计，80个计银7.2两。一亩之田用于种稻，亩收米3石，以每石米价银1.2两计，3石米计银3.6两。两相比较，栽桑的经济收益竟然比种稻高出一倍！

明朝嘉靖时期的归安县人茅坤对此早已有所关注，他说：“地一亩用于栽桑，高产时可采叶两千斤，卖价为银五两至六两；中产可收一千斤，卖价为银二三两；低产所收也不下银一二两。而圩田一亩种稻，高产亩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30]当时“米价大抵每石银三钱至五钱左右”^[31]，2石米仅银6钱至1两左右，与2000斤桑叶的卖价相比，相差6至8倍；与1000斤桑叶的卖价相比，相差2至5倍；与桑叶最低产相比，也相差一两倍。即使以“万历十六年奇荒之米价每石银一两六钱”^[32]计，2石米价（3两2钱）也仅及2000斤桑叶价的一半左右。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栽桑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纯粹的种粮的收入。徐献忠在明嘉靖时期就发现湖州一带农家“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33]。就是说在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那个在南宋时作为国家“粮仓”的湖州，其农家经营蚕桑收入与种植粮食收入所占比例就已经是各占50%了。明末清初的桐乡人张履祥的《补农书》中也有关于此的明确记载：“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34]这就意味着，“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35]。就是说栽桑养蚕的收入是种粮收入的四五倍到十几倍；即使根据平常年景来比较，栽桑一亩用以养蚕，其经济收入也比种粮一亩要高三至四倍。综合相关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良地一亩可产桑叶80个，每个20斤，共1600斤。一般情况，蚕出茧1斤吃掉桑叶100斤，能够出茧10斤，可以缫丝1斤。桑叶1000斤，养蚕10斤，谓之本分蚕。亩产桑叶1600斤，可养蚕16斤，缫丝16斤。(www.chuimin.cn)

蚕桑图

根据这些资料，再分别结合明嘉靖中期、清康熙中期和清乾隆中期等三个不同时期的丝价、米价来进行对比。丝价：嘉靖中期每两价银0.02两，康熙中期每两价银0.03～0.04两，乾隆中期每两价银0.06～0.08两；米价：嘉靖中期每石价银0.3两，康熙中期每石价银0.9两，乾隆中期每石价银3.8两。^[36]

然后我们拿16斤丝和3石米进行比较，结果如下。嘉靖中期：前者为银5.12两，后者为银0.9两，两者相差五六倍；康熙中期：前者为银7.6两至10.2两，后者为银2.7两，两者相差三四倍；乾隆中期：前者为银15.3两至20.84两，后者为银11.4两，两者相差也要一两倍。

蚕丝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即使在米贵丝贱时，蚕桑收益仍高于粮食。如果农家妇女将茧缫丝后织绢，经济收益就更加可观，常常超过男子从事田间劳作的收益。《沈氏农书》记载，农家妇女2人，全年可织绢120匹，每匹平价为银1两，共得银120两。扣除经丝（700两）价银50两，纬丝（500两）价银27两，丝线、家伙、线腊等价银5两，口粮10两，共计工本银90两，净盈利银30两。^[37]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大大超过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难怪到了明朝后期，吴淞江流域的高地地区就普遍种植棉花了，关于此，雍正年间任过浙江总督的程元章在奏折中说：“苏松常一般棉作区和耕地的比例大多是‘稻三棉七’。”^[38]就是30%种稻，70%种棉。而在《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统计州县地不下八千余顷，大率种木棉者十之七，种稻者十之二，豆菽杂粮十之一。”^[39]就是说在清朝末期，太仓镇洋80多万亩的田地，其中的70%（也就是56万多亩的田地）都是用来种植木棉的，而种植水稻的只有20%（也就是16万多亩田地）。而有的地方甚至是“专种棉花”，“不产米”。而吴淞江流域的低地地区也有很多地方是以栽种桑树为主，“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借外江商贩接济”^[40]。有些蚕桑区的耕地甚至也出现了“十分之七栽桑，十分之三种粮”^[41]的比率。

“苏松常”棉作区是“棉七稻三”，“杭嘉湖”蚕桑区是“大半植桑”，那么从明朝后期开始吴淞江流域的这个“粮仓”之地真正用来种植粮食的耕地的所占比例就一半都不到了，这样下去，这个自南宋以来的天下“粮仓”自然就成了“缺粮”地区了。

栽桑、种棉效益超越种粮，粮食种植面积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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