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重现百年万国桥的风情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此万国桥于1904年1月9日竣工通车。更何况年画是百姓喜闻乐见的物产，传播范围之大、影响地域之广，统治者当然不能让已被推翻的东西死灰复燃。在杨柳青年画中，提起“戴廉增”，绝对是鼎鼎大名。这也反映了杨柳青画师不熟悉天津市区地理的普遍现象。尽管历史上遗留下种类繁多的万国桥资料，但当通过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精湛技艺再次将万国桥雄姿展现在画卷上时，人们似乎又品味到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神韵。

在天津博物馆的“沽上风物——天津民间艺术陈列”主题展览中，有一幅名为“万国铁桥”的杨柳青年画。

该画的创作年代，可以根据画面上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内容来判断。一个是万国桥、另一个是左上角的龙旗。此万国桥于1904年1月9日竣工通车。因为只有大桥彻底完工，画师才能一睹全貌。由此可推断创作时间不会早于桥梁落成之日。而大清龙旗又是最具时代特色的标志物。如果进入民国，那改旗易帜就是最为敏感的事件。前朝的徽记绝不可能出现在新朝。更何况年画是百姓喜闻乐见的物产，传播范围之大、影响地域之广，统治者当然不能让已被推翻的东西死灰复燃。也就是说，这幅画的创作不会晚于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由此，我们可以将创作时间锁定在“1904年1月9日至1912年1月1日”这段时间内。

画面右下角有“廉增戴记”的款识，这是绘制此画的店铺字号。在杨柳青年画中，提起“戴廉增”，绝对是鼎鼎大名。无论铺面规模，还是产品质量，在古镇画乡都首屈一指。其分号更是遍布华夏九州，皇城根儿有北京前门打磨厂分号、北有辽东的奉天分号、向西更是跟随着赶大营直抵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喀什等地。王树村先生在1959年发表的《杨柳青年画史概要》中，曾以戴廉增画店的开业时间来推算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创始年代，足见该画店的历史悠久、独树一帜。文中这样写道：

杨柳青年画的创始年代及其发展情况，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并不多见，难知详确。所幸，明末以来传留下的一些珍本实物，大部分尚存于民间；而清代同、光年间的老辈艺人，尚有健在，这对我们提供了唯一难得的真实资料。传说杨柳青刻印年画于明万历年间即已开始。据杨柳青较老的年画作坊‘戴廉增画店’开业年代来估计，戴氏经营此业至戴廉增时，已是第九世了，如此推算，至晚当是明末。

笔者原以为这“廉增戴记”与“戴廉增”是一回事，只是一个字号的不同写法罢了。可是后来却发现，在1936年1月21日《益世报》“杨柳青与年画专号”的《关于年画》一文中有过如下记载：

清末民初，洋纸画喧宾夺主而起。本来价既廉，物又美，样子也多，于是土产画大受淘汰，各画店纷纷倒闭。到现在正式只有两家了：一是戴廉增，为美利（杨柳青早期的一家画店——引者注）后辈戴姓；一是廉增戴，为其表亲宋姓。廉增戴并有支店设于北平。

可见这只是有血缘关系的两家店铺，并非推测的那样，是一个字号的两种写法。据此文断定，“廉增戴记”画店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仍在勉强支撑。

在清末，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众思想的启蒙，西方科学民主的新鲜事物被相继搬上年画，如“飞艇图”“新刻天津紫竹林自行洋车图”“教子登科儿童乐境”等代表作数不胜数。这些与时俱进的作品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销路极佳。该画明显就是受此风潮影响，将西洋大铁桥作为主景，以求让人过目不忘。(www.chuimin.cn)

从绘画风格上分析，绘制此画时，曾创立雪鸿山馆的高桐轩正处于创作巅峰，给杨柳青画业注入了一股典雅华贵之风。而钱慧安的文人气质也成为众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可是纵观全画，虽然在重点人物与背景环境的描摹上有意识的吸收了西洋美术中透视法的技巧，但笔墨之间还是沿袭着杨柳青乡村的民间特色。未受当时流行的皇家宫廷画风和海派文人气质的太多影响。

杨柳青年画《万国铁桥》

从画面构图上分析，整体布局没有采用西洋画推崇的黄金分割法，而突出了国人传统思维里的中心对称观念。以桥梁为中心，桥上十七人，以左八、右九的方式排列，展现出错落有致的层次感。河里桥墩分置左右，岸上建筑遥相呼应，当空飘扬的旗子都能成双配对。更有甚者，连桥上的灯杆都严格遵循着对称原则。

另外，再从绘画思路上考量，作者明显套用年画创作的程式化思维。因为在当时，万国桥地处法、俄租界交界处。民间花会这种在华界盛行的娱乐方式是不可能在租界里出现的。可以想象，应该是画师只亲眼见过万国桥，在创作时，为了表现桥上最热闹的瞬间，就把他自己认为喜庆红火的花会表演想当然的移植到此处，才出现了“万国桥上踩高跷、租界地里扭秧歌”的奇异混搭。

若从历史的角度来欣赏，画中还存在一处硬伤，就是那两面旗子。在画面中大桥右侧为法租界。英、法两国在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继在津强行划定势力范围，开创了列强瓜分津沽大地的先河。显而易见画师希望在右上角描绘一面法国国旗，可惜颜色并不准确。而左上角的龙旗就更是不合逻辑。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1901年便在津划定租界。而前文已提到，此画的创作时间大致是“1904年1月9日至1912年1月1日”之间。也就是说，此时的画面左侧已是俄国租界范围。也许由于俄租界发展相对滞后，而老龙头火车站及地道外、郭庄子一带又是当时的华人聚居区，给人一种错觉，才使作者再一次想当然的把龙旗画了上去。需要说明的是，龙旗的错误，错在地理空间上，而与时间维度无关，因此错画龙旗与前面推断年画创作时间的结论并不矛盾。既然作者能画出龙旗，就说明创作时间是在清末，而非民国。其实在很多反映类似题材的作品中，地名错误标注、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情况时常发生。这也反映了杨柳青画师不熟悉天津市区地理的普遍现象。

我们没有必要用近乎苛刻的眼光来审视这幅年画。尽管历史上遗留下种类繁多的万国桥资料，但当通过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精湛技艺再次将万国桥雄姿展现在画卷上时，人们似乎又品味到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神韵。

木版年画重现百年万国桥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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