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四大导师：逃难中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并成立国学研究院。其中有四人最为知名，被后世推崇为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万国桥上的逃难人群在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月，陈寅恪对父亲只能草草收殓。应该说在国破家亡的日子里，万国桥给逃难的国人们提供了暂时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在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年代，几乎每一位学术大师都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艰辛。

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并成立国学研究院。其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筹建之初，研究院便在海内外四处网罗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来担任导师。其中有四人最为知名，被后世推崇为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他们分别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当时，前三位已大名鼎鼎，唯有陈寅恪还默默无闻。他能出任导师，一说是受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推荐，另一说则是因梁启超的提名。陈哲三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论及此事：

陈寅恪像

十五年春，梁先生（梁启超——引者注）推荐陈寅恪先生，曹（曹云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引者注）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吴宓也好，梁启超也罢，这段陈寅恪归国的故事由此成为清华园的美谈。

1937年7月7日，宛平城外的枪声犹如一道霹雳，划破了神州静谧的夜空。侵华日军的隆隆铁蹄打断了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北平各大高校均不例外。

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其父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并称为“维新四公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北平沦陷后，久慕陈三立大名的侵华日军希望能请其出任伪职，多次派人前来游说。每次陈先生都是勃然大怒，把说客斥逐出门。此后，老人家抑郁尤甚，又加久病缠身，绝食五日，虚弱而亡，享年85岁。

万国桥上的逃难人群(www.chuimin.cn)

在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月，陈寅恪对父亲只能草草收殓。谁料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他的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剥离，致使右眼失明。对于读书人来说，如此打击实在沉痛。但陈寅恪坚决不留在沦陷区教书，其长女陈流求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中记述：

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以后他说坚决不做手术，奔向当时内迁的临时校址赶着上课。还未等到祖父‘出殡’的日子，就依靠他唯一的左眼和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三妹和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孩，还有照顾三妹的王妈妈一起开始了逃难的历程。

陈寅恪夫人唐筼女士在《避寇拾零》中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早，我们携三小女及王妈、忠良等购得快车票出京。送行者有大嫂、大姐、蹇华芬等，别时伤心几哭出声。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到津住六国饭店。到天津者，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天津东站，俗呼老龙头者，出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住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顾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

六国饭店是清华大学在南迁途中设在天津的接待处，位于法租界内（今承德道与解放北路交口附近）。大多数北平高校的师生，由平至津后，几乎一致的路线都是由老龙头车站直奔六国饭店，万国桥是必经之路。因此可以想象，不仅仅是陈寅恪一家，很多知名学者都曾仓皇狼狈的奔走在万国桥上。相信他们的心情也都如文中所言，“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

应该说在国破家亡的日子里，万国桥给逃难的国人们提供了暂时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然而，想要顺利过桥又谈何容易？当读着《避寇拾零》中的文字，笔者的眼前仿佛出现陈家老小在人潮中拼死挣扎、彼此扶持、相濡以沫的瞬间。在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年代，几乎每一位学术大师都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些学人们从北平出发，直抵昆明建成西南联合大学，行程贯穿中国南北。而在这短短的万国桥上，也记录下了他们漫漫长路上的一串脚印。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逃难中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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