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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留踪:万国桥的来历与争议

【摘要】:而“万国桥”这个桥名第一次出现是在1901年7月12日《第170次会议纪要》中:“本委员会审阅了法国领事有关建桥问题的来信,决定采纳法国领事的提议并制定以下条款……”此后,在津法国人却对这个桥名提出了质疑,希望予以更改。本委员会认为,“国际桥”的名称是惟一恰当的名称。这也就说明“万国桥”是意译,而“国际桥”是直译。可见,在建桥初期,“万国桥”这桥名是个不折不扣的洋词儿。

此地最早的桥梁是浮桥,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存在。历史资料对其称谓有多种记载,如:紫竹林浮桥、老龙头浮桥、法国浮桥(“法国”特指天津法租界)等。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该浮桥并无正式名称,只是用附近的地名来较为随意地指代,以便与其他浮桥区分开来。

清光绪十四年(1888),这里曾出现过一座尚未建成即被拆除的铁桥。该桥因铺筑从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铁路”而建造,但在随后爆发的第二次铁路大论战中被迫拆毁。对于此中原委,多年来众说纷纭,史料记载是因大桥严重阻碍海河上船只的通行。也有学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朝廷内的保守派借助运河利益煽动群众情绪,来攻击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不管怎样,大桥终究还是功败垂成。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桥梁取个响亮的名字,它就已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1900年夏,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1900年6月17日,大沽口失陷。7月14日,天津城失守。当各国军队涌入津城肆意烧杀抢掠之时,列强首领们也在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控制住局面。为了恢复城市秩序,各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建立“天津临时政府”来管理天津及周边地区。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西方列强在津统治机构——“都统衙门”。

都统衙门从1900年7月14日占领天津城开始,直至1902年8月15日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为止,存在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共召开正式会议329次,每次都有详细的会议纪要。1902年,天津“益闻西报馆(China Times)”正是以这些会议纪要为基础,出版了《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译成中文即为《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2004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正式出版,取名《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其中,就涉及一些与解放桥的前身——老万国桥(1904—1928)相关的资料,这为研究解放桥早期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第一次有关建桥的记载,来自1901年6月12日《第156次会议纪要》,即:

华伦将军请本委员会(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引者注)提供资金修建一座铁桥,将火车站街与通往火车站的道路连接起来。他指出这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铁桥将两岸连接起来,战争期间有利于防守,平时也便利日常交通

本委员会在复函中表示,(修建)该桥的确非常必要,愿意承担修建费用,海河从未划归外国租界,临时政府也有义务修桥并支付运行费用。

很明显,这里提到连通火车站的桥梁,就是于1904年1月9日竣工的老万国桥(1904—1928)。

而“万国桥”这个桥名第一次出现是在1901年7月12日《第170次会议纪要》中:“本委员会审阅了法国领事有关建桥问题的来信,决定采纳法国领事的提议并制定以下条款……”其中的第四款提到,“桥梁将永远作为一座国际桥梁对中外一切人士开放,并将被命名为‘国际桥’。”

此后,在津法国人却对这个桥名提出了质疑,希望予以更改。1901年7月17日《第172次会议纪要》中,有如下记录:

法国领事答复本委员会本月12日关于桥梁问题的去函,他声明说:……要求更改“国际桥”这一桥名……本委员会认为,“国际桥”的名称是惟一恰当的名称。俄国领事已经正式通知本委员会,当桥交由临时政府掌管时,他将分担桥的运行及警卫费用。(www.chuimin.cn)

《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的原文为法文,而笔者目前查阅到的是中文译本,所以可以肯定“国际桥”一词来源于法语。

按照法国人的语言习惯,是很少用“万”这个计量单位的。这一点和英语近似。在英语数词中,最常用的三个词为“thousand(千)”“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这三个数字均以“1000”为一个进制。因此,“万”在英语中是一个很啰嗦的说法,在法语中也是同样。

这也就说明“万国桥”是意译,而“国际桥”是直译。两个词同出自法语词汇“pont international”。由此也衍生出了英语词汇“international bridge”。可见,在建桥初期,“万国桥”这桥名是个不折不扣的洋词儿。

那么,当年为什么不直接称作“国际桥”,而偏偏要叫“万国桥”呢?这还要从当时的语言习惯说起。

清末,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很多时髦的新词汇如雨后春笋,“万国”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只要是有“国际”“全球”“世界”等语意的外来语,在翻译成中文时,都习惯称之为“万国”。由此形成的词汇很多,甚至有些沿用至今。在2010年出版的《辞海(第六版)》中就收录了“万国储蓄会”“万国公报”“万国红十字公约”“万国生丝检验所”“万国邮政联盟”等辞条。另外,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万国博览会”。提起“万国博览会”,可能大家觉得耳生,但如果说“世博会”,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世博会”的全称是“世界博览会”。而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时常被译作“万国博览会”。

“万国”一词曾在租界地名中出现频率颇高,其受追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为例,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商人叶贻铨创办当时上海最大的跑马场——“万国体育场”,因坐落于江湾镇东,上海人也称之为“江湾跑马厅”。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介入“万国体育会”,并成为最大的股东后,其基金会也被称为“万国体育会”。除了体育界,在金融领域,1912年,在上海的法租界中设立过“万国储蓄会”。

再来看看津门。20世纪20年代,天津法租界海大道上有“万国汽车公司”。在法租界马家口恒和里有“万国工程公司”。在天津老城东南角,还有“万国图书公司”。随手找来1931年出版的《天津志略》翻上几页,“万国”二字便跃然纸上。如:日租界有“万国公寓”,英租界耀华里有名为“万国体育赛马会”的组织。可见,在津城,以“万国”为名者也比较多见。

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普通话改革和地名命名的规范,国人的语言习惯较之几十年前有了不少变化,而“万国”一词也几经变迁,甚至在一个时期还被音译作“英特纳雄耐尔”,后来逐渐被“国际”“世界”等更直白、更易理解的词汇所取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由于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民国时期的大量小洋楼,天津至今仍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