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与奉献：一个人的生命成果

一、吃苦是福

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失明后，我入私塾读旧学三年，能背《四书》、《幼学》，亦涉《尺牍》、《五经》。九岁入私塾中的“新学”。至今尚能记诵其间所学的《向日葵》、《千人糕》。前者是歌颂共产党的通俗歌谣。继后的两年入小学五六年级。在新旧学校陡转期间难以适应，算术欠佳。11岁升中学时因个子瘦小而险些被拒之门外。

中学六年家境贫寒，半工半读，课余、周末及寒暑假均需参加长期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挣钱读书。虽经刻苦努力，始终不能进人“尖子”行列，且数理化成绩仅属良好。因个子瘦小而连续五年体育课不及格。中学最后一年发愤练中长跑，终于以项目优势而使体育达标，顺利毕业。

1959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大学四年，贫病饥寒，患严重肺结核和肠胃炎，长期失眠，体重尚不到75斤。严重的经济困难淘汰了许多意志薄弱的学生，但是，我却能以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志气、超常的刻苦而始终名列前茅。究其原因有三：其一，中学六年贫寒的家境和超常的体力劳动磨炼了我的意志。别人难以忍受的困难我竟浑然不觉。饥肠辘辘的我仍坚持跑步和冬季冷水浴。虽卧病仍坚持读书背书。“贫困是智慧之母”（福楼拜），只要精神不垮，仍然可以不怕苦、不怕病、不怕死。其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我迷恋英语，入大学后即开始大量阅读，英语为我展开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其三，雷锋的“钉子”精神激励我惜时如金，一年365天每天我都能比常人多学习至少两个小时。四年大学生活，仅于1962年暑假回家一次。四年用于学习的时间，少说要较一般同学多出几千学时。1963年毕业留校任教，我的成绩是拼出来的。

二、机不可失

回顾人生历程，我抓住了三次机会。第一次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有幸攻读自己热爱的专业，欣喜不已。四年时间，贫病饥寒交迫。不少经济和身体情况比我好的同学消沉了，我却以超人的勤奋取得优异成绩。虽然健康受到损害而至今不悔。第二次是1978年报考研究生。当时我已逾36岁，经国家放宽年龄时，备考仓促，仍决心一搏。第三次是1980年报考四川省首批赴美的访问学者。每一次挑战都提供了“强化”读书的契机。大学四年，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的英文藏书。1978年应考研究生的两个月中，除去读几十本备考的政治、语文、英语书之外，还做了大量的英汉翻译练习。记得乘船到南京的三天时间，在船上翻译了三峡风光等数十篇剪报。除了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之外，朦胧记得还译过一篇“板桥诗”：“二八女多娇，风吹落下桥，红颜逝绿水，黑发荡青波。”那次汉译英的考试题有巴金怀念陈毅副总理的一段文字。巴金的文风明白晓畅，其难度当在我备考所译的古诗文之下，考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我有幸成为陈嘉先生录取的三个弟子之一，受惠无穷。1980年，四川外语学院受命派遣一位教师赴美留学。备考时间不到一月，我把备考重点放在汉译英上。手边有一册《批林批孔材料汇编》，其中的“毒草”有《千字文》、《增广》等。我将这些东西口译数遍。考试的汉译英短文题为《愿你风华正茂》（王通讯著）。试卷一到手，我就喜不自禁。因为王通讯等人刚推出的“人才学”，我甚喜欢，且藏有他与王样坤等人的几本著作。故这类文字正是我的长处，兹录其中一句话以明之：“尤其在当前，注意学科和学科间的联系和渗透，有些甚至是大跨度的联系，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产生的许多边缘学科，常常会收到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效。”当时，“大跨度”、“边缘学科”难倒了许多人，我却能得心应手。“有意栽花……”不正是出自我口译了几次的《增广》吗？

三、发愤读书

自1963年至今执教35年，深感学而后知不足。理想的教师应能传道授业解惑。给学生一盒，教师应有一斗。1963—1966年，一个人顶两个人，工作太忙，无暇读书。“文革”10年，无心读书（亦无书可读）。“文革”结束，决心补救。1978—1981年，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大过书瘾。 1982—1987年，主持比较文化研究室工作，购书近千册，或精读，或浏览，或翻检。这批藏书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多数领域，大多是各学科的基础书，对拓宽视野、厚积薄发大有裨益。举其要者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学术译丛”、北京三联的“新知文库”、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面向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 1987—1989年翻译人类学、文化学、传播学的经典名著，饱览了到手的几十册著作，从泰勒、博厄斯、林顿、克拉克洪、潘乃迪到米德，从迪尔凯姆到麦克卢汉无不涉猎。对未来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卡恩、托夫勒、奈斯比特、罗马俱乐部的代表作都进入视野，能分清所谓悲观派和乐观派。1989—1991年回到中国经典，读四书老庄，翻检史记，补中哲史。思想史、美学史、史学史，旁及政治史、经济史。1990—1993年组建美国学研究中心，获美国领事馆赠送的图书数十种，从纵轴上厘清美国社会史、文化史的演变，横轴上把握其主要特征。十数年来的另一个读书重点是跨文化交际。许烺光、霍尔、康顿、古迪肯斯特、柯尔、兰迪斯的书，都尽量搜求，并尽力引进国内。十数年积累的《新华文摘》、《读书》、《文史知识》等刊物和3000余册藏书使我获益匪浅。

四、立德、立功、立言

关于人的使命，古今中外经典和名人教导相似，所见略同。《左传》所云“立德、立功、立言”，说的是做人、济世和留给后世的思想。《大学》所云“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做人做事、经国济世的道理。诸葛亮着重指出修身养德、治学广才的道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巴斯德与中国古人的“三立”也心心相印，他说：“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和使命是共通的。

人要有志气、有精神、有毅力。莫泊桑说：“是精神指使了、带动了、支持了身体的活动。”我们首先要争取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大丈夫”，而不能首先想“自我实现”。大丈夫首先想到的是经国济世、遗泽后人。“三立”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自我实现”的目的多半是“小我”。以“三立”为目的者意气风发、坚忍不拔、淡泊宁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之所以在国家经济生活的困难时期舍命读书，有两个原因：一是幼年朦胧背诵的“大丈夫”豪语“贫贱不能移”的激励；二是共产党的教导和雷锋的榜样。

关于立德，我的体会是，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要落实在自己的工作中。我教书35年，无论是在极其繁忙的60年代，还是在商海冲击的80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90年代，始终全身心地忠诚教育。夙兴夜寐、挑灯秉烛，恨不得把毕生所学奉献给学生。安于清贫、安于寂寞，排除干扰、拒斥诱惑，献身教育和学术。“当一个人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献身之后，他就没有忧愁，也没有负累了。”（屠格涅夫）

立言是教授的神圣职责。“不出版，即死亡”。不立言，愧对学生、愧对后世、名不副实、为人不齿。从我1983年开始发表略有影响的著译算起，共有200余万字，能传之后世的东西几近于零，每念及此，不禁汗颜惶悚。耿耿于怀者，繁忙的行政占去了读书写书的时间。年近甲子，精力不济，再也不能长期夙兴夜寐、挑灯秉烛了。然而，无论多忙，述而不作总不是上策。聊以自慰者，我最早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引进国内（1983），且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抓住机遇译了一些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经典和名著，要者为麦克卢汉的《人的延伸》、林顿的《文化树》、霍尔的《超越文化》，接着又推出国内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旅游文化书《创意导游》。 目前正在撰写的《中国文化》（英汉对照），酝酿十年，久蓄待发，意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同时对年轻一代进行中国文化的“再启蒙”，并使他们会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

五、不做平面人

当代已不可能再产生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百科全书似的人。但是，世界高校的共识又是要实行通识教育，文理汇通、德智体美劳、德识才学业艺全面发展，不做平面人，不做“半个人”。现在，我检讨自己的生平谈谈几个关系：博与专、中与西、文与理、学与戏、学与欲、学与钱、古与今、今与明的关系。

我求学成人的时代，大学分科太细太窄。我就读于这样的外语学院，知识单薄、结构失衡，虽几乎读遍学校图书馆的英文藏书，但是仍然没有越出语言文学的樊篱，更没有丝毫理科营养。大学四年，换了一个脑筋，数理化忘得一干二净，好不痛心。1978年入南京大学读研究生，1980年游学美国，才震惊于自己的无知和褊狭。1993年在母校校庆的学术报告会上，我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外语师生不能不中不西，更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当只知ABC的“文盲”（对大文科一窍不通），不能当“科盲（”连科普知识都没有）。 1981年在美国大学修读“欧洲哲学史”，老师给我两次机会，叫我讲毛泽东哲学时，我能胜任，反映亦不错；叫我讲古代哲学史，我却连老庄尚未拜读，羞愧难当。几十年来的两代人，多半已数典忘祖，对中国古典一无所知，岂不痛心。我至今不善于使用电脑，连这张21世纪的通行证也没有拿到手，好不羞愧。我是一个纯书斋型的教书匠，虽对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抱有浓厚兴趣，但是不善于也不会做田野工作。所以自慰者，认识到自已的不足后能幡然醒悟，尽力补救。 目睹现实的弊端时，我能够旗帜鲜明地予以抗争。每当人们厚今非古、厚西非中时，我能够紧守中国文化的精华。曾经写下《中国文化的生命力》（1986），《试论中国人的隐私》（1996）。当物欲横流、下海狂潮搅乱人心时，我写下《奉献的乐趣》（1992）。当未来学传入中国时，我能以乐观派的目光遥望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走向。当崇美之风吹得一些人晕头转向时，我能够公允地评价美国文化的短长，写下《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1994）。

六、经验和教训

先说经验。此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握机会读书，80年代又抓住一次机会引介西方人文社科的优秀成果。现仅将大学四年学习的几点体会简述如下——

（1） “贫困是智慧之母（”福楼拜）。少年求学时的贫困锤炼了我的意志，使我能战胜大学期间的贫病饥寒。(www.chuimin.cn)

（2）惜时如金。我把别人游乐的课余、周末、假期全部用于读书，“抢”出了数千小时的光阴。我的时间安排是：每5分钟记一些单词或句型，每周读两本书。

（3）大量背诵名言名篇。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祖父对我的影响。他失明十余年后，直到我1959年外出求学时，仍然记得各种医典中的处方。他常嘱我能准确找到章句页码，并以书中的处方为基础给亲友治病。此外，儿时背诵的启蒙书和《四书》也使我受益匪浅。这些经验使我深信：学外语要背。低年级临考前，我能在早餐前将一本精读课的课文全部背完。这样去参加考试岂不轻而易举。直到三年级，我还能背诵很长的故事，曾以Rip Van Winkle获全系比赛第一名，被老师评价为“wonderful”。背诵培根《论读书》不但使我学到精巧的散文，而且使我学会有选择地读书。

（4） “读”字典，评字典。大一时“读”完一本袖珍字典和《英语惯用法词典》、《英语常词用法词典》，受益不浅。毕业论文《评几本常用的英语词典》受到老师很高的评价。

此生教训不少，要者有——

（1）大学第一年，年轻气盛，搞垮了身体。当时劳动繁重，食不果腹，竟然不知进食与消耗要基本平衡的道理。饥肠辘辘、体力不支时，还误以为是自已意志薄弱，依然拼命读书，练长跑，洗冷水浴，很快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和肠胃炎，以致骨瘦如柴，几乎不起。

（2）成年后尽力补救不足，但仍然是“单向人”。现在的我，理科知识近乎零，电脑亦用不好。既不能歌舞，也不会琴棋书画，少了许多乐趣，学问亦不能精通。说到理科知识和艺术细胞，我想用切身体会强调后天培养的重要性。读小学时，我不乏美音舞的天分。曾跳过《采茶舞》，又是全校合唱团的团长兼指挥，临摹和写生也像模像样。音乐和美术都是江放涛精心培养我们一批有艺术细胞的孩子，早上练声，下午写生，周末练合唱。那是我艺术细胞“疯长”的两年。此间，我独唱过《你是灯塔》，指挥过《歌唱祖国》、《八路军之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因此而崭露头角，风头十足。可惜，好景不长。一进初中后我的艺术细胞很快萎谢了，书艺竟完全退化。原因很简单，家境的困难使我几乎辍学。中学时期的教训是偏科。读高三时，英语老师刘幼安曾令我给高一的同学讲英语语法。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不能冒尖，后来就不再用心。理科成绩上不去的客观原因是：幼年以旧学为主，只有两年的数学基础。少年时期又几乎辍学，理科学习的时间没有保障，兴趣也培养不起来。

（3）大学时期的专业太窄。四年与数理化绝缘，学校仅有的艺术氛围自己又不会利用。那个时代的外语学院曾提出扫除国际舞的“舞盲”，但是我只知读书，成了拽不进舞场的顽固分子。

七、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

今生有悔，因为有上述那么多遗憾和教训；今生不悔，因为我没有虚度年华。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仍要以奉献为乐，还是要立德立功、经国济世、服务人民、耕耘学园、哺育桃李，而且要争取立言，给后世留下一些读之有益有味的东西。无论社会多么痴迷玩乐享受，我仍然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纵然寂寞清贫，（相对的清贫）也会甘之如饴，无怨无悔。今生的惋惜和悔愧，确实不少。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想弥补许多不足，力争做一个相对的“完人”。

（1）少不更事时要听长者指导，切不可因为蛮干而搞垮身体。

（2）要培养艺术细胞。美音舞琴棋画诗文影戏曲杂都想学一点。

（3）要“读完”中西传世大典，其中有些要精读。要继承祖宗精神财富，又要站在人类文化遗产的巅峰。

（4）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此生书读得不少，可行路不多。几年前撰写《创意导游》时，由于游历太少，很难深入提高，对经验之匮乏有切肤之痛。

（5）留下一部传世之作。今生的200余万字著述，经不住时间汰洗，很快会被人遗忘。愧对老师、愧对读者、愧对学生。

八、与年轻学子共勉

我名鸿仁，字道宽，可是儒道精神既不通晓，亦未继承，更未发扬。虽为教授，实则对人类文化精华两眼一抹黑。若要名实相副，余生尚须努力。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人类正以新的理智，在前无古人的高度憧憬着光辉灿烂、美妙无比的明天。以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人的12条标准来衡量，我这位年近“耳顺”的人差得很远。我很想以此与年轻学子共勉之。兹录于此：①乐于接受新事物；②接受社会变革；③思路广阔，头脑开放；④注重现在和未来，守时、惜时；⑤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⑥有计划地生活和工作；⑦尊重知识；⑧可靠可信；⑨重视专门技术；⑩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敢于提出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熟悉生产过程。这就是对“完人”的一种诠释吧，余心仪之。

（有删节；原载《无悔岁月》，海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