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兴集：中西文化沟通摆渡

一、传播学研究

我与传播学的邂逅将近三十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学习跨文化传播（交际）。 1980年，我受四川省教委的派遣、以英语讲师的身份到美国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除了领导规定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之外，我不本分的天性敦促我选修了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交际）。跨文化传播这门课使我认识导师丹尼尔·赫斯及其专著《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又通过他结识美国跨文化传播拓荒人罗伯特·科尔，并获赠他的《海外生存手册》等基础著作。此间，我阅读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但使我震撼的是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因为其他的书能看懂，唯独这本书看不懂。

（2）引进跨文化传播（交际）。 1983年，我在母校四川外语学院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引进跨文化交际，为此而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和《比较文化之我见》（《读书》1983年第8期）。金克木先生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呼吁创建比较文化这门学科，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冒昧致信请教，他欣然接受邀请，担任我们比较文化研究室的顾问。为回应他的呼吁，我在《读书》上发表了《比较文化之我见》。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跨文化传播（交际）定义为狭义的比较文化。

1995年，我参与筹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直至2007年。此间发表的文章有《试论中国人的隐私》、《呼唤比较文化的新局面》、《比较文化的新局面——评国内首批跨文化交际学专著》等。

（3）翻译麦克卢汉。1986年10月底，我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未来学会主办的“文化与未来研究班”。研究班邀请了海外顶尖的未来学家授课，由于对第一场的英语翻译不满，我毛遂自荐，接替他在北大讲演厅为五位海外学者担任口译。罗马俱乐部主席马西妮讲《罗马俱乐部与未来研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顾问易卜拉辛讲《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国际未来研究会秘书长戴托讲《未来的文化与文化的未来》，加拿大未来研究会秘书长弗兰克·费瑟讲《电子高技术文化》，夏威夷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讲《太平洋文化圈》。有趣的是，下午两点钟到达讲演厅与费瑟初次见面时，难免感到紧张，因为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更不知道“电子高技术文化”为何物。当时，我从未听说过“电子高技术文化”；对当时的多数国人而言，“电子高技术文化”听上去像天书。谁知道他回答说，他要讲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的“电子高技术文化”。我不禁非常惊喜，因为我喜欢麦克卢汉，也对他有一些了解。结果，这一场翻译酣畅淋漓、互动热烈、听众满意；翻译完毕后，竟有人上台对译者表示祝贺与嘉许。这五种讲演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录音教材在全国发行，也成为我担任研究生口译课的教材，均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1987年，我决心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但1988年2月译稿之后，却几乎难产；最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出版时，已经是1992年了。200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我修订的《理解媒介》第二版。《理解媒介》是我引进的传播学重要经典之一，在传播学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年12月，中国出版业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评选结果揭晓，《理解媒介》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

（4）翻译传播学经典和名著。从2000年开始，学术译著的市场复苏，传播学得到正名，且迎来大发展的机遇。 自此，我应邀为几家出版社翻译传播学等学术经典和名著。2001年10月，我第一次参加传播学会年会，结识了人大出版社的司马兰译审和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博士，开始协助他们作传播学经典译丛。同时，我又为该社主持麦克卢汉研究书系和莱文森研究书系。先后为该社翻译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机器新娘》、《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如是说》、《传播与社会影响》、《手机》、《真实空间》、《模仿律》、《莱文森精粹》等，得到学界的肯定。2005年，该社50年华诞时邀请我为文集《书缘情》撰写《抢占引进版学术专著的制高点》。从2007年开始，我为北大出版社主持媒介环境学译丛，现已完成四种，业已问世的有《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和《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这是国内第一个介绍该学派的译丛。同时，我又应邀为北大出版社翻译了译丛之外的其他选题比如《与社会学同游》和《传播学批判研究》。截至2008年年底，我为国内六家出版社翻译的传播学著作已逾20种。

（5）研究传播学及其学派之一媒介环境学。1999年，我以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和东道主的身份在深圳大学主持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那是多学科研究队伍尤其新闻传播界、外语界、中国文化界的大联合。我们有意识地尝试让不同的队伍对话、嫁接，起到了一点推动作用。2005年，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我兼任研究员。我们准备将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media ecology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引进国内。2006年，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来访，有意与我们合作共襄此举。于是，我有机会在译介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的同时撰文介绍这个学派，先后在《深圳大学学报》、《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信息传播技术研究》（华中科大）、《传播与文化研究》（北大出版社）上发表几篇文章，努力张扬这一学派，认为它是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三足鼎立的重要学派。我非常欣赏该学派大跨度的历史视野和强烈的人文关怀。

我深知自己对传播学研究之不足。2007年7月，姜飞博士牵头的“中国传播学30年”的电视访谈，希望我谈谈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时，我的回答是：“我目前还只能够半心半意从事传播学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等都不能割舍。我对宏观的现状、动态、走势和前景看得不是很清楚，请原谅。不过我还是愿意谈一点初步的想法，希望国内近期的传播学研究注意突出几个重点：①填补‘媒介理论’的空缺；②紧密联系实际做好新媒介的研究；③做好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工作；④做好学界（包括高校和研究机构）、业界和技术专家的合作。”

截至2008年年底，我发表传播学论文20余篇，出版传播学译著20余部。

二、学术视野与人生境界

到2008年年底，我已经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部、传播学译著30余部，著作、译作、论文共计800余万字；以我近年来出版100余万字的进度来看，到2010年年底，我问世的文字将要超过1000万字。

对我而言，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忘我”、“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我希望，这一千余万字会留下一些对后人有用的东西。

我的治学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拓宽视野；②教学、研究、出版一条龙；③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

（1） 20世纪80年代大力拓宽视野。以拼命三郎的精神读书，博而杂，但难精深。此间，几乎想成为读书破万卷的“神人”，古今中外，举凡人文社科的书都想读；万卷未破，两三千卷倒有；那是狂热购书、读书的十年。夙兴夜寐、挑灯秉烛（常停电，真正的挑灯秉烛）“两头熬”，不只疲倦为何物。《辞源》、《辞海》、《大英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购得，先后置备数十种各学科工具书，英文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重点攻读。影响重大的各种丛书尤其新学科丛书尽量搜求、用心阅读；国内著名出版社的几套吸引我的丛书是：“汉译名著”、“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新知文库”、“世界文化”、“面向世界”、“中国文化”、现代社会科学丛书，它们都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和《史记》使我回到中国经典。这个阶段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儿童文学、中国文化。期间的苦恼之一是没有书房，小小的卧榻下、书架上、墙根边、门背后塞满书，不便查阅。(www.chuimin.cn)

这个阶段的著译处在搭台子、铺摊子的学步阶段，范围很宽。亮点是引进跨文化传播，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1983）和“美国文化研究室”（1991），参与重庆组建“文化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出版《裸猿》、《思维的训练》、《希腊小奴隶》等译作，准备写汉英双语版《中国文化一百题》。

（2） 20世纪90年代争取教学、研究、出版一条龙。最感兴趣的学科领域是跨文化传播、美国学和中国文化。1991年在母校四川外语学院创建“美国文化研究室”，获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赠20余册“美国研究”的基础文献，并应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于次年4月以“国际访问学者”的名义走访美国东南西五所大学的同行。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1994年发表的《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最重要的三条“龙”是电视教学片《实用英语语音》（四川电大录制，中国广播电视大学通用教材，1993）、英文版《创意导游》（重庆出版社，1995，说的是导游的文化修养）和《中国文化入门》（深圳大学教务处印制，1998）。这三条“龙”成为我90年代和新世纪教学的重要教材，进入了深圳大学网络教学资源库。

（3） 2002年退休以后进入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期。 自1963年至2001年从教的40年间，最大的梦想就是平静的书桌、宽敞的书房、充足的读书写书时间。但长时期内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最大的心灵煎熬莫过于“没有时间”。 60年代和70年代荒废了十来年，80年代教学行政“耽误”了三年，1993年转调深圳大学后又因教学行政“耗掉”了七年。感谢校长谢维信允许我60岁退休，使我有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2002年1月退休以来，我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译著20余部，每年平均出版译著三种、字数逾100万。我之所以能够在传播学的引进中“抢占先机”，又能够在其他领域引进经典，这里有几个必备的条件：“拼命三郎”的天性；四十余年的积累；广泛的人文社科关怀；充足的时间。

三、几点体会

人生苦短，我快步入“不逾矩”之年，回想不少蹉跎岁月，每每自咎。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几点体会：读书求乐、学问相通、历史机遇、余生渴望、人生遗憾。

（1）读书求乐。从1959年上大学自觉读书以来，除了“文革”那一段，一直以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速度和重负拼命读书。大学本科四年贫病交加，三年住隔离“病房”反而给我提供更好的读书环境；严格按照每周一书、假期多读的进度，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的主要英文藏书；我喜欢读字典和词典，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评几种主要的英语词典和英汉词典，受到郭子均、樊德芬、邹抚民教授的嘉许，郭子均教授竟然破例设家宴表彰一位学生，且由樊德芬、邹抚民教授作陪，这是对我献身人文社科研究的极大鼓舞。1963—1979年的读书主要是围绕教学进行。1980—1981年留美期间，“葬身”图书馆，拓宽读书范围，强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传播学知识，用海路运回五个大邮袋共计250磅四百余种书，为我80年代的读书译书做了比较好的铺垫。在80年代如饥似渴的读书狂潮中，我购书数千种，读书和浏览的书也有数千种。除上文提到的国内著名丛书外，《新华文摘》、《读书》和《文史知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找到了一条了解人文社科的“捷径”：各学科历史，凡是能够买到或借到的学科史我都读，即使读不懂也硬着头皮读；我特别感兴趣的有文字史、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美学史、史学史、考古史、心理学史、政治学史、经济学史、科学史。80年代，英文版数亿词的23卷《社会科学词典》使我获益匪浅。其中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词条特别有吸引力，我将这些数十页、上百页、上万词的词条复印下来珍藏，作为案头书。

（2）学问相通。20余年来，我翻译的人文社会科学译著跨越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思维科学、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人文社会科学是相通的。现代学科的两个走向是分科与整合，分科是近代以来的大趋势，整合是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潮流。我还悟出一个道理：各民族、各种文化是相通的，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

（3）历史机遇。我抓住了人生难得的四次学术机遇。1978年经过激烈竞争，我成为南京大学外文系三位硕士生之一，师从著名学者陈嘉、吕天石、毛敏珠先生。虽然未能圆满结束研究生学历并拿到学位，但那一年的学术环境却使我大开眼界。1980年，我在本校二十余位教师的竞争中胜出，赢得赴美访学的机会。在美留学的一年中，除了英语语文学之外，我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宗教研究上下了不少工夫，且决心将跨文化传播引进国内。1993年，我有幸成为深圳大学在全国公开招聘的十位教授之一。这所生机勃勃的学校为我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比较优良和宽松的环境。2001年10月，我向谢维信校长呈交正式报告，希望2002年1月退休，以便有更充分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笔耕。多谢他准许，否则我哪能以每年大约100万字的著译奉献给社会呢。

（4）余生渴望。我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很想用英文将中国文化宣传出去。2004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我出版的英汉双语版《中华文明撷要》，那仅仅是我梦想的很小一部分。1998年，我在校内的立项取名《中国文化入门》，准备写16章，现在正式出版的《中华文明撷要》仅仅是前四章。20余年来，我梦想写多卷本的英文版或双语版“中国文化”，却总是一再受挫。早在1988年，我将《中国文化一百题》的写作计划提交给长沙、重庆和成都的四家出版社，均被婉拒。时机（市场）不成熟啊！1998年，我的写作计划得到深圳大学科研处的支持。一气呵成写出的前四章由深圳大学教务处印制，用《中国文化入门》的书名。从次年起，《入门》在校内用作“中国文化”课的教材，先后用于外文系、留学生部、文艺学硕士生的教学，直到2006年。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接受这一选题，但好事多磨，直到2004年方才以《中华文明撷要》的书名出版。看来，“中国文化”英文版或双语版图书的市场尚未成熟。我的梦想再次受挫。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继续圆梦。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要有人宣传啊！

我的另一个梦想是继续引进国外的人文社科经典，许多领域都在我的兴趣之列。

（5）人生遗憾。虽然在沟通中西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成了一位驳杂的读书人，而不是单薄的平面人，但我的人生遗憾的确不少。首先是在德、识、才、学、业、艺、体、美、劳诸方面多有欠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首先应该培养一点艺术细胞，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应该会一点。我生平不愿应酬、不会应酬，一是因为惜时如金，二是由于缺乏幽默和艺术细胞。这些是应该从小就培养的才华，年轻一代应该比我更全面。

最让人遗憾是，我失去了向许多中国文化大师学习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1986年10月，为感谢我为“文化与未来”研究班毛遂自荐并出色完成口译的繁重工作，中国文化书院破例邀请我参加书院导师的聚会。可惜我因为口译工作病倒而不能参加这次“同仁聚会”，因而失去了当面请教许多中国大师的机会。那时的书院导师有梁簌铭、冯友兰、季羡林等数十位顶尖的大师和学者。我不敢说有资格和他们交往与对话，但如果能够以特殊贡献者的身份出席聚会，恐怕还是能够为我开启一扇学术研究的大门吧。

（原载《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