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译者序：夙兴集新作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比较文化我见》一文里，我呼应了金克木先生对《菊与刀》的介绍，萌生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愿望，可惜彼时学术译著的市场萎缩，夙梦难圆。谁知——二、压力不小网上检索之后，不禁大吃一惊，《菊与刀》已经有十来种译本。到2011年国庆节时检索发现，《菊与刀》的译本竟有二十来种。《菊与刀》有二十来个中文版，使人不能不惊叹其市场号召力。

一、缘起

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0年留美之前又从他的《访美略影》中了解到美国人类学的一鳞半爪。所以，留美期间，我非常注意美国人类学的大家，接触到他所谓的“四大金刚”（克莱德·克腊克洪、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和“两位女将（”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

1982年至1983年，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杂志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介绍比较文化，评介美国两位著名人类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其中一篇就名为《记〈菊与刀〉》。在他的感召下，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予以响应：《比较文化我见》（《读书》1983年第8期）和《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外国语文》1983年第2期）。自此，我始终不能割舍对人类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传播）的兴趣。

为此，我先后翻译了克莱德·克腊克洪的《人的镜子》（因出版社毁约，未刊）、拉尔夫·林顿的《文化树》（重庆出版社，1989）、玛格丽特·米德的《古今蛮族》（因出版社毁约，未刊）。

在《比较文化我见》一文里，我呼应了金克木先生对《菊与刀》的介绍，萌生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愿望，可惜彼时学术译著的市场萎缩，夙梦难圆。

所以，2011年4月北大出版社的周丽锦小姐建议我翻译《菊与刀》时，我欣然应允。谁知——

二、压力不小

网上检索之后，不禁大吃一惊，《菊与刀》已经有十来种译本。但既已承诺，再加喜爱，就不能不奉献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新译本，何况我本人多年来反复宣示，自已的译作应该对得起作者、读者、出版社、译者自己和后人吧。

着手翻译后又发现，《菊与刀》的译本“不可胜数”（见汤祯兆《晶报·深港书评》2011年9月11日B08版）。到2011年国庆节时检索发现，《菊与刀》的译本竟有二十来种。

翻阅了一些译本之后发现，大多数的译者严肃认真、各有所长，译本各有特色。要胜人一筹，殊非易事。

我的短板在于，没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的经验，难以对作者的观察和评论做深入的批评。为了克己之短，我虚心学习其他译本中关于日本观念、术语、国民性的译文，尤其注意他们的注释。除了浏览其中的几种译本外，我还翻阅了夏遇南的《日本人》、金文学的《丑陋的日本人》、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和赤军的《宛如梦幻》。

我的优势在于：多年对美国人类学尤其对本尼迪克特的研读和理解，几十年英语教学、研究和翻译的积累。

一旦浏览我翻译的本书目录，读者就可能注意到，我对一些关键词的翻译有别于其他任何译本，比如：“各安其位”而不是“各得其所”、“情感”而不是“人情”。

这本书的英文在我翻译的五十余种社科论著和文学作品中，语言是最平实明快、通俗易懂的。但我注意到，一些译者的英文可能还欠火候，其译本中有一些明显的理解错误。

世上没有完美的译本。我想，经过许多译者的共同努力、暗中较劲、互相勉励，我们终能接近于推出完美的译本吧。我希望，这个北大版的译本能无愧于自已五个“对得起”的承诺。

三、为何有这么多译本？

《菊与刀》有二十来个中文版，使人不能不惊叹其市场号召力。市场效应，盖有三种因素：一是中国读者持久不衰的兴趣，二是中国读书市场的海量，三是出版社的赢利空间。

有人批评《菊与刀》的译本“不可胜数”，有一定道理；一些出版社为名利双收，难以免俗，可能有一哄而上之嫌。

然主要的原因是：《菊与刀》是世界级的经典，虽然世易时移，其主要的观察、思想、断语和结论是持久不衰的。

按理说，美国人研究日本人不一定占优势，但他们留下的三部名著却举世公认：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1988）、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1999）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1946）。

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名著有戴季陶的《日本论》、蒋百里的《日本人》，还有当代名著《丑陋的日本人》（金文学）、《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刘炳范）等。这些论著，尤其是豪气冲天的金文学的《丑陋的日本人》都享有一定的声誉，但离世界级的经典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恩怨情仇迫切需要认识与化解，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日本。

《菊与刀》阐述的日本文化模式绝不可能是绝对真理，更不可能永远正确。然而，任何文化的民族性和模式都持久不变，其基本要素和文化基因是难以变化的。所以，《菊与刀》的研究方法、文化模式论、深刻洞察力和对日政策建议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

四、日本文化模式

《菊与刀》的副标题是“日本文化模式论”，名如其象，名如其实，名副其实。

菊花是日本皇室徽标，象征日本文化温文尔雅的一面，刀是武士的标记，象征尚武、野蛮、非理性、攻击性的一面；樱花是武士道的象征，所以武士道也有非野蛮的一面。菊与刀以及樱花的象征意义是本尼迪克特所论日本文化模式的第一母题。日本人从人到兽、从人到魔、从文质彬彬到杀人如麻的急剧震荡行为，我们可以从中求解。

作者历数日本文化的重重矛盾、国民性的两面性，用“既……又……”的套语加以归纳：日本人既彬彬有礼，又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既顽固僵化，又欣然适应极端的革新；既恭顺服从，又很难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既忠心耿耿、宽宏大量，又背信弃义、心怀恶意；既无所畏惧，又畏首畏尾；既服从铁的纪律，又桀骜不驯、长有反骨；既专心致志、热衷西学，又很保守。

二战期间，日本人的行为令人困惑：日本政府一边在华盛顿与美国谈判，一边偷袭珍珠港，几乎全歼美军太平洋舰队，使美国人大吃一惊；菲律宾战役，美国人大败，日本人虐待盟军战俘，使美国人恨之入骨；后来的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日本兵拒不投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使美国人伤亡惨重。战争行将结束时，美国政府亟须回答很多问题：

“日本人将要做什么？如果不入侵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天皇的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有何期望？在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说什么才能挽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才能削弱他们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 ……我们需要对他们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军队不得不清剿日本山区要塞里死拼到底的日本兵吗？日本会不会发生尾随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那种革命，然后才能实现国际和平呢？谁会领导那样的革命呢？另一种选择是不是灭绝日本人呢？”(www.chuimin.cn)

所有这些问题使美国政府头疼，美国人不了解日本，美国政府亟需智囊和学者的帮助。于是，战略情报局请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希望从中寻求比较合理而有效的对日政策。

如此，本尼迪克特受命去完成一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提出建议，协助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战略。结果，她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美国政府和盟军司令部几乎照单全收她的政策建议。因此，《菊与刀》不仅成为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指南，而且成为日本人佩服的经典。

本尼迪克特不通日语，未曾旅居日本，而且战争期间又不能去日本做田野调查，那么她何以能创造奇迹呢？这是因为她的理论学养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彼时，她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模式论和心理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从事田野调查。

《菊与刀》就是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结晶，是她的文化模式论的杰出成果。虽不能深入敌后去研究，但她能深入美国政府为日本人设置的“重新安置中心”，将这些集中营作为她田野调查的基地。她夹在集中营当局和“囚徒”之间，身份暧昧、处境尴尬、被人怀疑，但由于其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她能得到信息提供者的信任，顺利开展调查研究，因此，她能见他人所不能见，言他人所不能言，发现了日本人自己都不能发现的“庐山真面目”，创造了日本学者也不得不佩服的奇迹。当然，除现场的田野调查外，她还以独到眼光解读了大量的文献、“审看”了许多电影。她能穿透日本人行为、文字和影像的表象，挖掘其底层的文化模式。

《菊与刀》的目录使日本文化的主要模式一览无余。

（1）社会的等级制使各阶层、群体和个人“各安其位”；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差；文化趋于保守，却也稳定。

（2） “明治维新”使日本文化的继承和断裂得到彰显，既是猛烈的社会变革，又推进“王政复古”，使天皇制“万世一系”、“万世一统”。

（3）背负恩情和难以报恩的意识构成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他们感到“难以报恩于万一”。负恩和报恩是日本人沉重的义务包袱。

（4） “情义”的独特义务观最为沉重，使他们必须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并维护自己的名誉；他们觉得，不回报情义就会人格破产，所以他们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复杂的世界里。“履行‘情义’难以承受，是‘不太情愿’的”。“情义”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范畴，稀奇古怪；忠于主君是“情义”，因受辱而报复也是“情义”。

（5）情感生活的放纵与控制兼而有之。原因在于日本人独特的人性观：人生性善恶皆有，连天照大神之弟也善恶皆有；他们认为，人基本上是向善的，不会形成善恶对垒、肉体与精神对垒的局面，这与西方的人性观迥然不同。吃饭、睡觉、沐浴、饮酒、嫖妓、自慰都是他们放纵与控制兼有的情感生活。

（6）道德的两难困境盖源于几个因素：①道德标准中有“目”无“纲”，不能“纲举目张”；②道德准则仍然是原子似的积木块，忠、孝、情义、仁、情感等是积木，却没有统驭一切的“拱顶石”；没有总揽一切道德的“全图”，只有相对分散的“忠的圈子”、“孝的圈子”、“情义的圈子”、“仁的圈子”、“情感的圈子”；③而且，“日本人的道德准则或道德圈子总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情况一变，截然不同的行为变化就必然发生。”

（7）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这是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最大差异之一，也是本尼迪克特最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模式论之一。

（8）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享受人生、品味人生；自控、自制、自律的目的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为了享受人生、品味人生；相信直觉，接受禅宗的“无为”之境，反对用“观察的自我”来约束“行为的自我”。

（9） “育儿模式”是人类学家研究文化的看家本领之一。借此，本尼迪克特步步紧追，挖掘日本文化最深层的奥秘。第十二章“儿童的学习”有几个亮点：①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深凹的u形曲线，婴儿和老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成年人的自由度降至低谷；美国人的人生曲线是倒过来的n形曲线，幼儿期强调纪律，成年期的自由度和主动性最大，老年期的自由度减少。②日本人的童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快活似神仙，后期受种种束缚，此所谓“童年期教养的非连续性”，这正是日本人性格矛盾、行为震荡、急剧摇摆的根源。③“刀”与“锈”的比方。人身和品格好比“刀”，污点好比“锈”；“刀”要常擦拭，永不生锈，铮铮闪光，这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

（10）最后一章“投降后的日本人”有两个亮点：①美国政府与盟军司令部全盘接受了本尼迪克特的政策建议：“一个善意的、对日本人信任的政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方针处理得当。”于是我们看到，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对占领军热诚欢迎，阿谀奉承。②日本人善于改弦更张：“日本人有多种选择的伦理。他们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如今，他们能抛弃那种方针，因为他们接受的全部训练使他们能适应改弦更张。”

五、从奥斯威辛到南京大屠杀

几乎在翻译《菊与刀》的同时，我为花城出版社翻译了《迫害、灭绝与文学》，很自然要将日本人、德国人和犹太人进行比较。

我的结论是：任何民族，无论其国民性如何，一旦踏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道路，必然从人变成兽，由人变成魔。

二战期间的奥斯威辛死亡营和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的两大毒瘤。德国人勇敢地割掉毒瘤，脱胎换骨。日本人不知悔改，不但不深刻反省，反而肆无忌惮地否认血淋淋的兽行。

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结成轴心国因疯狂而征服，因征服而疯狂，很快走上不归路。

两者的不同是，德意志民族真诚反省，日本人未曾悔罪。

两个国家和民族何以如此相似，又为何如此不同？

这是中国人、日本人和世界人民都不得不直面的事实，不得不长期研究的课题。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使我们得以解读日本文化之谜。

日本人从人到兽、从人到魔、从文质彬彬到杀人如麻的急剧震荡行为，我们可以从中求解。

2011年国庆节

（《菊与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