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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手机热潮:手机成为受欢迎的移动家园

【摘要】:岁末年初之际,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狂潮。无独有偶,世界各国几乎同时为手机而发烧。著名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手机》在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版,自然是出版界对全球手机热的一个小小的呼应。世界范围的统计数字说明,手机比电脑更受人欢迎。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横空出世。手机是第一个流动家园。

岁末年初之际,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狂潮。

无独有偶,世界各国几乎同时为手机而发烧。

著名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手机》在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版,自然是出版界对全球手机热的一个小小的呼应。

我们迫切需要从技术进步和科学哲理上来解释这个狂潮。

这篇短序从四个方面给读者引路:①为何会出现手机热?②手机的划时代意义;③莱文森的理论贡献;④如何从书中获得最大的教益。这四个部分贯穿始终,并非绝对分割的四个段落。

“手机”有两个“学名”:移动电话和“蜂窝式便携无线电话”。第一个学名不太通用。第二个学名却牢牢扎根。英文单词cellphone怎么会广布全球、世界通用呢?请注意其中的构造成分“cell”,它有三个意思:细胞、蜂窝、牢房。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描绘手机的功能,演绎出一些深刻的哲理。

手机像“细胞”,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换言之,手机不仅有移动的功能,而且有生成和创造的功能。

手机像“牢房”,它的联络功能超过了人类的一切其他技术手段,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千里一线牵”的社会。手机便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呼叫,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这是其利。然而,我们又可能随时随地被叫,随时随地受到手机铃声的干扰。手机迫使你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又使你受到各种短信的骚扰。它把我们牢牢锁定在一个无处藏身、随时待命的囚笼里。

手机像“蜂窝”,它使我们拥挤在密密麻麻的蜂房里,忙忙碌碌,闹闹嚷嚷,几乎丧失了一切独立生存的空间。

手机的创造能力使人疯狂,它的骚扰也使我们疯狂。

莱文森说,手机铃声是挡不住的呼唤。为什么手机铃声使我们疯狂呢?他穷追不舍,从西方的语言和宗教习俗做了一番考察。英文的铃声(peal)就是钟铃(bell)撞击敲打的声音,古法语是apeler,古拉丁语叫appelare,中古英语叫pele教堂用钟声召唤信徒,报告信息。由此可见,手机铃声的诱惑力扎根很深,无论在私下场合还是公共场合,手机铃声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可能受到怠慢。更为离奇的是,希伯来语的pele还有神奇的意思。因此,以色列人干脆把手机叫做“神奇电话” (Pele-Phone),以色列最大的电话公司也干脆叫做“神奇电话公司”。

在过去的几年中,因特网使用者是零增长——2001年甚至还略有减少。然而,手机用户在同一时期却几乎增加了30%。世界范围的统计数字说明,手机比电脑更受人欢迎(参考材料请见移动通讯和因特网协会、尼尔森网络评级公司、斯卡尔堡研究所的资料和克林特·斯韦特2003年的文章《无所不在的手机30年纪念》)。

冯小刚发现,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

刘震云说,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然而,所谓“疯狂”是夸大其词。因为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伤害人的一面。可是,手机的危害性并不比其他技术“危险”。相反,它倒是很温馨的。所以,手机既疯狂,又神奇,且温馨。

有人认为,手机在迅速赶超因特网,很快要取代因特网。这就是说,笔记本电脑、掌上个人助理以及靠它们接收的新闻、图像等丰富的信息,很快就可以用手机来接收。

手机又温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崇拜者中,有一位著名的媒介理论家,叫约翰·卡尔金。他喜欢用家园(hearth)的比方来证明:任何技术媒介都是利大于弊的。他尤其强调技术温馨。他搞了一个拆字游戏,从家园(hearth)抽出四个词:hear(倾听), heart(心灵), ear(耳朵), earth(地球)演绎出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要用耳朵和心灵去聆听地球母亲的呼唤,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温馨的家园。

莱文森进一步发挥了这个神奇而温馨的思想。他说,手机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他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横空出世。过去的电子媒介都非常神奇:电报能千里送话传书;电话能使人远隔重洋通话交谈;广播电台能够由一个人主持对千百万听众说话;电视把举手投足、眉飞色舞的人请进起居室;电脑把一切人类媒介集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把人变成“无形无象”、没有血肉之躯的人送到远方。

可惜,手机之前的一切媒介,即使是最最神奇的电脑也分割了说话和走路、生产和消费。电脑之前的一切媒介都把人拴死了,或拘束在室内,或钉死在椅子上。

唯独手机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送到大自然中去。你可以在高山海滨、森林草原、田野牧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你可以斩断把你束缚在室内和电脑前的“脐带”去漫游世界。只需要一个用大拇指操作的手机,你就可以“一指定乾坤”。

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是“单向”的媒介:或发送信息、生产信息,或接收、消费信息;用这些媒介时,你移动就不能说话,说话就不能移动。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手机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完美、最强大、最潜力无穷的第一媒介。(www.chuimin.cn)

手机是第一个流动家园。过去,一旦出门在外,你就经常与家人失去联系。随身携带这个流动家园,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和家人发短信、打电话,无论你是动是静,无论你在哪一个天涯海角。手机是家园之外的家园,是移动的家园。因特网已然是媒介之媒介,手机则更胜一筹,它是移动之中的媒介之媒介。它把你从电脑边解放出来。

有人说,过去的媒介就像“粘蝇纸”,人就像可怜的“苍蝇”,动弹不得。手机率先解放了我们的身子,使我们能够离开电话、离开电脑、离开房间;然后又解放了我们的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一手握机,就可以游遍天下;手机还可以解放我们的“心”,我们可以一心多用,一边说、一边看、一边做其他的事情。

手机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越来越聪明。过去的手机只能够打电话,现在的手机可以发短信、显彩屏,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和弦铃声,还能够照相,而且它能够联网,几乎能够提供因特网能够提供的一切。手机不仅是更好的电话,而且是更好的因特网。

译完一本书,一定要梳理作者的思想和理论贡献。我喜欢用序和跋给读者导航,并附录一些著名的评论。如果作者健在,还尽可能请其再做一篇中译本序。这本书的介绍大体也是如此。

请允许我三言两语,概括他的突出成就:

(1)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

(2) “补救性媒介”的理论。

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他还有两段神来之笔:“补救性媒介证明,技术决定论要逆转。我们不愿意忍受偷窥者汤姆的冲击,所以我们发明了窗帘。我们不甘心让电视屏幕上喜欢的形象飞逝而去却袖手旁观,所以我们发明了录像机。我们不愿意在文字的沉重压迫下洒汗挥毫,让语词从构思那一刻起就被拴死在纸面上,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文字处理机。拉开距离一看,这些逆转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媒介自动的、必然的突变……然而,实际上,它们是人的有意为之,是用人类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

“因特网及其体现、证明和促进的数字时代,是一个大写的补救性媒介。这是电视、书籍、报纸、教育、工作模式等的不足而产生的逆转,差不多是过去一切媒介之不敷应用而产生的逆转。许多诸如此类的修补,并不是如录像机那么有意为之,录像机是为了医治电视的短命而苦心孤诣制造出来的。但是……有意发明的媒介,和歪打正着解决问题的媒介之间的差异为之缩小……数字传播提升了人的理性把握,在这一点上,一切媒介都成为立竿见影的补偿性媒介。”

再看看电话的补救性演化过程,它的确是一本媒介补救性运作机制的名副其实的教科书:受话器与听筒的合一、一机带多机、电话录音、无绳电话、待机、转机、来电显示,后一个功能总是对前一个功能的补救或补足。

手机的媒介补救性是一本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教科书:振动不响铃既保护自已的隐私,又不使旁人讨厌;单向收费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消费,同时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和弦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多人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已手机响的尴尬;彩屏使手机更加逼真、接近自然;上网使手机胜过电脑;动画使手机的魅力追赶电影电视;短信不用“说话”,既保护自己的隐私,又不“骚扰”别人,还可以省钱;收发电子邮件使人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实时通讯能使人刹那间“过电”;摄像功能使你能够抓拍并及时把最美好的形象发送给亲人。在这本书里,莱文森展望手机的发展,提出了保护主叫方和被叫方的补偿性措施。

(3) “后麦克卢汉主义”。

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可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麦克卢汉去世的前一年(1979),他就提出了与麦克卢汉“媒介决定论”相左的“人性化趋势论”。我们之所以说他超越麦克卢汉,那有两部专著为证。一部是30万字的专著《数字麦克卢汉》,他梳理出麦克卢汉的十余条理论,而不是人们只知道的“老三论”,并且对这些理论做了最全面、最深刻、最权威的阐述。另一部是30万字的专著《思想无羁》,提出以技术演进为主轴的知识进化论。在这两部专著中,他批评并超越麦克卢汉的消极、被动、麻木观。麦克卢汉的结论是:人对技术即自已的延伸浑然不知,麻木不仁,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耳喀索斯(Narcissus)一样,由于迷恋自已水中的倒影,最终憔悴而死。莱文森却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按照他这个理论,我们对媒介有控制的能力。他反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实际上,20余年来,他用六本专著、100余篇论文不断明白宣示并完善他的技术乐观主义。

他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在这本《手机》中,他痛快淋漓地批评了一些著名的媒介理论家,包括他的恩师尼尔·波斯曼(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博士导师波斯曼的)。尼尔·波斯曼说,看电视不仅损害文化素质,而且会损害公民素质,甚至是文明。玛丽·温说,电视是《插头接上的毒品》。杰里·曼德尔走得更远,他在1978年的《取缔电视的四大理由》一书里断言,看电视可能会得癌症。詹·杨在2003年的文章《我讨厌实时通讯的交谈》中说,电脑和网络文本会损害人们的文字能力。麦克维在1910年的《电影:培养罪犯的学校》中说:“这些电影比廉价小说还要堕落,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是血肉之躯。”

与那些理论家不同,莱文森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大谈手机的疯狂、神奇和温馨,论述它如何影响家庭,如何影响谈情说爱、商务和战争。作者认为,手机是革命,是超越电脑和网络的革命;手机把我们送回大自然,使我们恢复同时说话和走路的天性。

他借用伟大的传播理论先驱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认为手机偏向是有利于主叫方,而不是有利于被叫方;同时他满怀信心地说:这个偏向不会坏,只会好。

本书快要结尾的时候,他为主叫方和被叫方各出一招,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一场永恒的拉锯战:我们力求在最大限度获取信息和最大限度保护隐私之间寻求平衡。他认为,开发商和供应商在满足亿万手机用户需要的过程中,能够迅速推动技术和社会前进。

他的压轴文字是对手机的高度礼赞:“独立于手机的因特网,开发了海量多样且易于检索的信息。加上手机之后,我们不但能够获取这些信息,而且能够与任何人交谈——在阳光下、大海边、山顶上或城市中心的繁华街道边,想和谁交谈都行。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不再二者必选其一:信息或现实、交谈或自然。那真是……鱼和熊掌两者皆得……”这就是他的技术乐观主义。

如何读《手机》这本书呢?我建议先读作者的两篇序文和译者的序跋,这是了解本书轮廓的一条捷径。此外,莱文森在《手机》和《真实空间》这两本书里,还有一个创新:他给每一篇参考文献都写了提要和评价:他收录的每本书、每篇文章,都既有记述又有短评。作者用心良苦,他要帮助我们读书,不仅要节省我们的时间,而且要给我们提供难以购买、难以稽考、难以检索的“必读书目”。所以我建议,我们不妨把这两个“文献述要”读三次。第一次把它们当做向导,为阅读全书铺路;第二次把它们当做评论家,以便温故而知新。第三次把它们当做导师,由此踏上思考和研究的道路。

2004年3月

(有大量删节;《手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